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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蘇俄文學出版:一個甲子的沉浮興衰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9-08-13 10:23   發表評論>>

對中國讀者影響深遠的蘇俄文學作品

開端

目前發現最早的漢譯俄國文學作品是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翻譯的《俄人寓言》,發表在1872年的《中西聞見錄》創刊號上,最早的單行本則是上海大宣書局1903年出版的文言文《上尉的女兒》,當時書名叫《俄國情史,斯密士瑪利傳,一名花心蝶夢錄》。但俄國文學大規模進入中國,是在五四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俄羅斯文學研究會秘書長劉文飛介紹説,充滿人類情懷和社會變革思索的俄國文學,正呼應了那時國人探討“中國往哪去”的精神需求。所以俄國文學的翻譯傳播,主要是作為精神武器而不是藝術欣賞,被魯迅稱為“給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法國啟蒙思想、德國馬克思主義和俄國文學被認為是五四運動的三大思想源泉。

當時的翻譯作品大多是從俄國文學的日、英文譯本轉譯的,而且“意譯”的成分較現在要多,如魯迅譯《死魂靈》,豐子愷譯《獵人筆記》,還有茅盾的翻譯等。直到延安時期的周揚才開始從俄文翻譯,《戰爭與和平》就有高植、周揚等三個版本。

抗戰時期,蘇俄文學漢譯的重鎮是上海時代出版社(譯刊社),其背景是蘇聯共産黨,實際上是中共在暗中管理,專門做蘇聯文學的翻譯出版,裏面的工作人員後來都是享受離休待遇的,草嬰、馮雪峰等一批翻譯家、編輯在文化戰線工作。建國後,時代出版社的工作人員直接過渡到新中國,被分散到人文社、上海譯文等單位,成為新中國最早的一批俄文編輯和譯者。

第一次高潮

建國之後,蘇俄文學的翻譯有過兩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當時國內一切向蘇聯老大哥看齊,掀起“全民學俄語”的熱潮。那時的蘇俄作品出版體現了兩大特點:第一是多,第二是集中。

所謂多,首先是作品多、印量大。記者查閱中國版本圖書館出版的《1949-1980外國文學著作目錄與提要》的不完全統計表明,……而據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建華統計,從新中國成立到1958年底,不計報刊發表的作品,我國共譯出蘇俄文學單行本3526種,總印數在8200萬冊以上,分別約佔同時期全部外國文學作品譯介種數的三分之二和印數的四分之三。總量大大超過前半個世紀譯介數的總和,被譯介的蘇俄作家有一千多人。

多了難免氾濫。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資深俄語編輯張福生感慨説,那段時間,蘇聯的作家差不多寫點什麼我們就翻譯過來,連三流作家、不入流的作家都介紹進來了。而現在,一流的俄羅斯作家和二流作家的一流作品往往也不能都進入中國。

其次,是讀者多。《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很多經典著作和《喀秋莎》、《紅莓花兒開》等歌曲一起,培養了國人的蘇俄情結,成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回憶。那一代的中國人很多人學過俄文,當時的説法是,俄語是社會主義語言,比資本主義語言英語要優秀,尤其是1958年赫魯曉夫來華,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年大慶,俄語熱發展到高潮,全民開展俄語速成班教學。有的英語教員,放棄英語從頭學俄語,學了幾年,學成了,一天都沒用,回頭還是教英語。學俄語的國人對於蘇俄文學的閱讀要求也隨之激增。

隨之而來的,國內蘇俄文學翻譯出版的相應人才也多,出版社的專業編輯多。人文社直到現在仍然堅持的制度,翻譯作品的責任編輯要求必須是原語言專業。那時,俄文編輯是外文編輯中數量最多的,從那時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人文社還有十多位俄文編輯,而負責整個北歐文學的編輯才一位。同時,專業翻譯人才也多。北京大學俄語系在一段時間是北大最重要的部門,熱門得很,不僅有專門的“俄文樓”,而且俄文樓門前停的高級小轎車最多,校領導都要在俄語系挂個名兼點事,表示“要求進步”和“革命”。俄語系成了大系,因為要承擔全校的公共俄語課。以至於到了今天,北大俄語系已經是小係,人員不多,但離休人員的比例卻是全校最高的。其他學校也培養了大量俄文翻譯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俄文翻譯的報酬也不錯。上世紀50年代,社科院外文所老所長葉水夫翻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得稿費9000塊,在王府井買了個四合院(據説其實是一個小三合院),這是文化界很典型的一件事情。同樣的工作,現在的稿費連四合院裏的一個廁所都買不起。劉文飛笑稱,那個四合院現在折價5000萬。後來四合院拆遷,補給了葉先生三個三居室,而那時候,大家一般都住在筒子樓裏。三個三居室那時候給人的概念,相當於現在的十棟別墅。當時翻譯的高報酬一直持續到文革前。

但是,在“多”的同時,又“集中”。當時的出版社、譯者和編輯都高度集中,看書的人多,但看的都是一樣的書。學俄文的多,但翻譯的人比例並不大。北京大學俄語系的臧仲倫教授介紹説,很長一段時間,只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兩家可以出版翻譯文學著作,而他們又必須通過社科院外文所的編委會開展工作。很多托爾斯泰、契訶夫等重要的蘇俄作家也基本上是“包乾到戶”,出版社、譯者、編輯都是固定的,不出名的翻譯者常常會“插不進去”,只能繞開名家名著,找些小冊子翻譯。張福生説,那個時期的俄文編輯“專業”到了個人,編高爾基的就只編高爾基一人,不編托爾斯泰。

這個時期蘇俄文學譯介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一代中國人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情感上都打上了蘇俄文學的烙印。其次,當時對於文學創作和出版的嚴格管理,作協的建立和運作,對文學作品要求“階級性”“思想性”的價值要求和取向,都與蘇聯類似。最後,除了與文學相關的制度,漢語言和文學創造的發展也受到直接影響。上世紀50年代是現代漢語的奠基時期,現代漢語在那一時期仍然處於形成階段,翻譯家的語言風格對於文學語言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對於漢語的發展也影響深遠。今天的漢語有西化的成份,與那個時期的翻譯工作有極大關係。草嬰、汝龍、滿濤、焦菊隱、錢誠、姜椿芳、曹靖華、戈寶權等老一代蘇俄文學翻譯家為讀者奉獻了數不勝數的經典譯著,他們的再創作構成了現代漢語發展中的亮麗景觀,同時也滋養著中國現代文學的成長。

文章來源: 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 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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