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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五週年 國際反恐鬥爭仍需反思
中國網 | 時間: 2006-09-11  | 文章來源: 中國網

    “9·11”以來,全球反恐意識空前高漲,反恐理念日益深化。國際反恐合作無論是從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全球性、區域性與雙邊反恐公約、協議與協定大量增加,反恐情報交流與共用、司法合作逐步加深。此外,世界很多國家都將反恐納入國家安全戰略,制定或重新修訂相關反恐的法律,加大對反恐的人力、物力與資金的投入,積極研發新的反恐科技手段,強化各種反恐措施。在此情況下,國際反恐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摧毀了“基地”在阿富汗的大本營與訓練營地;推翻了支援、資助“基地”的塔利班政權;打死或逮捕許多恐怖分子;陸續挫敗多起重大恐怖襲擊圖謀。

    但與此同時,國際恐怖主義仍然十分猖獗,重大惡性恐怖事件不斷發生,仍是國際社會的一大安全威脅。可以看到,恐怖與反恐怖這對矛盾之所以出現一種悖論現象,既需要對“9·11”後恐怖主義的一些新動向進行深入研究;也需要對國際反恐鬥爭進行全面反思。

    恐怖主義因應國際反恐形勢的發展變化

    “9·11”後,國際反恐形勢對以“基地”為核心的恐怖主義勢力形成高壓態勢。阿富汗戰爭與各國加強反恐措施,迫使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出現一些新的形態與活動特點。

    首先,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在組織結構形態上發生較大變化。

    “9·11”後,以“基地”網路為核心,加之“基地”的同盟者,以及投靠、加入“基地”的其他恐怖組織,形成一個遍佈世界各地的全球恐怖網。“基地”是這個恐怖網的“大旗”,本·拉登則成為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精神領袖”。這些恐怖組織依靠相同的恐怖意識形態,建立起有形、無形的勾聯網路;恐怖分子不僅化整為零、相對獨立,而且盤根錯節、遙相呼應。與“9·11”前的恐怖組織指揮結構相比較,恐怖活動已由單中心(阿富汗)變為多中心(分散到世界各地),伊拉克成為國際恐怖勢力宣傳、招募、訓練的新舞臺。這種多中心,可以從每年發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恐怖事件中看出。這些恐怖組織的行為方式更像是“恐怖螞蟻”:依靠相互能夠識別的“氣息”,“努力”攻擊共同的“目標”。同時他們也具有“恐怖殺人蜂”的特點:外來恐怖理念、技術、資金與當地恐怖分子相結合作案。這些新的特點,使得國際社會打死或逮捕一兩個恐怖組織頭目,都難以阻止他們發動恐怖襲擊。

    其次,年輕的土生土長的恐怖分子構成恐怖活動的新生代。

    恐怖分子“低齡化與本土化”現象的出現説明,其中有許多人是“9·11”後加入恐怖活動陣營的。這些新生代恐怖分子漸成氣候,他們在恐怖理念、行為方式與恐怖手段上與老牌恐怖分子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看到,國際重大惡性恐怖事件發生的頻率,由“9·11”前的兩年一起,增加到“9·11”後的每年兩起以上。他們認為,只有製造更大規模的恐怖事件,殺更多的人,才能更加充分地“表達”他們的意願。值得警惕的是,當今國際恐怖組織新生代中不少人在西方接受教育,對恐怖犯罪技術手段和西方社會安全漏洞瞭如指掌。

    第三,恐怖分子不斷尋求新的更具殺傷力的作案手段。

    “讓更多人看,更要讓更多人死”的“基地”組織作案模式成為恐怖活動的“藍本”,被越來越多的恐怖組織效倣。世界各地發生的重大恐怖事件都呈現長期準備、精心策劃、連環爆炸、濫殺無辜等特徵。一是大多使用自殺性人體炸彈與自殺性汽車炸彈實施攻擊。特別是重大恐怖事件幾乎都是使用自殺性汽車炸彈。這種襲擊方式一方面破壞性很大,往往裝滿炸藥的汽車炸彈能造成大量人員傷亡與財産損失;另一方面防範難度較大,借助汽車的防衛與攻擊能力可突破一般性的防恐措施。二是系列爆炸事件頻繁發生,形成規模性轟動效應。這種系列爆炸主要表現出兩種形態:一種形態是針對同一目標或在一個城市同時進行多起爆炸活動,由此造成恐怖活動四起的廣泛恐慌效果;另一種形態是在不同國家幾乎同時進行連環爆炸活動,形成恐怖活動相互呼應的局面。此外,恐怖分子還在處心積慮尋求新的恐怖手段。今年恐怖分子就圖謀使用液體爆炸裝置,襲擊英美航線客機,製造英國空、大西洋和美國上空連續三波爆炸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數和影響都不亞於“911”。甚至為避過機場安檢,要在女性乳房中植入爆炸物。

    第四,恐怖分子的襲擊目標選擇上更加複雜多變。

    擴大化趨勢非常明顯。陸、海、空目標都處於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下,針對“軟目標”的襲擊越來越多的同時,也不斷謀劃對防範嚴密的目標的襲擊。陸上目標仍是恐怖襲擊的主要對象,包括建築物、地鐵、商店、各類公共場所等;民航客機仍有遭受恐怖襲擊的危險,包括以肩扛式導彈攻擊、劫持、炸機,或將客機當作再次攻擊的武器;港口、海上船隻與設施面臨的恐怖威脅也越來越大,如伊拉克海上石油輸出設備遭攻擊等。與此同時,恐怖襲擊也轉向更加“脆弱”的目標。俄別斯蘭人質慘劇表明,殘忍的恐怖分子已把矛頭指向小學生,這使得反恐鬥爭更加艱巨。

    第五,要高度恐怖分子獲取並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雖然今後恐怖活動的常規手段仍是爆炸、劫持、綁架、暗殺等,但值得人們警惕的是,恐怖分子很可能會在襲擊手段上尋求再次突破。“9·11”以民用航空器作為武器的作法,已是恐怖分子在襲擊方式上打開了“潘多拉”盒子。2004年俄兩架民航客機遭劫持後墜毀,可以説是一次未遂的“9·11”。因此,今後恐怖分子很可能會採取各種難以想像的手段,進行恐怖攻擊。其中最為國際社會所擔心的就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種以核生化為代表的毀滅性武器一旦為恐怖分子所掌握,其災難性後果難以想像。

    在核生化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恐怖分子最有可能掌握並使用的就是化學武器。1995年日本東京地鐵毒氣事件,已給人們敲響警鐘。2004年4月26日,約旦挫敗的一起“基地”成員企圖使用化學武器襲擊首都安曼的圖謀,更是使世人觸目驚心。據稱一旦恐怖分子的陰謀得逞,安曼心臟地帶將為“毒雲”籠罩,可造成多達數萬人的死亡。今年,英國又破獲一起將毒氣與炸藥裝在背心裏的未遂恐怖事件。與此同時,生物恐怖活動的仍是今後籠罩國際社會的一大陰影。美國“9·11”後炭疽恐怖活動的恐慌,一些國家生物實驗室中變種病菌、病毒的培養,流行疾病的爆發,都可以看到未來生物恐怖活動的威脅。此外,雖然恐怖分子製造或獲取更具殺傷力的核武器仍有很大難度,但是越來越多的核材料走私,使得人們可能遭到“臟彈”襲擊的威脅增大。因此,如何防範恐怖分子獲得並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已成為國際反恐的當務之急。

    國際反恐鬥爭仍需反思

    國際恐怖勢力的發展變化,迫切需要國際社會採取相應措施。但由於國際反恐鬥爭中的一些基本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加之一些國家“反恐”僅從本國利益出發,激化了一些民族宗教矛盾,導致了“越反越恐”的局面出現。

    第一,國際社會未能就恐怖主義的定義問題達成一致。

    雖然國際社會認識到恐怖主義的威脅越來越大,但迄今為止對於什麼是“恐怖主義”這個問題仍未得到解決。世界各國政府,包括專家學者給“恐怖主義”所下定義已達150多個,這實質上也突顯國際社會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狀態。這種狀態常常導致“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鬥士”的怪論,也是國際反恐的最大阻礙之一。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各國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來源不一,需對付的目標不同;二是恐怖主義跨國活動的“一地策劃,異地實施”的特點,導致一些“勢力”把恐怖主義作為一張“牌”;三是一些國家在恐怖主義問題實行“雙重標準”,只打擊對本國利益構成威脅的恐怖主義,有時甚至支援縱容對他國構成威脅的恐怖主義。

    第二,對産生恐怖主義的根源認識不統一。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恐怖主義在各種措施的嚴厲打擊下仍在氾濫,有其根源問題。貧困、貧富差距、國際關係中的不公正現象,社會動蕩不安、種族部族衝突等,在一定條件下成為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當前經濟全球化的一些副作用還在加深、加重這些問題。要徹底剷除恐怖主義,就必須採取綜合治理。在打擊各種現存恐怖主義的同時,更應注重解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不平衡,緩解國際社會矛盾,減少衝突,防止潛在恐怖主義的出現。由此可見,當前國際反恐鬥爭偏重於對現存恐怖主義的打擊,對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溫床、環境問題重視不夠。國際反恐鬥爭雖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收效並不十分顯著。

    第三,美國反恐擴大化,偏離了國際反恐的正確方向。

    這種擴大化表現有二:一是美國利用其超常實力,迫使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的反恐標準與意識。其中最受爭議的就是反恐中的“非友即敵”論,美總統布希及其政府高官多次強調,站在美反恐一邊是其“朋友”,反之是其“敵人”。因此,國際社會反恐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是跟隨美國的反恐戰略。在這個意義上,當前的國際反恐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造成的。二是美國實施“先發制人”的戰略以及單方面以武力改變別國政權的做法,嚴重威脅現行國際安全體制。2003年3月,美國不顧國際社會、主要盟國和國內輿論的強烈反對,在沒有安理會授權動武的情況下,與英國等少數國家一起發動了伊拉克戰爭。2004年,雖然表面上美將政權移交給伊拉克臨時政府,但並無實質性的變化。伊拉克戰爭並未給該國帶來和平與安寧,也沒有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安全感。相反,戰爭造成的問題更多、更為複雜。截止目前,美雖抓獲了薩達姆,但仍未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與伊拉克與“基地”組織有牽連的證據。在伊拉克美軍“虐囚事件”、關塔那摩褻瀆《古蘭經》等,更是帶有明顯的宗教歧視色彩,致使很多國家反美、反西方的情緒充分發酵,有利於恐怖活動的發展蔓延。由此可見,正是美借反恐謀私利,才使得“基地”等國際恐怖勢力得以喘息並重組重建。

    第四,一些西方國家錯誤的反恐矛頭助長了恐怖主義的發展。

    雖然説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只是極少數人,但當前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往往把它與特定的民族與宗教掛鉤。如美國總統布希就把恐怖極端主義稱為伊斯蘭極端主義;西方一些媒體把當前的恐怖與反恐看著是一種文明衝突。這實際上是把極少數恐怖主義的行為安到了伊斯蘭文明的頭上,顯然是十分錯誤的。特別是在西方國家,反恐機構把監控重點放在特定族群身上,進一步激化了這些國家的族群矛盾。可以看到這樣的環境對反恐並不利,而更有利於恐怖分子拿來當作“活教材”,蠱惑更多的人加入恐怖活動行列。

    國際反恐鬥爭要取得實效,必須解決阻礙有效反恐的各種問題,要切實做到反恐的“標本兼治”。國際反恐合作,要重視聯合國的主導作用,而不是一兩個國家來發號司令;要以國際社會整體利益為重,擯棄“雙重標準”;要重視解決發展與發展不平衡問題,在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中實現真正的公正與民主;要承認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社會發展的多元性,不要強行推行本國的價值觀。只有世界各國同心協力,既重視打擊現存的恐怖主義,又重視解決産生恐怖主義的根源問題,才能逐步剷除恐怖主義。(李偉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網專題:9·11”五週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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