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2月28日的《光明日報》中，知名作家、導演張曼菱在《這個民族的中醫》一文中回憶了自己與中醫的“瓜葛”，其中提到了自己採訪李政道時發生的與中醫藥有關的趣事，讓我們重溫此文，緬懷先生。

妙手回春

我們每個人都與中醫有“瓜葛”。

眼下的“90後”“00後”，顯然很在乎那些情人節、耶誕節，但他們也不會忘記板藍根。但凡幼時“上火”，或是如今喜歡吃燒烤，長輩總會令他們吃幾片板藍根化解，以免嗓子發炎，釀成病症。而往上數幾代人，大都有被中醫救治的經歷。

我是感恩中醫的，中醫曾救活弱小無助的我。我和家人都不知道那位郎中的姓名，但那一塊“妙手回春”的匾額，今生是挂在我的心裏了。

我父母自由戀愛結合，喜得愛女，然不到一歲，嬰兒患上急症，民間叫“抽風”。小人兒痛苦抽搐，口吐白沫，十分危重。父母都是“新派”人物，立即抱著我送往法國人在昆明開辦的甘美醫院。後來我看史料，西南聯大的教授們是“非到疑難重症時，才進這家醫院不可”的，因為它收費高昂，床位不易得。而瀕臨死亡的我，卻被甘美醫院宣判“無望”，放棄救治。

父親請匠人來家，為我量身定做小棺材，以盡對這個小生命最後的愛。

家裏“叮咣”響著木匠作業的聲音，裏屋躺著奄奄一息的我。忽然門外傳來搖鈴聲：“誰家小兒驚風，我有祖傳秘方……”這一刻，恰似《紅樓夢》。奶奶急奔出門，攔住了那個遊方郎中。如果不是到了無門可投的地步，我父母是不會讓一個路人來醫治愛女的。遊走四方的“草醫”，是連門診鋪面也沒有的。

我曾多少次想像當時的情形：一個衣著潦倒、面目滄桑的“江湖郎中”走到翠湖邊的黃公東街富滇銀行宿舍，一幢氣派的法式洋樓前，挺有底氣地“喊了一嗓子”，而後拘謹地走進我家，到小床前看這垂危嬰兒，從行囊中取出四粒黑色的大藥丸，吩咐每粒分成四份，以溫開水服下。

奶奶喂我，父母任之，不存希望。撬開小嘴，第一份咽下，我停止了抽搐。母親説，當時還以為“完了”，仔細一看，是寧靜了。按時辰，將第二份服下，我睜開了眼睛，骨碌骨碌四處看。四粒藥丸沒有吃完，我已經能辨認親人了。父親拎起小棺材出門，送到一家醫院的兒科，捐了。

在那個年代，凡是有點知識和家底的人，都以去西醫醫院為上策。而我，用命試出了中醫的真偽。

“五四”以來，中國社會存在著某些偏激，在對待自己傳統醫學的態度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視為至尊的幾位先驅，胡適、魯迅，都排斥中醫。究其原因，有因個人的經歷而懷有厭恨的，也有因改革“舊文化”的意願太迫切所致。中醫顯然是被誤傷了。

在現代史上，中醫身影飄零。在教科書裏，大概只有《扁鵲見蔡桓公》與中醫有關，但人們的關注點多在“為政”，而非“醫理”。

當屠呦呦女士以青蒿素拯救非洲，榮獲諾獎，中醫中藥才在世界上喊響了“這一嗓子”。屠呦呦説，祖國醫學裏還有許多珍寶值得後人發掘。

我插隊的德宏，是歷史上有名的“瘴疫之地”。《三國演義》諸葛亮“七擒孟獲”就吃過“瘴癘之氣”的大虧。唐代天寶年間征討雲南，白居易在《新豐折臂翁》裏反覆提起的也是瘟疫：“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對瘟疫的恐懼，使當年這位壯丁自折其臂。直到從金雞納樹上提取汁液製成奎寧，對瘧疾才有了控制。我這個知青曾是寨子的“抗瘧員”，每天收工後把藥片送到傣家飯桌上。

在那首《祝酒歌》還沒有唱響全國時，我參加下鄉醫療隊到滇南石屏縣，趁機學習中醫，不辭做最辛苦的事情：上山採藥，回來晾曬、焙治，管理藥房。我對“脈象”把握精準，得到隊裏中醫的賞識。“洪脈”“滑脈”“弦脈”都與文學的意象相通，所以學中醫是必須學好中文的。“把脈”是中醫非常要害的一手，有些病人是説不準病情的。我把脈時還發現了兩位孕婦，農村婦女羞于説出實情，若不調整處方很容易導致流産。

四氣五味，八綱辨證，中醫原理與中國人日常説的一些成語是溝通的，如“陰盛陽衰”“此消彼長”“月滿則虧”“否極泰來”“禍福相依”……在中醫和道家的觀念裏，人從來不會高過自然，人要配合、服從自然。例如四季的飲食與作息，春天發動，冬天收藏，講的是氣，也是萬物的規律。這些思想不斷深化，影響著我的人生。

假如不是高考恢復，我的出路可能就是中醫。

伴同生死

2000年春，我到京採訪李政道先生。我帶去一盒雲南的天麻、三七藥材。有人告誡我：“人家留洋多年的學者，不會要你這帶土的也沒有消毒的東西。”而李的同窗沈克琦先生卻説：“李先生信這個。他這次來，就是特意到北京中醫醫院去看病的。”果然，李政道很高興地收下了。

2015年春，我到台灣世新大學參加學術交流會。我將一批雲南白藥産品分送給台北的西南聯大學長。抗戰時期，雲南白藥支援前線，深受將士們的喜愛，也在這批“高知”的心目中留下了神奇的印象。

我到“金三角”探望遠征軍眷村時，看到東南亞人民和華人依然崇奉著中醫，將來自中國的中成藥視為至寶。在泰國最有名的大學裏，開設有中醫課程。

中醫頑強地生存著，“清貧”是它的特徵，也是它與人民不可斷的紐帶。其實，無論什麼社會階層，中國人早將中藥視為家常必備之物。誰家抽屜裏不會收著幾盒廉價的中成藥呢，藿香正氣丸、通宣理肺丸，更有速效救心丸，可謂功德無量。因為樸素，因為可靠，反而被輕視，這很像是一個不成熟的孩子對待親人的態度。

中醫與這個民族是同生共死的。在那些著名中醫的傳記裏，總有這樣的故事：當無名瘟疫暴發，中醫臨危受命——這個“受命”，不一定來自皇帝或是官家，更多的是他們內心的召喚。他們挑起藥擔，帶著弟子，深入疫區。在那些村鎮，他們立灶架鍋，熬藥施救。民眾們端碗喝藥，醫者觀其效果，不斷改進配方，由此留下很多因時因地配製的不同藥方。所謂“逆行”，是中醫的世代擔當。救人救疫，豈論成敗功過，只謂問心無愧。

自“神農嘗百草”到我們那些歷歷可數的家珍——《傷寒論》《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等，中醫歷千年護佑著這個民族。世界上，瘟疫與逃亡留下了一座座曾經高度發達的城市，漸漸被荒漠湮沒，而華夏大地上卻沒有因為瘟疫而被廢棄的地方。

西醫對病症講究精準的學理分析，沒有勝算不會出手，它是一門科技，能夠發出“科學的判斷”。也正是這一點讓現代人質疑中醫。

至於“庸醫”，其實每個行當中都有優劣之分，但西醫因為有診斷的科技憑證，“誤判”往往能夠得到開脫，而世人對中醫則“人死必究”，故“劣跡”斑斑。

“疫”火重生

去年，我通覽一本《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中華書局出版，台灣學者皮國立著），主軸寫民國以來的疾病與醫療史，中醫與西醫在細菌學上的不同醫理和對抗，可謂艱澀探索。其視角是中西醫的“對決”，作者對中醫懷有危機感，甚為悲觀：

在中西醫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近代中醫同西醫在熱病治療學的較量上，完全沒有屈居下風，值得讀者省思。若是連“喊戰”“抗戰”都沒有資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麼中醫“生命”也將走向盡頭。史事可鑒，研究中醫者能不警醒乎？

我想，隔著海峽，皮國立先生一定也在關注大陸的抗疫之戰。他會驚訝並欣喜地看見，在中國大陸這塊母土上，所謂“沒有硝煙的戰役”，再也不是中醫和西醫的“對決”，而是二者攜手同戰病毒——醫生們沒有執著于學理上的分辨，沒有門戶的私心，完全從救人的實效出發，互相印證，各得其所，各出妙招，共同制定方案。

引用武漢抗疫前線一位西醫的話：“中西醫結合，效果非常明顯，也得到了國家層面的高度認可。中醫在這次戰‘疫’中表現耀眼，有目共睹。”

就在前幾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新聞發佈會中談到：“80%的新冠肺炎患者是輕度症狀，能夠自愈或治愈，並不會發展為重症。”輕症患者的“自愈”和“治愈”，實際上就是中醫所説的“排毒”過程。如果沒有中醫的介入，“自愈”對於很多基礎體質不好的人，是很難實現的——病毒損壞了人的生理機能，生命非常脆弱。中西醫護工作者以人為本，聯合對抗疫情，才構成了“自愈”的安全軌道。沒有中醫，輕症患者的佔比恐怕不會是80%。

背靠民族的根基之學，中醫正在成為開放的醫學，吸納西醫的諸多手段，補充自己的“短板”，尤其是診斷標準。而西醫也樂於“就地取材”，與中醫握手言歡，正在成為“中國式的西醫”。疫情中的醫者，也是仁者與智者，正在創造人類醫學史上的奇觀。

近年來，中醫課程進入了小學課堂——作為中華民族“大人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醫沒有理由不進入。我想，這並非讓孩子背“湯頭”，而是要讓他們懂得“天人合一”的養生之道，多讀一些歷史上中醫治病救人的故事，懂得醫德、仁愛，讓他們學習中國傳統道家的哲學，如《道德經》，因為它和中醫是一體的。學中醫，就是要了解我們這個民族的祖先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看待未來的。不僅是小學生，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懂得“天人合一”“萬物漸進”的道理，懂得“無為而治”會使身體和社會都安靜下來，少一些破壞性的騷擾。

“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這句話本是中醫的醫理，也可成為疫情中的我們自強不息、正氣凜然的座右銘。

闖過這次大疫後，我們更應該為子孫萬代栽培好中醫這棵庇蔭大樹，留下防護堤，中醫不能再疲軟下去了。都想一想，為中醫的發展還能做些什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