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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毅：《知識分子》主編、北京大學教授

今天，中藥的研究，只有科學的道路、還是有不同於科學的道路？這是一個問題。與此相關，今天對於中藥的標準，只能是科學的標準、還是有不同於科學的標準？也成為了一個問題。

如果審視科學，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中藥的研究只能是科學的研究，中藥的標準也必須是科學的標準。

現代醫藥來源於多個地區

現代科學傳承多個文明

我們的中藥傳統歷史悠久，但是世界上很多文化、很多人群、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出現醫藥相關的發現或發明。受古希臘科學傳統影響的西方誕生了現代醫學和現代藥學，在中國有時被誤稱為西醫、西藥。所謂“西藥”吸收了人類文明發生過程中很多地區的成就，不僅是歐洲。

在抗瘧疾的藥物方面，早就全球風靡的奎寧，並非起源西方，而是起源於秘魯的土著。他們知道金雞納樹的樹皮可以治療瘧疾，用糖水泡樹皮可以減少樹皮的苦味。17世紀的傳教士將金雞納治療瘧疾的方法引入歐洲。在國王查爾斯二世用後，英國更為流行使用。

1820年，法國科學家從金雞納樹提取出單體的化學分子奎寧，它是金雞納樹皮抗瘧的分子。奎寧可以化學合成，也可以從金雞納樹皮中提取，曾經很長時間提取比合成在經濟上更合算。以後科學還合成了氯喹，避免奎寧的一些副作用。

但是，並沒有人把奎寧稱為秘魯藥、或者美洲印第安土著藥。事實上，這只是一個例子，還有很多其他例子如牛痘免疫等等，説明現代醫藥是相容並包的，在科學精神指導下，以科學的方法，按科學的標準，吸納全世界所有民族和地區的經驗，從植物、動物、礦物等等來源中得到治療有效的藥物。

有更多的事實證明現代的科學也吸收全世界的成就，不是西方科學，而是世界科學。中國的科學傳統雖然相當薄弱，但也對世界也有所貢獻。中國也積極吸收世界的科學，沒人要獨創中數、中物、中化、中生以區別於世界的數學、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回眸：中藥抗瘧的現代化研究之路

中藥的現代科學研究，19世紀的日本就有貢獻。在內憂外患的艱苦環境中，中國人也前赴後繼用現代科學研究中藥，像今天大家熟知的諾貝爾獎得主屠呦呦先生，而中藥現代化的歷史迄今已逾百年。

1923年至1925年，陳克恢在美國獲得生理學博士後曾回國兩年，在北平的協和醫學院藥理係工作，他在那裏的研究分別於1924年和1926年發表了兩篇英文論文，發現麻黃素的藥理和臨床應用。他從舅舅那裏知道中藥麻黃的重要性，麻黃的化學成分麻黃素由日本人用化學方法提純，而他發現藥理和臨床作用時只是一個剛剛獲美國哲學博士的年輕科學工作者，其後麻黃素在全世界得到應用。

麻黃素和它的衍生物很可能是全世界銷量最大的從中藥取得的單體化學藥物，其中就有一個年輕人在中國普遍缺乏科學的時期在北平做的工作。陳克恢在中國工作兩年後，回到美國再攻讀了醫學博士學位，曾任禮來藥廠研發部主任、美國藥理和實驗治療學會主席、國際藥理聯合會名譽主席，成為百年來在全世界取得最高學術地位的華人藥理學工作者。

在抗瘧藥方面，我國藥理學家張昌紹教授是從中藥提取化學抗瘧分子的先驅。畢業于上海醫學院的張昌紹，留學英國倫敦獲藥理學的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工作過。1940年代初，張昌紹離開環境優裕的美國，回到戰爭中的祖國，在重慶的中央衛生研究院和上海醫學院任職。他放棄自己的神經藥理研究，轉而研究中國當時需要的抗瘧藥。因為在戰爭期間，大批中國軍人、中國平民進入瘧疾高發區，外國軍隊也在瘧疾高發區作戰，都迫切需要抗瘧藥。

荷蘭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大量種植金雞納樹，到1930年代佔世界總量的97%。日本佔領爪哇島後，金雞納樹的産地被日本控制，盟軍在需要抗瘧藥的情況下卻喪失了抗瘧藥原料來源，所以盟軍在當時非常希望發現新的不依賴於金雞納樹的抗瘧藥，美國、英國、中國都在研究新的抗瘧藥，只是開始沒人相信中國會有重要發現。

美國不僅科學水準比中國高很多，而且本土沒有發生戰爭，而中國當時很多科學家生活都有困難，包括西南聯大的一些教授的太太都在外面擺地攤，補貼先生教書的收入。有一些科學家沒有玻璃試管，而是用竹子做試管，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發現抗瘧藥可能近乎天方夜譚。

中國和外國（如越南、印度）都流傳過植物常山可能治療瘧疾的説法，常山也出現于抗瘧中藥復方中。在其他科研工作者也有一些研究的情況下，張昌紹帶領他的學生周廷沖和技術員等做出了一系列貢獻，並與化學家趙承嘏和高怡生等合作，成功地從常山獲得單體化學分子常山鹼和常山新鹼，並證明其抗瘧作用。他們從1943年至1948年發表了一系列原創性論文，有很大的潛在的應用意義。

陳克恢關注到中國的藥物研究，讓美國空軍從中國運常山到美國，供美國藥廠和大學進行研究，其中加州理工學院的兩位化學家也分離到了常山鹼，但晚于張昌紹、趙承嘏。雖然當時中美在抗瘧藥物研究總體上是合作，但實際也出現了競賽，而且以張昌紹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居然領先。

常山鹼沒有得到應用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它有非常強的催吐副作用，這是一個很奇葩的副作用，常山是作用於瘧原蟲才治療瘧疾，而導致嘔吐是作用於人，所以常山鹼同時作用於瘧原蟲和人是很有趣的一個科學現象。後人希望把抗瘧作用和嘔吐副作用分開，可惜迄今沒有成功。但是從中藥得到單體抗瘧分子的過程，張昌紹等人為包括屠呦呦的後輩中國科學家提供的典範。

張昌紹長期主持上海第一醫學院藥理係，一直到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但是張昌紹以及與他相類似的一批留學西方的科學家不僅身體力行、也培養了一批後來的科學家。屠呦呦在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的老師之一樓之岑，也在留學西方後回中國用現代科學研究中藥。

在1960年代中期，中國再次出現需要抗瘧藥。當時中國與越南並肩抗擊美國軍隊，無論是美軍，還是越南和中國軍隊，在越南戰場上戰鬥力下降最大的因素不是直接打死、打傷，而是瘧疾，所以雙方都希望找到新的抗瘧藥。

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們在前人的基礎上做了一系列工作，確定了青蒿的抗瘧作用，並分離純化獲得單體化學分子青蒿素，證明單體分子的抗瘧作用。在這一系列工作中，屠呦呦毫無疑問最具代表性，她當之無愧地獲得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發現青蒿素有抗瘧作用以後，還有其他的化學家、生物物理學家，包括上海有機所、上海藥物所、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人員參與過不同工作，也都是用現代科學推進青蒿素相關藥物的研究和發展。

197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從中藥獲得的重要科學發現，是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中醫科張亭棟先生做出的。在1970年代初期，黑龍江省有位鄉村醫生用砒霜、蟾酥和汞作為復方治療各種各樣的病人，包括感染的病人，也包括癌症的病人，其中有些人好像是有治療效果。

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藥劑科的韓太雲藥師做了一個製劑，叫癌靈1號，含砒霜、蟾酥和汞，居然有癌症病人給治好了。但接下來癌症藥物被濫用於治療各種各樣的癌症患者。砒霜有毒，如何用作藥物是一個很難的問題，西方和中國都有人用過，可是這些人不能真正叫發現者，因為他們沒有確定砒霜到底是用於什麼病，一不小心可能毒死人而不是治病，只有“以毒攻毒”這個哲學原理是遠遠不夠的。

張亭棟是在其他人的基礎上做了一系列工作，從1973至1979年確定砒霜單體化學分子三氧化二砷能夠治療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1990年代以後在全國推廣速度加快，而後在世界上推廣，挽救了白血病人的生命。正如張昌紹是常山鹼最有代表性的發現者、屠呦呦是青蒿素最有代表性的發現者一樣，張亭棟無疑是確定砒霜治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百年來，我國建立了現代科學研究中藥的途徑，用現代化學從中藥得到分子，用現代藥理學研究這些分子的作用，在實踐中獲得成功，建立了中藥科學研究的傳統，證明現代科學研究中藥的有效性。

可能存在不符合科學的中藥嗎？

天才如愛因斯坦可以顛覆牛頓力學，但他並未推翻物理學，而是發展，也證明了科學精神、科學標準、科學原則都能夠經受考驗，包括某些學科、理論被顛覆的考驗。

中藥如果超出科學，那需要我國已經出現了很多遠遠超過愛因斯坦的人，否則恐怕是異想天開。

中藥有復方、個體化的説法，既有道理，也有問題。現代科學，包括現代醫學和藥學，都完全可以包容復方、整體、個體等，而且實際也有紮實的工作。

現代醫藥學（所謂“西醫“、“西藥”）並不排除用復方，抗癌藥帶來癌細胞下降的時候，同時也用提高白細胞的藥，減少抗癌藥物的副作用。這是很多科學家、很多藥廠做了很多動物和人體試驗後證明的。但迄今為止一般僅兩個藥、或少數幾個藥需要聯合應用。

而中藥復方經常是很多味藥組成，是否需要這麼多、是否一定需要復方？常山、青蒿都見於古書的抗瘧復方中，但嚴格的現代科學研究證明它們都單獨起作用，復方的其他味中藥對於治療不是必需的。

可能有少數中藥復方確實是對的，但絕大多數復方缺乏足夠證據。可以從統計推算：中醫的復方常常是十幾、二十味藥，每一味藥裏面含成千上萬個化學分子；誰有足夠資料證明某個23味藥的復方裏面一定不能減掉3味、而必需20味，有沒有可能甚至減掉20味、只要3味？

確定一定要23味藥的復方，需要多少病人作為樣本。而一個復方需要很多人驗證，中藥書裏面的復方數量很多，如果以此計算用多少人做樣本，恐怕全世界有史以來沒有出生過足夠多可以作樣本的人數。何況，人不是一般實驗動物，也比較困難進行大規模的嚴格研究，特別在科學缺乏的中國古代。

所以，不宜簡單地説中國的藥物都是上千年實踐檢驗的結果，有很多檢驗不夠嚴格、不足以證明其作用。以青蒿為例，有的古書抗瘧藥方裏面根本沒有，而有的古書即使有，也常常不能明確方子，或者寫錯了製作方法，比如用加熱的方法，就會導致青蒿素失去活性，根本不可能治療瘧疾。

中藥現代科學研究並非只能分離純化單體化學分子，如果是多個化學分子起作用，也可以通過現代科學發現多個分子，證明它們在治療上相輔相成、或者可以控制副作用。這在化學、生物化學、藥理學都可以做到，雖然工作量大一些。

所謂中醫個體化治療問題更多。現代醫學也希望個體化治療，而且確實做到了針對少數疾病的患者，可以因為其基因不同而用不同的藥物，這是現代遺傳學和基因組學對醫藥的重大貢獻，開啟了個體化醫學或精準醫學的道路。

但現代醫藥學的個體化治療不會因為醫生不同而用不同方法，大多數醫生都是用同樣的標準診斷和治療病人，當然有些醫生水準特別好、有些特別差，但大多數醫生的標準是一樣的，不會單獨為自己設立標準。中醫中藥中，出現的一個很大問題是，常常對於同一個疾病、同一個病人，用的中藥卻不一樣，恐怕不是個體化，而是診斷、治療標準的問題。

有些公司試圖推動藥監局針對中藥建立所謂不同與“西藥”的標準。需要明確説明什麼不同，如不慎重，可能出問題。無論什麼藥物，一定需要遵循有療效和安全性兩個基本標準，不能脫離療效和安全性設置其他標準。

科學工作者宜認認真真、扎紮實實用現代科學研究中藥，推出對中國和世界有用的藥。

科學是中藥研究的必由之路。

責任編輯: 劉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