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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診治的核心內容是辨證論治，而僅就中醫本身的傳統而言，辨證論治也是與辨病相結合的。從歷代中醫著作中可以看到龐雜的病名系統以及很多因病而設的方法和方藥，反映古代醫家以“病”為綱研究疾病實質，進而把握共性，探索規律。西醫傳入之後，中醫強調辨證論治為特色，同時，融會新知，創造出一種新的臨床診治模式，即西醫辨病與中醫辨證相結合的模式。

中西醫比較，各有其長短，互有優劣。中醫、西醫均有“病”的概念，而“證”則是西醫沒有而中醫特有的概念，而且中醫臨床辨證論治所表現出來的“同病異治”“異病同治”，能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病，具有明顯的優勢和鮮明的特色。

1954年，河北省石家莊市暴發“日本腦炎”，正當西醫束手無策之際，衛生部組織中醫防治醫療隊，在“辨證論治”思想指導下，採用白虎東加味治療，輔以西醫急救措施，取得顯著療效。1956年，北京“日本腦炎”流行，開始亦以白虎湯為基礎方，療效不佳。衛生部中醫研究院腦炎工作組著名專家蒲輔周指出癥結所在，此時氣候濕熱，宜加燥濕之品，遂以白虎加蒼術湯為主，用於臨床，療效甚佳。至此，中醫“同病異治”精髓得到充分的彰顯，因人、因時、因地制宜精神得以酣暢展現，“辨證論治”特色大放異彩，成為中醫診治的靈魂。從此，中醫界開始強調，臨床必須遵循“辨證論治”，不能按照“一病一方”的思路機械套用。

中醫學界開始按“辨證論治”思路，構建其體系。1957年，秦伯未在《中醫“辨證論治”概説》中總結辨證“三步驟”，即：先把整體分為上下、中外幾個部分，再將內臟和經絡分成若干系統，然後按病態分為若干類型。

1960年，中醫學院第1版統編教材問世，突出“辨證論治”特點，這一特點在後來的教材中逐漸得到彰顯。1964年，第2版統編教材出版，在“辨證論治”條下分列：主證、證候分析、治法、方藥，這種編寫體例也為後來的統編教材所沿用。除《內經講義》《中醫診斷學講義》及《中醫內科學講義》外，“辨證論治”這一特色還被推廣並貫徹到中醫外科、中醫婦科、中醫兒科及針灸學等統編教材之中，使臨床各科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以此為主軸得以系統化，辨證論治的診療特色得到進一步的彰顯。

當時研究發現，中、西醫病的概念是不一樣的。西醫病包含疾病的病因、病位、病變器官的病理變化、整體機能的反應狀態、病程演變的階段和預後等多方面內容。因此，在辨證論治之前，了解上述情況，對中醫臨床診治頗有幫助。進一步研究發現，單純西醫辨病、單純中醫辨證都有局限，應當將西醫辨病與中醫辨證結合起來，發揮各自優勢，因此這一時期基於西醫辨病與中醫辨證的新的診療模式就被確立起來了。

1973 年，沈自尹在《新醫藥學雜誌》發表《“辨病與辨證相結合”是中西醫結合的初步途徑》一文，首次依據大量臨床實例和科學實驗指出：對於某一個病種或某一個病人，深入了解其病因、病理、生理、生化的特殊變化以及疾病發展中的證型演變，從中西醫角度辨別剖析，在病與證處找結合點，取長補短，明確現象與本質，或舍病從證，或舍證從病，病證互參，提高臨床診治水準。自此以後，《新醫藥學雜誌》陸續發表了討論“辨證和辨病相結合”的文章，辨證與辨病相結合逐漸成為中西醫結合甚或中醫臨床診治的基本模式。

總之，中醫辨證論治模式，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古今醫家經過漫長的臨床實踐和理論探索總結出來的，但作為中醫學特色是這一時期明確提出來的。西醫辨病與中醫辨證相結合的臨床診治模式，比單純西醫辨病更具優勢，但仍然有待完善。應當指出，中醫固有的辨病與辨證結合模式仍有其價值。

    □ 林明欣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

責任編輯: 劉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