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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是中國文明裂變與再造的時期。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到1911年，晚清政府內憂外患，風雨飄搖。列強環伺的危局，迫使有識之士睜開眼睛看世界，試圖師夷長技以制夷。清末西方文化學術日益東漸，並衝擊著舊有的制度。但清政府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廢科舉興學堂、預備立憲等一系列改良努力都未能成功，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徹底葬送了綿延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

在晚清時期傳入的近代西醫學，漸漸産生了不少的影響。西醫解剖、生理等知識，頗令國人耳目一新，一些“全體學”（解剖學）著作“遠近翕然稱之，購者不憚重價”（《王韜日記》）。西醫外科手術、公共衛生防疫等方面的長處，開始為政府和社會所認識和採納。西醫醫院、學校、報刊、雜誌等在中國相繼出現，出國學習西醫的國人增多，早期以外國醫學傳教士為主體、後來中國人比重逐漸增加的西醫醫護隊伍不斷壯大，並成立相應的學術團體和職業團體。這在客觀上形成了中、西兩种醫學並存的局面。

民國初期，由於政治上的守舊思想仍然強大，不時出現復辟等鬧劇。知識界急於儘快推進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啟蒙，遂發起了“新文化運動”。運動所倡導的“賽先生”即“科學”，成為一種時代精神，而傳統文化則成為“不科學”的標靶，受到猛烈抨擊。與傳統文化血肉相連的中醫，深受其影響，被劃入“不科學”的行列。例如“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1915年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的標誌著新文化運動開端的《敬告青年》檄文，其中就批評中醫説：“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克寒熱陰陽之説，襲古方以投藥餌……”

在時代大潮下，許多知識界名人都借批評中醫來顯示其對科學的崇尚。典型如清末維新運動領導人梁啟超，他在1926年因患血尿不愈，在協和醫院做手術，術後症狀如故，許多人指出西醫手術輕率錯誤，梁啟超本人卻發表公開信為西醫辯護説：“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察，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而白話文的推動者胡適在1935年為《人與醫學》中譯本作序，稱與近代西方醫學相比，“想想我們家裏的陰陽五行的國醫學，在這個科學的醫學史上能夠佔一個什麼地位”，並且發出“多數的中國人至今還不配做病人”的感慨。新文學的創始人之一魯迅早年因父親得病經中醫治療無效，曾發出“中醫不過是有意無意的騙子”的議論。

這些近代知識文化界名人的言論，並不意味他們本人完全否定中醫。像梁啟超、胡適都曾請中醫治療疾病，魯迅也對《本草綱目》等中醫古籍有所研究。包括西醫學校畢業、自稱“平生不服中藥”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孫中山，在晚年病危時也接受了中醫治療。但他們的公開態度，出於倡導新文化的需要，都毫不猶豫地站在自稱為“科學醫”的西醫這邊。

傳統中醫向來有著精誠為懷、汲取新知的傳統，晚清時期一批醫家勇於學習西方醫學知識，並提出“中西醫匯通”口號，太醫院也開始嘗試在醫學教育中納入西醫內容。但由於學科體系不同和認識論存在差異，中西醫匯通在當時還未能取得明顯成果。

以上情形，正是民國時期中醫命途多舛的大背景。的確，近代的西方科技蓬勃發展，“科學”似乎無往而不利，成為西方文明強盛的動力。在西方殖民主義的強勢擴張下，“科學”的西醫幾乎在每一個所到之處輕易地壓倒原有的傳統醫學。各國還沒有兩种醫學並存的先例，日本在明治維新時甚至是主動地取締漢醫改用西醫。所以，當民國開始移植建立在西醫基礎上的衛生行政體系時，一些人士也認為中西醫不能並存，乘社會革命之勢提出“醫學革命”主張，並試圖借用行政力量取締中醫。

民國時期的中醫，時刻蒙著遭遇廢止命運的陰影，唯有在受到種種限制的條件下，堅強地抗爭圖存、自強發展。

（作者：鄭洪 廣州中醫藥大學基礎學院 文章來源：《中國中醫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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