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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內經》的成書年代，自晉代皇甫謐以來，就一直是一個聚訟不休、見仁見智的學術公案，至今尚未取得統一的認識。總括起來大致有四種説法，除成書于黃帝時代外，還有“戰國説”、“漢代説”、“非一時一人説”，但都沒有得到公認。究其原因，筆者以為是將《內經》各篇的寫作年代與《內經》一書的成書年代混為一談的緣故。

有人説：寫作年代與成書年代是一個十分淺顯的問題，自古至今這麼多大家學者還能混淆麼？

誠然，對今人來説，這不是一個問題，但要明白漢代甚至是六朝以前（也就是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前），一本書的寫作年代和成書年代，卻是一個需要花費許多筆墨才能説清楚的大問題。

《內經》書名或為劉向父子所定

詳《黃帝內經》一名，見於《漢書·藝文志》。班固撰寫的《藝文志》，乃是根據西漢末年劉歆的《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漢書·藝文志》），也就是“因《七略》之辭，為《漢書·藝文志》”（《七錄序》），而劉歆的《七略》又是在其父劉向《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而成的。換言之，《黃帝內經》的書名最早見於《別錄》、《七略》，比此更早的記載至今未見。那麼，《黃帝內經》之名，是不是劉向父子所定的呢？

劉向校書時，“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是説劉向父子除了廣備眾本、校讎訛誤等相對簡單的校勘工作外，還進行了條次篇目、厘定部類、敘述源流等“辨彰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工作。

此外，後人（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蔣元卿《校讎學史》、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等）根據《別錄》、《七略》的佚文，發現“定立書名”也是劉向父子校書時的一項重要任務。證之歷史，也確乎如此。

漢代以前的書籍，大都既無篇名，也無書名。余嘉錫先生曾説：“古人著書，既不題撰人，又不自署書名。後之傳錄其書者，知其出於某家之學，則題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古書通例·敘劉向之校讎編次》）“古書書名，本非作者所自題。後人既為之編次成書，知其為某家之學，則題其氏若名以為識別；無名氏者，乃約書中之意義以為之名。所傳之本多寡不一，編次者亦不一，則其書名不能盡同。劉向校書之時，乃斟酌義例以題其書。”（《古書通例·漢志著錄之書名異同及別本單行》）

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更明確指出：“劉向於《素問》之外，復得黃帝醫經若干篇，於是別其純駁，以其純者，合《素問》編之，為《內經》十八卷。其餘則為《外經》三十七卷，以存一家之言。”

既然“《內經》，劉向編《七略》時已有之”（杭世駿《質疑》），且其書名很可能出自劉向父子之手訂，那麼，劉向校書具體在什麼時間呢？

根據《漢書·成帝紀》記載，河平三年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天下”。這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説的：“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

很顯然，校書開始於河平三年（前26年），當時劉向五十來歲，他“年七十二卒”，死的時候這項工作已經進行了20多年（應劭《風俗通義》：“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尚未完成，由兒子劉歆“卒父前業”（《漢書·楚元王傳》），這已是哀帝時候的事了。

哀帝劉欣在位時間很短：西元前6年～西元前2年。以劉欣駕崩之年算，劉向父子校書時間在西元前26年～西元前2年之間。

名篇語言分屬不同時代

又有人説：劉向有可能是根據“中”（國家藏書，包括天府、石渠閣、天祿閣、蘭臺、石室、延閣乃至太常、太史等處的藏書）、“外”（某些官員和民間的私人藏書）圖書中已有的《黃帝內經》一書為底本進行校勘的，《內經》成書年代或在劉向校書之前。

這確實是一個暫時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如果《別錄》、《七略》沒有亡佚的話，相信劉向父子在“書錄”中會有明確交代的。

不過，從現存七八篇劉向所寫的“書錄”（《戰國策書錄》、《晏子書錄》、《孫卿子書錄》、《管子書錄》、《列子書錄》、《韓非子書錄》、《鄧析子書錄》等）來看，在當時書寫條件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書籍大多是單篇流傳的，很少有如後世完整的某一部書存在。

簡言之，劉向校書時，世上存有若干散亂的以黃帝與諸臣子問答為形式的醫學篇章，這些篇章都是單篇別行，是由劉向、李柱國蒐集、清理、刪重、分類、校勘之後，編訂為《黃帝內經》一書。因此，將《內經》成書年代的下限定為西元前26年～西元前2年之間，當非孟浪之舉，亦非無稽之談。

明確了《內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一部完整書籍的下限，那麼影響甚巨的“非一時之言”、“亦非一人之手”之説，説的則是《內經》各篇的寫作年代，而非其成書年代。

姚際恒曾雲：“其中言黔首，又《藏氣法時》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當是秦人作。又有言歲甲子、言寅時，則又漢後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論也。”（《古今偽書考》）簡單而直接地説，《內經》中的篇章，有的寫于先秦，有的作于秦漢之際，有的出於西漢人之手。

不僅如此，有的篇目，“雖不實出黃、岐之世，要亦去先王未遠時人祖述黃、岐遺意而作”（周木《素問糾略序》），“其言雖不盡出於黃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明·程敏政《新安文獻集·運氣説》引宋代王炎語），“其文不必盡古，而其法則出於古也”（黃省曾《五嶽山人集·內經注辨序》）。

具體地説，因為古代書籍經歷了由口傳心授到文字記錄的演變過程，《內經》中有的篇章可能源於自黃帝時代起就世世代代口耳相傳的內容，只是形成文字的時間是在戰國或以後：“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其遺言之仿佛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朱熹《古史余論》）“和、扁諸神醫，必有傳于岐黃真諦，而後能彰起死回生之術。則岐黃之微言，宜有一二存乎後世者，而後人附會之，以成是書。”（祝文彥《慶符堂集》）

正如首倡“非一時一人説”的呂復所雲：“大略如《禮記》之萃于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九靈山房集·滄州翁傳》）也就是説，《內經》雖非黃帝之所作，但保留有黃帝時代的微言大義，這也是本文將《內經》的成書年代與各篇的寫作年代區分開來的意義之所在。

今本《內經》寫作延及唐宋

當然，今本《內經》一書在流傳過程中，幾經散佚和整理，已非劉向定本之原貌。元代劉骃曾雲：“夫《內經》十八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則程、邵兩夫子皆以為戰國出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朱墨之舊矣。”（《內經類編序》）簡單地説，“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糜，千不遺一”（《神農本草經集注·序》），特別是“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隋書·牛弘傳》），劉向父子讎校之《內經》，也難逃厄運。

所以在《素問·靈蘭秘典論》有“中正”和“州都”這樣的曹魏以後才有的官名，説明此篇可能是東漢之人的補亡之作。特別是《素問》第七卷晉代已亡，王冰註釋《素問》時，“于先生郭子齋堂，受得先師張公秘本”而補入，也就是通常所謂的“運氣七篇大論”。而《刺法論》、《本病論》兩個“遺篇”，則是王冰以後人所讬而作。但不論如何，均改變不了今本《內經》主體成編時間在西元前26年～西元前2年之間的歷史事實。

至於自古至今的學者，從文字音韻、天文曆法、避諱、五臟配五行等各個方面進行的所謂《內經》成書年代的研究，實際上説的都是《內經》各篇的寫作年代，而今本《內經》的寫作年代，則是經歷了岐黃時代發其端，一直延伸到王冰之後的唐宋人的漫長歷程。

（作者：張效霞 山東中醫藥大學 文章來源：《中國中醫藥報》）

 

責任編輯: 劉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