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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從哪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開始。一般認為，中國的專職醫生是在春秋時期出現的。雖然醫生作為專門的職業出現相對較晚，然而人類至少在204萬年前就已萌發並逐漸孕育抵禦疾病、消除病痛的意識，因為“疾病就像生命本身一樣古老”。人類抵禦疾病、保護自身的本能，特別是隨著生産勞動及廣泛的生活實踐不斷發展著的意識，推動著人自身的進化過程。“茫茫千萬載，輾轉周復始”，歷時既久，累代相傳，深感生之不易，人類對自身和自身生命的關注以及對健康和防治疾病的追求，一刻也沒有停止或放鬆過。傳統醫德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和防病治病的實踐中不斷融鑄再創、豐富完善，鋪就了醫生治病救人的道德軌跡，最終成為中華民族道德傳統的寶貴財富。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在許多方面，本文僅就與醫德修養關係較為密切的方面分述如下。

民本思想傳統與醫德修養

民本思想發端于商周時代，最早的文獻見於《尚書·五子之歌》：“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本思想是早期國家對原始民主思想的保留和反映，是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的重要思想資源，中國歷代思想家乃至統治者圍繞以民為本、關愛蒼生的政治理念不斷加以闡發，對中國歷史發展産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必然會反映到醫德思想中來，繼而成為影響醫德思想發展的重要因素。

春秋戰國時期古典中醫學術體系開始形成，在當時的哲學思想和倫理觀念的影響下，醫德思想也隨著醫學的興起而發展起來，“民為邦本”的觀念在醫德思想中打下深刻烙印。《國語·晉語》説：“上醫醫國，其次疾（治）人，固醫官也。”反映出古代醫者志存高遠、心繫民間疾苦的價值觀念和理想追求。

西漢中期“獨尊儒術”，一方面，儒家思想之“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以“仁”為綱的倫理思想以及“大一統”的政治主張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社會責任感和民本思想作為古代道德體系的組成部分，為醫德發展注入了活力。東漢問世的《傷寒雜病論》圍繞“醫乃仁術”的認識，對醫學的性質及醫德作了精闢論述，把古代醫德思想推向了新階段。

李世民是對民本思想認識尤為深刻的封建統治者，其觀點在《貞觀政要》等文獻中都有記載。孫思邈在初唐“貞觀之治”期間開始撰寫的《備急千金要方》，汲取當時的民本思想及其他思想成果，明確提出了“人命至重，有貴千金”的重要論斷，特撰《大醫習業》、《大醫精誠》，強調醫生要以救人疾苦為己任，比較系統、全面和深刻地論述了醫生的道德準則，成為中國醫學史上唐以前醫德思想整合之作，把古代醫德思想推向了新高度。

明清時期資本主義得到一定發展，人的主體意識逐漸增強，具有樸素民主性的“新民本”思想應運而生。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哲學命題，認為聖人之道，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時期也是古代醫學倫理學發展的重要時期，蘊涵著豐富的社會文化變遷的資訊。此時的醫德既有對醫者的要求，又有對患者的提醒，反對金錢腐蝕，反對把醫術作為單純謀利的手段，強調保持醫學救死扶傷的崇高目的和為健康服務的基本功能，出現了大批優秀醫德文獻及帶頭踐行醫德的優秀醫家。可見，民本思想是推動古代醫德發展的重要因素。

禮樂文化傳統與醫德修養

禮樂文化體現了“禮”的重德精神與“樂”的藝術精神的統一，禮樂並重是中國古代社會一切精神文化的源頭和人文世界的整體象徵。“禮之用，和為貴。”在長期的文化整合中，“禮”統攝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對人們的思想、情感和行為，從生活方式、制度規範和精神心態等方面進行誘導、感化、規範和約束，促進了全社會共同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形成，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穩定、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禮樂文化中滋長的古代醫學倫理由此留下了深刻的歷史烙印，展現出鮮明的特點。

擔當社會責任

禮樂文化的核心是“仁”。“仁者愛人”，作為氏族血親之愛，是自然情感的遺留和延續，是發自人性深處的情感震憾和道德醒悟，最終發展成為維繫社會人際關係的公民道德義務和責任，具有濃厚的人道精神。“人之所繫，莫大乎生死”，正是出於情感與責任，古代醫者充分認識到“醫乃仁術”，是“生生之具”、“活人之術”，是實現“仁愛”理想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因此要“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古代醫者尊重生命、敢於擔當、治病不分親疏貴賤的美德，幾千年代代相傳，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

構建和諧關係

秩序穩定與關係和諧是人類社會正常發展的必要條件，正是由於禮樂文化“興于詩，立於禮，成于樂”，追求社會秩序之上的人倫和諧以達社會穩定，禮樂文化才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著眼于構建良好的行醫環境，古代醫者從正確處理自身與社會、患者、同道、甚至自然關係等方面提出了豐富的思想，如對待病人應當“普同一等”、“一心赴救”，“疾小不可言大，事易不可雲難，貧富用心皆一，貴賤使藥無別”；同道之間倡導相互尊重，謙遜禮讓，防止“炫耀聲名，訾毀諸醫，”提倡“博采廣諮”，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寶藏中蘊含的關於醫德建設的寶貴財富。

融入民風民俗

大自然的變化決定了人間的風俗，增添了世俗生活的日常情趣。“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古人非常重視“因俗制禮”、“以禮移俗”，對民眾進行道德和科學教化。衛生保健滲透在飲食、居住、婚育、服飾、歲時、祭祀等方面，《靈樞》、《呂氏春秋》等文獻還論述了音樂舞蹈與人體健康的關係。可見“醫學本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著眼於以信仰和準則的形式增進人們的健康，使之在不斷增長的社會意識中發展對人生意義的理解和感受。醫者所從事的職業具有明顯的社會屬性，不僅是民風民俗的承載、體現者，也是傳佈、推動者，是推動社會道德風尚不斷向前發展的重要群體。

歷史認同傳統與醫德修養

“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最發達。”重史傳統是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因素和結果，造就了中華文化的強烈認同感和歸屬感。司馬遷在《史記》中專述《扁鵲倉公列傳》，開創了在正史中為名醫立傳的先例。“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縱觀二十四史，凡是被列入傳記的醫家，都具備高超的醫術與良好的醫德，引導“立德、立功、立言”，把個人人生綿延為歷史人生並轉化為醫者群體長期追求和綿延積累的歷史精神，從中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觀念和精神追求。

以崇德向善為根基的追求

《周禮》稱“史掌官書以讚治”，“由讚治而有官書，由官書而有國史”。因此，“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茍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于一朝，惡名被于千載。”也就是通過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或歷史過程的評價，起到鑒戒、懲勸、教化乃至資治、明道的作用，實現“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世界。而醫學則是“生生之德”，《類經圖翼》説：“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是將醫學認作關乎人倫的大德、大善與大道。“人生即是歷史”，人生觀與歷史觀的契合為引導崇德向善的醫德修養確立了大根基、大方向。

以建功立業為抱負的追求

“人生天地間，如何不植立。”“一生有不死，所貴在立功。”古代典籍中表達人生在世建功立業願望的言論不勝枚舉。“歷史記載人生，人生中必有事，惟人幹的事與幹事的人。”形成和支撐建功立業抱負的是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觀念正是傳統文化長期陶冶和歷史積累的結果。元代戴良説：“醫以活人為務，與吾儒道最切近”，施德於人是中醫職業抱負的最基本準則。辜鴻銘先生曾將中國人的精神描繪為：在溫良的外表下隱藏著成人的智慧和赤子之心。這恰是對古代醫者和醫界理想抱負的精彩寫照。

以傳承文明為責任的追求

立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是立德立功的延續，是傳承文明的重要載體和途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歷代先賢都把立言以傳承文明看作自己的歷史使命。醫學典籍是認識和拯救生命的理論概括、經驗總結和實踐指導，古代傑出的醫藥學家懷著濟世救人之志，窮畢生精力著書立説，使中醫藥學主要的理論和經驗都保存在浩如煙海的中醫古籍裏，成為中華民族悠久歷史與燦爛文明的重要載體與突出象徵。“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歷代涌現出的傑出醫藥學家的業績與英名千古傳頌，是引導和激勵歷代醫者投身醫學、不斷探索、做出貢獻的重要因素。

修身養性傳統與醫德修養

《論語》主張“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並且強調“吾日三省吾身”。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視社會個體的自身修養，總結概括了大量的修身格言警句，提出了豐富的思想成果以及適應時代要求的基本道德規範和修養途徑，通過大力宣揚具體的人與事為人們樹立修身的榜樣，形成了深厚的個人修養傳統。修身養性是古代賢者安身立命之根本，醫藥學家基於治病救人的職業要求，同樣重視自身修養。

重視修養浩然之氣

“浩然之氣”追求仁義與正義，重視保持高尚的氣節和人格尊嚴。《孟子》説：“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而《禮記》説：“人之生，氣之聚。”《禮記》又説：“氣盛而化神。”浩然之氣與生命的本質相關，是天地間普遍的價值理想，需要經過長期道德修養方能達到“天地合德”、“天人合一”的崇高精神境界。“醫者，讚天地之生者也”，行“濟命扶危”之仁德，所追求的正是“天人合一”的生生之道、生生之德，要求“良醫者，不矜名，不計利”，是醫者修養浩然之氣之所使。

重視修養君子之度

《論語》説：“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的內涵非常豐富，而良好的修養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是對君子的基本要求。君子首先要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與追求，為此需具備相應的良能與才智，“博學于文”、“學而不厭”、“泰而不驕”、“和而不同”。而“醫之為道，性命判於呼吸，禍福決自指端”，歷來注重“人品端方，心術純正”，“留心研究，究其微賾”，“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易地以觀，利心自淡”，這也是古代醫者修養君子品格的實踐與激勵。

重視修養慎獨之功

《禮記》説：“君子慎其獨。”明代思想家劉宗周説：“慎獨外別無功夫。”“慎獨”既是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要方法，也是評定道德水準的關鍵環節，成為儒家風範的最高境界。梁啟超説：“隨時省察，每一動念，每一發言，每一用事，皆必以良知以自鏡之。”醫者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慎獨”的重要性，要“詳察形候，纖毫勿失”，“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不得以彼富貴，處以珍貴之藥”。“利心淡，仁心現”，從而愛於心，寡于欲，勤於學，敏于思，慎於言，做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述往事，思來者。面對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道德規範的任務，充分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對中醫醫德思想産生的積極和深刻影響，既能汲取傳統文化的營養，又可借鑒醫德建設的經驗，努力適應由於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帶來的社會思想意識日益活躍的新形勢，推動醫生職業道德建設不斷與時俱進。

（馮鵬翔 中國中醫科學院眼科醫院 王振瑞 中國中醫科學院醫史文獻研究所）

 

責任編輯: 劉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