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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中醫藥思想中，“仁”結合中醫職業特點，不僅形成了“醫乃仁術”、醫乃“救人生命”技藝的觀念，更形成了醫者行醫時必須恪守的“醫德”。

•儒家非常重視人們道德的修養，這種理念深刻地影響了兩千多年來醫學倫理與醫者德操品行的形成與發展，以至於形成了“為醫先做人，做人先修德”的信條。

•在儒家重學、好學、樂學、勤學的學風熏陶下，中醫醫德中也形成了自己重學、好學、樂學、勤學的優良作風與傳統，這在中醫史上可謂比比皆是。

•在儒、釋、道三家中，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區別就是儒家的積極入世，他們為國為民盡職盡責、竭誠敬業。而“盡心盡責而活人，竭誠敬業而輕名利”也是歷代大醫職業道德的確切寫照。

“醫乃仁術”，這是兩千多年來對中醫醫德最集中，也是最深刻的概括。這一命題得到歷代醫家的認同，並付之於實踐，典型地體現出以孔子仁學思想為基礎的儒家學説對中醫藥倫理思想的深刻影響。在《黃帝內經》裏中醫倫理思想也非常豐富；可以説，在儒家學説影響下形成的中醫藥倫理思想，正是由《黃帝內經》中的醫德論述所奠定基礎的；並在醫者們的實踐中不斷得到深化和豐富，最終形成完整的醫德體系。筆者試從以下方面簡而言之。

仁者愛人 博施濟眾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愛人”，在儒家看來絕不僅僅是指“愛”的行動，“仁”是做人的原則，更是一種人生的境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華夏大地真可謂“仁澤廣被”。中醫藥思想中，“仁”結合中醫職業特點，不僅形成了“醫乃仁術”、醫乃“救人生命”、“活人性命”的一門技藝，更形成了醫者行醫時必須恪守的“醫德”。

“人命關天”在中醫中是最基本也是最樸素的觀念。戰國時期荀子説：“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集解·王制》）《素問·寶命全形論》也明確提出：“天復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所以它要求醫者“預救生靈”、“預濟群生”、“與民為病，可得先除”。

正基於此，中醫在業醫者那裏成了“精光之道，大聖之業”（《素問·靈蘭秘典論》）。被後世稱為“醫聖”的張仲景在其《傷寒論·序》中論説了自己對業醫的認識：

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傷寒論譯釋》）

正因為醫術涉及救命活人，所以醫家認為醫者必須對“生命”具有高度的仁愛精神，這是一名醫者必須具備的德性。誠如明代名醫龔信在《明醫箴》中有言曰：

今之明醫，心存仁義。……不計其功，不謀其利，不論貧富，施藥一例。（《古今圖書整合·藝術典·醫部》）

他的兒子龔廷賢，子承父業，亦為名醫，他在其專著《萬病回春》中有《醫家十要》，其中有言曰：

“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濟眾，惠澤斯深。二通儒道，儒醫世寶，道理貴明，群書當考。……十勿重利，當存仁義，貧富雖殊，藥施無二。”（《古今圖書整合·藝術典·醫部》）

正因為歷代名家大多堅守“醫乃仁術”的信條，在實踐中表現出對任何病人能夠一視同仁，關心體貼、竭誠盡智，全力以赴，且無欲無求，不圖名利。正是由於儒家“仁學”的影響和歷代名家的實踐，中醫早就形成了自己優良的醫德傳統。

如北宋名醫唐慎微，“治百病百不失一”，名聲極大，但凡是病家來請，“不以貴賤，有所召必往。”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都是主動去貧病之家診治，尤其照顧“困厄無告”的患者。明代名醫萬全，不念舊惡、不計前仇，曾千方百計治好一怨家小兒的危重病症。他在其著《幼科發揮》中就表示“以活人為心，不計宿怨。”確如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所雲：

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

為醫以德 純正節操

儒家非常重視人們道德的修養，因為“德”是人的內在品質及其外化表現的高度概括，它主要靠社會輿論和人內心信念來維持，並通過每個人的德行來調節人們相互間的種種關係。從社會學意義上説，它是一種行為規範。

德的內涵非常豐富。《荀子·法行》記載了一段孔子關於以玉比德的談話：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

這段話中，孔子以玉象徵種種美德。後儒在總結德的內涵時，把仁、義、禮、智、信、忠、中庸、和諧、勇等都歸納其中，而正是這些優良品德被孔子視為實現其社會理想和政治抱負的道德根據。正因為“德”有如此之重要意義，儒家才自始至終注意個體道德的修養。儒家的這種道德理念深刻地影響了兩千多年來醫學倫理與醫者德操品行的形成與發展，以至於形成“為醫先做人，做人先修德”的信條。

《黃帝內經》的不少篇章記載了對醫者的道德要求。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要求“樂恬淡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素問·上古天真論》要求“高下不相慕”，“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素問·徵四失論》尖銳批評那些“謬言為道，更名自功”，“後遺身咎”的惡劣行徑。魏晉學者楊泉在其《物理論》中特別提出評價“良醫”的標準：

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慧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祗之次，能明性命吉兇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疢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是乃謂良醫。

藥王孫思邈在其《千金方·大醫精誠》中提出為醫者應富有同情心和不避艱險，不計名利，全身心用在患者病情之上。他説醫者在行醫過程中：

“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忽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

“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譽，甚不仁矣。”“夫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道説是非，議論人物，炫耀聲明，訾毀諸醫。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則昂頭戴面，而有自詡之貌，謂天下無雙，此醫人之膏肓也。”“醫人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運道中，自感多福者耳。”

北宋年間成書的《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中，對為醫者也提出道德要求：“凡為醫之道，必先正己，然後正物。”“凡為醫者，性存溫雅，志必謙恭；動需禮節，舉止和柔；無妄自尊，不可矯飾”。元末明初名醫徐春甫在其《古今醫統大全》中提出“醫術之比儒術，固其次也，然動關性命，非謂等閒。學者若非性好專志，難臻其妙。”“儒識禮儀，醫知損益。禮儀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損益不分，害生民之命。儒與醫豈可輕哉？儒與醫豈可分哉？”

明代名醫李梃在其《醫學入門》中對為醫提出自己的看法與要求：“醫司人命，非質實而無偽、性靜而有恒真、知陰功之趣者，未可輕易習醫。”“既診後，對病家言必以實，或虛或實，可治、易治、難治，説出幾分證候，以驗己精神。如有察未及者，值令説明，不可牽強文飾，務宜從容擬以，不可急迫激切，以致恐嚇。”“寡室婦女，愈加敬謹，此非小節。”“治病既愈，亦醫家分內事也。縱守清素，借此治生，亦不可過取重索，但當聽其所酬。如病家亦貧，一毫不取。”（孔令儉、王安莉主編《儒醫文獻選讀》，山東友誼出版社）

翻開中醫史不難發現，一個負有“救人”、“活命”責任的醫生，在其為醫的實踐中，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意識和崇高人格。這其中的仁愛與清廉正直、淡泊名利是密切相關的。

反之那些為名圖利的醫者必然缺乏仁愛精神，更談不上對高尚道德意識和崇高品格的自覺追求，他們在行醫中挾一技之長，只顧私利，貪得無厭，沽名釣譽，欺騙病人，妒嫉同道，趨炎附勢，奉迎當道。這樣的醫者只能被世人鄙視，被歷史淘汰。

從流傳下來的醫典文獻我們可以概括出那些令人讚佩的美德懿行：首先，廉潔正直，不貪錢財，不計報酬，不為名利，盡心盡責，扶危濟困。其次，對待病人普同一等，一視同仁，不論美醜，不為貧富，不貪女色。再次，診治論病，實事求是，不欺病家，不為易治而説其難以售其技，不為難醫而説其易以掩己短；再其次，與人唯善，尊重同行，不沽名釣譽，不自我吹噓，等等。

好學樂學 自強不息

重學、好學、樂學、勤學一直是儒家的優良傳統。《周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論語》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就是論學：“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孔子在論説自己的人生歷程時也是以學為起始的，“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學而》）

需要指出的是，先秦儒家所謂的“學”，首先是指個人的修養與完善，並非單純地指謂學知識、學技能。孔子就曾專門對此作出區別説：“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學習的目的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從人的心理動力上看學習，“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孔子開壇收徒，執鞭施教，開啟一個時代的重學樂學風氣。

其後一代宗師荀子在他的論學專著《勸學》中第一句就是“學不可以已”接著論説向學、為學的成果就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水為之而寒于水。”（《荀子集解·勸學》，中華書局）正是在儒家重學、好學、樂學、勤學的學風的熏陶下，中醫醫德中也形成了自己重學、好學、樂學、勤學的優良作風與傳統，這在中醫史上真可謂比比皆是。

中醫藥學歷來被認為是一門極為深奧、廣博且又專業性很強的學科，它要求從業人員欲實現“仁愛救人”的濟世宏願，就必須博學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風俗人情無不通曉，同時還應具備精深的理論素養和高超的診治技術。而這些條件的實現，從業者必須具有虛心好學、刻苦專研的學習作風。

明代名醫徐春甫在其《古今醫統大全》中説：“醫本活人，學之不精，反為夭折。”清代名醫王孟英在其《回春錄》中説：“為醫無才、無學、無識不可也，必乎心以察之，虛心以應之，庶乎其可也夫。”孫思邈亦要求從醫人員，“故學者必須博其醫源，精勤不倦，不得道聽途説，而言醫道已了，深自誤哉！”（《千金方·大醫精誠》）

明代李梃在《習醫規格》中認為：“蓋醫出於儒，非讀書明理，終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變化。”他要求習醫者“每午將入門大字從頭至尾逐段誦讀，必一字不遺若出其口。”明代龔信在《名醫箴》中亦要求為醫者須“博覽群書，精通道義。”明代著名外科醫生陳實功在《醫家五戒十要》中提出：

“一要，先知儒理，然後方知醫理，或內或外，勤讀先古明醫確論之書，須旦夕手不釋卷，一一參明融化機變，印之在心，慧之於目，凡臨證時，自無差謬矣。”

實際上《黃帝內經》就有不少關於要求為醫者重視學習的論説，如《素問·著至教論》就通過雷公與黃帝的討論而突出學習醫道的重要性，其文曰：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

雷公對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治侯王。願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名。上通神農，著至教，擬於二皇。”

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眾庶，亦不遺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為寶……”

上面我們主要引了歷代醫著中關於醫家重學、勤學的言論，事實上歷代名家所以成名而得以流傳後世，就因為他們在世為醫時能夠虛心好學而取得成就。

總之，歷代中醫名家多認為中醫藥學是一門不斷向前發展的學科，為醫者必鬚髮揚儒家所倡導的重學、好學、樂學、勤學的優良傳統，承前啟後，不斷前進。從這個意義上説，為醫者能否虛心好學、刻苦鑽研，就不只是一個學習作風問題，還是涉及到醫德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這也是成就一代大醫的必要條件。兩千多年來的中醫發展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盡職盡責 竭誠敬業

在儒、釋、道三家中，其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區別就是儒家的積極入世，他們為國為民，認真負責，鞠躬盡瘁。真正體現了盡職盡責、竭誠敬業的精神。

“敬業”一詞最早見於儒家經典《禮記·學記》，其文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其後又引《尚書·兌命》文，“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重申敬業之義。

實際上，《論語》上就記錄了不少孔子師徒關於敬業的言論。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這是講曾子每天反省自己的內容之一就是替別人謀劃幹事能否竭誠盡忠了。再如，“？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再如“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論語·顏淵》）“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論語·子路》）“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

在《論語·季氏》篇中之“九思”章中，孔子特別提出“事思敬”，其意就是強調辦事情務必注意敬慎。孔子不僅這樣教導他的學生，而且他自己也是這樣行動的。據《孟子·萬章》記載：“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而已矣。’”《史記·孔子世家》亦記載孔子，“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為高蕃息。”

《論語·鄉黨》篇也記錄下不少他為魯國官員時的史料，從一個側面亦能反映他的敬業精神。“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平，衣前後，襜如也。趨近，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也。’”

在孔子弟子中，不乏敬業者，而子路則堪稱典範，因為他是“以身殉職”者。西元前481年，衛國發生內亂，當時子路正擔任衛大夫孔悝的邑宰。當子路聽説孔悝被劫持時，便不顧個人安危，奮而挺身救難。在路上遇到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羔，子羔勸其“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而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混戰中，終被剁成肉醬（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可謂“以身殉職”、“殺身成仁”者也。

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學派，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維護社會文明的倫理規範，有力地促進整個社會生活的和諧與發展。這些規範進化為兩千多年來中醫藥領域從業人員的高標準人格信條與職業道德，使醫生們在以仁術為目標的實踐中形成良好的醫德醫風。

醫乃救人、活人之術，所以病人的安危繫於醫生一身。這就需要醫生具備高尚的職業道德。凡診病施治，必須嚴謹認真，一絲不茍。《素問·徵四失論》就指斥那些診病草率的庸醫：“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能病中，妄言作名，為粗所窮。”

張機亦在《傷寒論·自序》中批評那些“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仿佛；明堂厥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

清代學者陸以湉在其《冷廬醫話》記載當時名醫崔默庵一醫事：

崔氏精於醫術。“臨證精細，若不得病源，必反覆診視，有沉思數日始得其原因。”安徽太平縣一個新婚少年，出痘，“遍身皆腫，頭面如鬥，諸醫束手。”崔氏診之，覺得“六脈平和，唯稍虛耳，驟不得其故。”於是坐于病人榻前，觀其飲食、動靜。久之，覺其室中漆氣熏人，“忽大悟曰：‘吾得之矣！此乃中漆毒耳。’”即今之所謂油漆過敏之症。“急令別遷一室，以螃蟹數個生搗，遍敷其身，一二日腫消痘現。”“服藥而愈。”“其慎細若此。”此可謂醫之敬業典型事例。

明代外科名醫陳實功，“行醫四十餘年，治病不求報，大江南北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通州直錄州志》記載：

“一婦腮生毒疔，延實功診視。實功曰：‘疔毒走黃，當不治。’婦聞之泣下如雨，曰：‘吾全家當絕！’實功問：‘何以至此？’婦曰：‘丈夫不肖，兒女幼，無以托，終將流落！’實功不忍棄之，乃備火酒，刺瘡出膿三、四碗，外敷膏，內服藥，三月竟瘳。”陳氏“年八十二歲卒，聞者無不悲泣。” 據記載，陳實功經常給人排膿、除腐、洗瘡、敷藥，從不顧病人臭穢。

宋代著名法醫學家宋慈在其所著《洗冤集錄》中就指出，從事法醫的人必須嚴肅認真，具備高度負責的精神。對於死傷人命必須親臨現場親自勘驗查看，決不能嫌臟怕臭。如果玩忽職守，就會出冤假錯案。他説：“倘檢驗不真，死者之冤未雪，生者之冤又成。因一命而殺兩命、數命，仇報相循，慘何底止。”他告誡有關辦案人員：“屍格挨次親平填注，不得假手吏胥。切勿厭惡屍氣，高坐遠離，香煙熏隔，任聽忤作喝報，吏胥填寫，以致重報輕，減多增少。”（《洗冤集錄義釋》，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正因為宋慈每遇死傷疑案必親赴現場認真勘驗，積累下豐富經驗，加之鑽研歷代有關法醫學著作，編成傳世之作《洗冤錄》。後人認真研讀，不知避免了多少冤錯案件。

徐春甫之《古今醫統大全》記載北宋名醫唐慎微“精於醫藥之學，治病百不失一”。“凡以病求診，不分貧富，召之必往，寒暑風雨不辭。”他治病“不取一錢，但以名方秘錄為請，以此士人尤喜之，每于經史諸書中，得一藥名，一方論，必錄以告。”因此也收集不少民間單方驗方。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既治愈了大批病人，也積累了大量醫藥素材，後來編成30卷60多萬字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其中收藥1746種，列附方3000首。

“盡心盡責而活人，竭誠敬業而輕名利。”這正是歷代大醫職業道德的確切寫照，同時，也從一個社會層面反映出儒家仁愛忠義思想在社會生活中的深刻影響。（孔令儉 畢允利 王安莉 山東省曲阜中醫藥學校）

責任編輯: 劉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