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學派

中國中醫zy.china.com.cn  時間: 2014-04-10  內容來源: 中國網

易水學派:金代醫家張元素,河北易水人,在《內經》、《中藏經》的啟示下,以臟腑標本虛實寒熱的論點來分析疾病的發生與演變,歸納用藥,執簡馭繁,創立了“臟腑病機學説”,對後世醫家頗有影響。

易水學派的形成

易水學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金元時期,中國北方戰火連年,人民飽受饑饉、勞役、驚恐之苦,內傷病發生較多,為臟腑病機研究提供了臨床基礎。魏晉以來至宋代,醫學的發展一直處於經驗積累的階段,醫學風氣偏重於經驗方的收集應用,忽略了醫學理論的研究。經過一段時期臨床醫學的經驗積累,醫學理論的總結提高已勢在必行;臟腑病機的理論研究已成為當時醫學發展的客觀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張元素整理總結《內經》,《難經》,《中臟經》有關臟腑辨證的醫學理淪,吸取《千金方》,《小兒藥證直決》的臟腑辨證用藥經驗,結合其臨床實踐經驗,建立了以寒熱虛實為綱的臟腑辨證體系。在醫學發展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成為易水學派的開山。

張元素,字潔古,金代易州人。著《醫學啟源》,《臟腑標本寒熱虛實用藥式》,《珍珠囊》等。張元素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醫家。他有感於當時醫生執古方以療今病的習俗.針對性地提出“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主張從實際出發。強調根據臟腑寒熱虛實辨證用藥。在張元素注重臟腑病機研究的影響下,在易水學派形成過程中,一些醫家逐步轉向對特定臟腑進行專題研究,並各有創見。

李杲,字明之,晚號東垣老人,金代河北真定人,金元醫學四大家之一。從學于張元素,盡得其傳。在其師臟腑辨證説的啟示下,探討脾胃內傷病機,緊密結合臨床實踐,悟出脾胃為元氣之本而主升發,若因飲食勞倦所傷,脾胃不主升發,元氣不足.乃百病發生之由,總結出“脾胃內傷,百病由生”的理論,制定益氣升陽、甘溫除熱大法,創制補中益氣、升陽益胃等名方,並詳辨內傷與外感之異同。被後世又稱為補土學派的代表、易水學派的中堅。所著《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蘭室秘藏》為歷代醫家所推崇,其學術影響極為深遠。李氏的親傳弟子有王好古、羅天益等。

王好古,字進之,號海藏,元趙州人(今河北趙縣)。初師事張元素,後從李杲學。得張、李二家之傳;重視臟腑內傷陽氣虛損的一面,發揮為陰證論,所著《陰證略例》為闡發陰證病因病機和辨證治療的專著。在病因上他強調內因的決定作用,所謂“內已伏因”,即人的本氣已虛,再“感寒飲冷”或“誤服涼藥”而發為陰證。在辨證上強調脈證合參,以面青黑、脈弦而弱者為傷在厥陰肝之經;面紅而赤、脈細而微者為傷在少陰腎之經;面黃或潔、脈緩而遲者為傷在太陰脾之經。此即其所倡立的“內傷三陰例”。在治療上,明確提出“三陰可補”,運用仲景通脈四逆、當歸四逆、理中湯作為內傷三陰的主治方。

羅天益,字謙甫,元代真定(河北定州)人。從李杲學醫十餘年,得其真傳,著《衛生寶鑒》,發揮李杲脾胃內傷學説。在理論上深入探討了脾胃的生理功能,他指出:“《內經》曰:肝生於左,肺藏于右,心位在上,腎處在下,左右上下,四臟居焉。脾者,土也,應中為中央,處四臟之中州,治中焦,生育營衛,通行津液,一有不調,則營衛失所育,津液失所行。”此説揭示了脾胃與其他四臟以及營衛津液的關係,對於正確理解脾胃內傷諸證病機頗有裨益。李杲論脾胃內傷之因,雖有飲食所傷和勞倦所傷兩個方面,但終是統而言之。羅氏則將飲食所傷分作食傷和飲傷,將勞倦所傷分為虛中有寒和虛中有熱,則更為具體而條理化了。在治療上廣泛採用歷代名方,並自創新方,因而更加豐富多彩。其治療脾胃病的特點,更突出甘補辛升。其雲:“健脾者必以甘為主,……衛為陽,不足者益之必以辛;榮為陰,不足者補之必以甘,甘辛相合,脾胃健而營衛通。”其所創制順氣和中湯,即以補中益氣湯為基礎,加入川芎、蔓荊子、細辛、白芍藥,成為治療氣虛頭痛的著名方劑,足見其對東垣用藥心法的繼承與發展。此外,其重視三焦分治,可謂有首倡之功。

張元素、李杲、王好古、羅天益諸家,師承授受,形成了易水學派,對明代醫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易水學派的發展

易水學派的臟腑病機研究在明代又有了新的發展。一些醫家在繼承東垣脾胃學説的基礎上,進而探討腎和命門病機,從陰陽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討臟腑虛損的病機與辨證治療,建立了以溫養補虛為臨床特色的辨治虛損病證的系列方法,理論上發展成為以先天陰陽水火為核心的腎命理論。雖被後人習慣上稱之為溫補學派,實則為易水學派學術思想的延續,代表醫家有薛己、孫一奎、趙獻可,張介賓、李中梓等。

薛己,字新甫,號立齋,明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幼承家學,通曉各科,曾任太醫院院使。其學術思想,悉以李東垣脾胃內傷論為中心,強調“人以脾胃為本”,“胃為五臟本源,人身之根蒂”,“若脾胃一虛,則其他四臟俱無生氣”,“人之胃氣受傷,則虛證蜂起”,發揮了東垣“脾胃內傷、百病由生”的理論,更強調了脾胃內傷與虛證的關係。在治療上多以東垣補中益氣湯為法,或出入于四君、六君之間。又主張若補脾不應,即求之於腎和命門之水火陰陽不足,若腎陰不足,用六味丸,壯水之主以鎮陽光;若命門相火不足,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陰翳。此等理論實遙承于唐代王冰,而六味之用又傚法于宋代錢乙。其對腎命的認識雖未脫離{難經》左腎右命門之説,但其已明確指出“兩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相生化”。故以六味、八味補之,使“陽旺則陰生”、“陰旺則陽化”。臨床上崇尚溫補,力戒苦寒,實為溫補學派之先驅乙

孫一奎,字文垣,號東宿,別號生生子。明安徽休寧人。著《赤水玄珠》,《醫旨緒余》等。其論命門學説的特點,是綜合《難經》關於命門和腎間動氣理論,並融人《易經》中太極生萬物的思想,闡發為動氣命門説,即以命門為兩腎間動氣,為人身生生不息之根。並以命門動氣説用以指導臨床,突出表現在注重保護三焦元氣,對虛損諸證,多從下元不足論治,自製壯元湯,配合東垣補中益氣湯作為三焦元氣不足之主方。此外,注意保護脾胃,也是孫氏的臨床特點之一,嘗雲:“治虛損之證,最吃緊功夫,只在保護脾胃為上。”此可看出孫氏宗法脾胃學説的學術淵源。

趙獻可,宇養葵,號醫巫閭子。明鄞縣人。著《醫貫》,闡發命門學説,自成一家言。其論命門位居兩腎之中,有位無形,為人身之君主之官,居於十二官之上,實為生命之主宰。其雲:“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伎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獻可以命門為君火,而先天之水火並居焉。其臨床治療亦特別重視先天之水火治療。其雲:“先天水火,原屬同宮,火以水為主,水以火為原。故取之陰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陽者,水中尋火,其明不息。斯大寒大熱之病得以平矣。”其所謂“火中求水”,即用六味丸補水以配火,用治因真水不足所致之火有餘證,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水中尋火”,乃用八味丸于水中補火,用治因真火不足而致的水有餘證,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大大推廣了六味、八味丸的臨床應用。

張介賓,字會卿,號景岳,別號通一子。明會稽(今浙江紹興)人,著《景岳全書》,《質疑錄》,《類經》等。張氏所論命門與趙獻可略同。認為命門藏先天之水火,為元陰元陽所居之所。故“命門之水火為十二臟之化源,五臟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臟之陽氣非此不能發”。五臟之功能必賴命門始能發揮正常。若命門之元陰元陽虧損,則必變生臟腑陰陽虛損之病,所謂“火衰其本則陽虛之證迭出,水虧其源則陰虛之病迭出”。創制左歸、右歸作為治療命門先天水火不足的主方。其命門之治實際上反映了張氏以陰陽互根理論為指導的辨證思路。他所大力倡導“陰陽相濟”治法,完善了陰陽虛損治法。其陰陽理論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陽重於陰,反對朱丹溪的陽常有餘,針對性地提出。陽非有餘論,認為“天之大寶,只此一丸紅日;人之大寶,只此一息真陽”。為其溫補學説奠定了理論基礎。

李中梓,字士材,號念莪,別號藎凡。明末華亭(今江蘇松江)人,著《醫宗必讀》,《內經知要》等。其學術思想宗東垣、立齋,既重脾,復重腎,明確提出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後天之本,為易水學派諸家脾腎之論作了精闢的總結。其論陰陽水火則重視陰陽的平衡與交濟,並表現出明顯的重陽抑陰的傾向,嘗謂“氣血俱要,而補氣在補血之先;陰陽並需,而養陽在滋陰之上”。其在臨床上善於博采眾家之長,持論公允,又多有創見,如擅長辨治寒熱真假、實虛疑似之證,倡言“大實若贏狀”、“至虛有盛候”、“陽極反似陰”、“陰極反似陽”等,體現了較高水準的辯證法思想,頗具臨床指導意義,嘗為後世醫家所稱道。

以上溫補諸家崛起于明代,決非偶然,蓋自元末以下,丹溪之學風行於世,醫人偏執滋陰降火之説而濫用寒涼,襲以成弊。溫補諸家起而駁正之。其承東垣脾胃之學,而由脾及腎,深究陰陽理論與腎命病機,注重保護人體陽氣,豐富了對臟腑虛損病證的辨證與治療,成為易水學派發展過程中,以溫養補虛為臨床特色的又一流派。

 

責任編輯: 劉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