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陳 磊
□ 本報實習生 陳佳韻
“我把別人當朋友，別人把我當‘魚’釣。在‘利’字當頭的商人眼中，我成了拉攏腐蝕的重點對象，成了‘獵物’。”湖北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原副主任、省無線電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原主任夏平説。
這句話，出現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懺悔與剖析》欄目公佈的夏平的悔過書中。該欄目推出3年來，至今已經披露了22名違紀違法者的懺悔錄。
《法制日報》記者逐篇梳理髮現，其中有12人在懺悔錄中將交友不慎作為自己腐敗的原因之一，佔比達到54.5%。
個別幹部成“獵物”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稱，因為長期在經濟部門工作，管著項目、資金和政策，“平民廳長”夏平成為了老闆們拉攏腐蝕的重點對象。
2009年年初，湖北某建築集團的一名項目經理認識了夏平，為了能承接省無線電監測網擴容升級工程基建項目，這名項目經理想方設法跟夏平套近乎。
通過邀請夏平打牌、送現金、送名錶等手段，這名項目經理終於如願以償，他所在的建築集團順利中標該工程，合同金額達1.288億元。事後，這名項目經理為感謝夏平，又送給他現金、金條和加油卡。
在夏平周圍，像這名項目經理這樣的老闆“朋友”還有一大堆。為了拉攏夏平，另一名老闆除了送錢給夏平外，還花35萬元為夏平裝修房子。在夏平的關照和操作下，這名老闆實際負責的公司獲得了某政策扶持資金共計530萬元。
夏平在懺悔書裏寫道：“我把別人當朋友，別人把我當‘魚’釣。在‘利’字當頭的商人眼中，我成了拉攏腐蝕的重點對象，成了‘獵物’。”
“這些人與我交朋友，看中的是我這個廳長的職位。所謂交友的目的也不是朋友之間的交情，而是權錢交易。”夏平悔恨不已，進而總結説，自己出問題，“缺乏自重，交友不慎是重要原因”。
四川省成都高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總經理平興在悔過書中總結教訓時説：“沒有處理好與合作企業或行政審批對象的交往關係，將工作與交友混為一談，為不正當利益交換埋下了隱患。”
“交友不慎，影響深遠，滑向深淵，難以回頭。”廣東電網公司原總經理吳周春在反思自己的蛻變過程時認為。
貴州省水利廳原廳長黎平，更是“交友不慎，自墜深淵”。
梳理22份懺悔錄可以發現，總計有12人提及“交友不慎”，同時將這作為自己蛻變腐敗的原因之一。
對此現象，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領導幹部生活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他們需要交朋友，也需要有一個健康的交往關係。好的朋友能起到警示作用，壞的朋友就能把領導幹部拉下馬。所以，領導幹部能不能處理好朋友圈，也是考驗領導幹部政治素質的重要標識。
在莊德水看來，很多官員交友不慎、受人情的誘惑，往往通過交友形成利益網路或集團，壟斷國家公共資源，從而跌入腐敗的深淵。
“朋友圈”不是私事
在夏平一案中，湖北某建築集團的一名項目經理是通過邀請夏平打牌、送現金、送名錶等手段與夏平套近乎，接著兩人成了“朋友”。
吳周春是經人介紹認識了商人賀某，進而結為“朋友”。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介紹，賀某文化程度不高，但因儀錶堂堂，出手闊綽，在廣州電力系統圈內頗得人緣。賀某通過請吃喝、陪吳周春的家屬旅遊等手段，很快贏得了吳周春的青睞。
吳周春視賀某為“鐵桿盟友”，甘心為其在電力系統內牟取巨大利益鋪路搭橋。據統計，僅在廣東電網招標的物資供應這一塊，4年內，賀某及其企業獲得的採購合同額度就達17.19億元。當然，賀某也成為了吳周春不折不扣的“提款機”。
重慶市城口縣人大原黨組書記、主任于少東，則是老闆們通過攀親附友與其成了“好朋友”。
于少東在懺悔書中説：“在抓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與老闆們的接觸漸漸多了起來。老闆們的熱情和對我的支援讓我十分感動。”
“城口是個小地方，本地人之間或多或少都能扯上這樣那樣的各種關係。通過攀親附友的交往，一些老闆就與我們成了‘好朋友’、‘兄弟夥’。”于少東反思道，從此以後，他手中的公權力也自覺向“朋友”傾斜。
例如，在錳礦老闆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偵查後，他利用職務影響為汪某開脫減輕罪責。為此，汪某一次就送給於少東30萬元。
黎平則是被“損友”拉下水的。
做生意的王某偶然間認識了黎平，隨後，有意識地與他多接觸。隨著時間流逝，兩人成了“朋友”。
王某在交往中發現，平時很難約到的“大忙人”黎平，對娛樂場所卻樂在其中。王某動起了歪腦筋，頻繁約黎平到某夜總會唱歌，並將包括鄧某在內的不同女性介紹給黎平。黎平在聲色誘惑面前，忘記了黨紀國法。
為了獲取更多的金錢來揮霍、包養情婦，黎平就想方設法牟取不義之財，此時，他的另一個“朋友”蔡某開始“鼎力相助”，截至案發時先後奉上賄賂款共計446萬餘元。
“我在經濟問題上犯錯誤與和蔡某的結交有著直接關係。”黎平在悔過書中反思説。
那麼，面對“朋友”的各種誘惑，一些領導幹部為何不能警覺，反而執意走上腐敗道路呢？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從這些現象可以看出，一些領導幹部周圍的“朋友”對腐敗的發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是在雙方長期的不正常交往中，這些“朋友”一步步把一些領導幹部“拉下水”。
“外因僅是起到影響作用，內因才起決定作用。一些領導幹部理想信念不堅定，才會落入所謂‘朋友’的圈套。”杜治洲表示。
莊德水分析認為，很多人親近領導幹部，往往是看重他們手中的權力。朋友圈表面看似乎是領導幹部的私人事情，但是實際上關乎公共利益。之所以出現這種不正常關係，還在於一些領導幹部的權力過大，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
從制度上劃出界限
落馬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綠化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振華説：“回想自己走上違法犯罪的過程，回想自己與所謂的朋友、熟人從吃喝到利用職權為他們謀取利益，到自己不計後果地收取不義之財，真是不堪回首。”
福建省南安市委原書記駱國清發現：“更為可惡的是，這些企業家給我送錢，並不是因為與我感情有多好，其實都有目的，是地地道道的權錢交易醜劇。”
成都高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總經理平興，則是將自己封閉在一個小圈子裏，與“圈內朋友”結成利益共同體。未曾想大難臨頭各自飛，將自己供出的，正是所謂的“朋友”。
甚至有落馬領導幹部幡然醒悟：“少與商人打交道。他為了自己的利益機關算盡，他在與你接觸中總是施以小利換取大利。當你有權時，弟長兄短，一旦你失去權力之時，他會加足勁，把你踢得很遠很遠。”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就此現象提出，廣大幹部面對紛繁的物質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如何從制度上劃出“官”“商”公私分明的界限呢？
杜治洲認為，一方面，領導幹部在面對“朋友”交往時，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覺，保持清醒的辨別力和堅定的控制力，嚴於律己；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在黨規層面規範領導幹部與商人之間的過密交往，豎起一道“防火牆”，防止領導幹部被“圍獵”。
莊德水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一方面，領導幹部要提高自身鑒別力；另一方面，從組織管理上，需要對領導幹部八小時工作外的交際進行時時監督，但並非是侵犯私人領域，而是起到一個警醒的作用。
莊德水還建議，可以建立相應的制度機制，比如要求領導幹部在報告個人事項上增加一欄，把可能産生利益衝突的朋友關係填寫其中，這樣也有利於保護領導幹部。
接受採訪的專家認為，凈化畸形官商“朋友圈”，還是需要從制度上厘清權力邊界，剷除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土壤，劃定領導幹部正常交友明確而具體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