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是主要違紀群體
山西省河曲縣鹿固鄉輝塔村黨支部原書記劉俊雄、村委會原主任劉憨雄,因為騙取“以獎代補”項目資金、危房改造補助資金等問題,被中紀委點名通報。
劉俊雄的問題是,以養羊為名申請河曲縣畜牧局“以獎代補”項目扶貧資金,河曲縣畜牧獸醫中心原主任苗旺青等人驗收時,劉俊雄謊稱一塊坡地上的羊就是自己養的羊,從而通過項目驗收,騙取3萬元補助資金,實際上劉俊雄從未養過羊。
此外,劉俊雄還騙取危房改造等資金11.24萬元。
劉憨雄則騙取危房改造、村民供炭款等資金7.66萬元。
在貴州,普定縣馬場鎮灣寨村會計黃雲學利用職務便利,借“精準識別”新增貧困人口之機,違規將其子納入貧困人口名單上報,並矇混過關。
在安徽,懷遠縣河溜鎮蓮花村原黨總支委員馬懷彬,違規將其母親申報為低保戶並獲得低保款8198元,使其弟弟違規獲取危房改造補助款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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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披露的數據顯示,在325起典型案例中,“村官”是主要違紀群體。
從涉事主體看,被查處的既有最基層的村民小組組長,也有縣處級官員。其中,約有218起案例是“村官”涉腐,佔比67%；有61起涉及鄉鎮幹部,佔比19%；有30起涉及縣區幹部,佔比9%。
“通常而言,村級組織是黨和國家扶貧政策、資金資源落地的最後‘轉机站’,也是群眾基本情況、個人資訊上傳的‘第一道關’,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稱,“這個聯通上下的位置,讓村幹部在參與扶貧工作時具有許多潛在的影響力,一旦發生蛻變、滑向腐敗,將會直接侵害貧困群眾的切身利益。”
在杜治洲看來,“村官”是主要違紀群體的原因在於,扶貧資金和扶貧項目大多走向農村,“因此,對扶貧資金和扶貧項目有直接管轄權的村官,容易成為主要的腐敗群體”。
宋偉分析認為:“這凸顯了基層扶貧領域權力的集中性,並且相應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和制約。”
“扶貧領域的工作相對複雜,涉及環節較多,不同地區的情況有很大差異,因此必須通過制度建設進一步加強監督管理,圍繞工作程式制定嚴密流程,從而減少腐敗機會。此外,在扶貧工作監管方面,既要發揮各級紀委的監督責任,更需要各級黨委和職能部門發揮主體責任。”宋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説。
執行問責條例懲治違紀人員
在接受採訪的業內專家看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此次披露上述統計數據,“並無意外”,因為,今年以來,紀檢監察機關一直非常重視查處扶貧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今年1月公佈的十八屆中紀委六次全會公報明確:“嚴肅查處扶貧領域虛報冒領、截留私分、揮霍浪費行為,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有力保障。”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加大了對扶貧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的查處打擊力度,這是根據黨中央‘精準扶貧’目標的決策部署實行的相應舉措,是為了保證中央精神的貫徹落實。”宋偉認為。
8月1日,中紀委對第一批重點督辦的9起扶貧領域典型案例進行了公開曝光。
8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了《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強調要構建責任清晰、各負其責、合力攻堅的責任體系,以硬措施保障硬任務。
杜治洲表示:“扶貧攻堅戰已經打響。”
“扶貧領域的腐敗是打贏這一戰役的巨大障礙,必須堅持高強度、大力度治理扶貧腐敗。”杜治洲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十八屆六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通報扶貧領域的突出問題,是在警示廣大黨員幹部,誰也不能動貧困人口的‘奶酪’。”
“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而‘精準扶貧’是‘十三五’時期的重要任務,因此在這樣的時間點發佈相關數據,可以進一步推進扶貧工作的監督檢查,發揮反面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宋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説。
針對整治和查處扶貧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宋偉的建議是:一方面,扶貧領域要加大懲治力度,宣傳並拓寬群眾對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的舉報途徑,對發現的問題,必須保持“零容忍”,因為基層扶貧領域腐敗非常損害群眾對黨的信任；另一方面,對整治和查處過程中發現的違紀違法人員及相關責任者,必須進行更為嚴厲的責任追究,決不容忍扶貧領域腐敗的重生和蔓延。
杜治洲則建議,從一定意義上講,懲治就是有效的預防。必須嚴格執行《中國共産黨問責條例》,對那些在扶貧問題上侵害群眾利益的官員和相關人員嚴厲問責,對沒能完成脫貧任務的官員也要依規處理。特別是對數字造假行為給予堅決的打擊,避免“數字脫貧”遊戲。建立脫貧評價機制,讓第三方機構參與評估,同時賦予扶貧工作受益者參與權,把公眾對扶貧工作成效的感受作為評價官員脫貧成效的重要指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