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東錢湖名人堂《錢湖詩緣》第一次上新，故事以漫畫IP人物形式呈現，“串聯”起王安石、史浩、范蠡等歷史名人，來了一場“跨時空”的相遇。

　　如果説古代寧波城哪一處湖水與歷代名人雅士有著深厚的淵源，被譽為“西子風韻，太湖氣魄”的東錢湖或不可缺。

　　千百年間，為其天然怡人風貌沉醉的文人騷客頗多，為其賦詩咏嘆寄情山水的不少。有我們熟知的天一閣主人范欽的“菰蒲臨水映，洞壑于天通”；南宋宰相史浩偏愛的“四明山水天下異，東湖景物尤佳致”……

　　東錢湖可謂是寧波地理上的洼地和地方文化上的高地。

　　北宋傑出政治家王安石留下為民興修水利、振興縣學的顯赫功績；號稱“一門三拜相，四世兩封王”的東錢湖史氏家族在這裡續寫無數的傳奇故事；代表吳越仁義文化旗幟的徐偃王，傳説他就安寢在東錢湖隱學山嶺……

　　東錢湖的“自然+人文”，構建起豐厚的本土文化底色。如何在新時代講好錢湖故事？東錢湖地方文史專家劉平平向記者提及了3個錢湖文化的根本。

　　越窯青瓷文化

　　東錢湖見於文獻的最早記載，可以追溯到西晉著名文學家陸雲的《答車茂安書》，文中記載：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雖説有著文化人的“誇張”寫法，但足以反映東錢湖在當時的知名度。如此優越的山林環境，孕育了鼎盛一時的東錢湖古窯場。“古代製作瓷器需要三個必備條件：大量優質便攜的柴火、方便就地取用的制瓷含高嶺土的黏土、確保安全防損的運輸水道，東錢湖環湖岸線有不少上佳的窯址。”劉平平説，它與上虞曹娥江中游、慈溪上林湖並稱為古代越窯的三大制瓷中心。

　　據悉，東錢湖窯場開燒時間始於東漢，停燒時間為北宋晚期，先後經歷了1000多年，可以想像在這一方水土上，伴著熊熊爐火和嫋嫋青煙，全國“客戶”會集於此，是何等的一幅繁華畫卷。

　　如今，經過幾代人的勘探、挖掘和探究，郭家峙、郭童岙、上水岙、范岙等多個古窯址被陸續“發現”，它對後來越窯青瓷窯係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為中國陶瓷史添上濃重的一筆。

　　眾所週知，越窯是中國最為著名的青瓷窯址之一，不僅供給民間用瓷，在唐代還設置了貢窯，之後開始大量出口，由此，增進了中外瓷文化的交流，這從側面也證明了寧波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特殊歷史地位。

　　雖説爐火已熄，窯址深藏，但沉澱千年的瓷文化不可磨滅。劉平平説，陶瓷文化是東錢湖諸多文化元素中的一抹亮色，可以多層次地去體現，比如挖掘錢湖兩岸燒窯的民間故事、結合現代科技還原陶瓷的燒制過程等，用鮮活的人物及生動的細節串聯，深切感受歷史上甬城百姓的勤勞和智慧，也是一種對工匠精神的詮釋。

　　史氏家族

　　“一門三拜相，四世兩封王”“五尚書、七十二進士”“滿朝文武，半出史家”“北宋説的是楊家將，南宋看的是史家相”。這些民諺的背後，正是東錢湖畔史家輝煌的家族史。南宋只有短短的一百五十二年，史氏家族經歷“師、水、彌、之、卿、孫”六代，出現了父子同進士、兄弟同進士、三代同宰相的盛況，一門家族裏涌現出一批重量級政治人物，對南宋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群，時稱“北有秦陵兵馬俑，南有錢湖石刻群”，更在某種意義上填補了中國南宋時期神道石刻藝術史的空白。2007年和2009年，東錢湖的南宋石刻“文臣武將”複製品，曾二度作為“使臣”走出國門，在寧波與義大利佛羅倫薩市和德國海德堡市締結友好城市關係的過程中作為寧波的“代表”之一，可以説是“名副其實”的文化使者。

　　如果石刻群是一種有形的傳承，那麼史家的“八行”家風則是思想文化的傳承。史浩用《詩經》裏“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作為家風家訓的重要依據，告誡後代子孫繼承先人的德行風範，“八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中、和。

　　百善孝為先，史氏家族的故事裏面處處體現著這樣的理念，無論傳説中史浩(實為史岩之)為母鑿建東錢湖小普陀的“補陀洞天”，還是清朝史大成因父去世辭官守孝，留有“不可以為人子，亦何以為人臣”之孝心典故，影響著一代代的家族後人。另有史書記載，一次曾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史漸見在外地任州官的史彌忠省親歸家時隨身帶了不少行囊，史漸滿臉陰沉扭頭欲走，史彌忠明白父親的擔憂，立刻讓下人打開行囊，向眾人展示裏面全是書，史漸這才消氣，臉露悅色，由此可見史氏家規的嚴厲。

　　“這個在我們身邊活生生的家族，在歷史上的功過成敗我們暫且不予評説，但他們從寒門以科舉起家，創下了一個家族的世紀傳奇，無疑有其出彩的舉措，我們後人就應該借助這些豐富的素材，用好新載體，講好這些家風品德的小故事，如此才能讓文化傳承更有親和力。”劉平平説。

　　“拗相公”王安石

　　既然是河湖水，肯定避不開葑淤塞堵的現象，而且歷史上寧波的地形，因為臨近江海，“善泄難潴，十日不雨，民以旱告”的情狀時有出現，因此有不少治湖“豪傑”來過東錢湖。如唐朝的陸南金、北宋的李夷庚，清代的忻自聰曾咏頌“長湖渺渺水悠悠，李陸功名萬事留”之句感懷兩人，但東錢湖歷代疏浚之事，王安石因他在歷史上的“咖位”，讓大家更能記住。

　　在王安石的理念中，“土地+淡水”，才是糧食豐收的必然保證。王安石在27歲那年來到鄞縣(今寧波)做縣令，他進行了實地走訪，巡視農田水利，前後將近13天，找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的特點，因地制宜，提出了自己的浚治方案，這個方案就是“行文婉而曲，論厲害處簡而悉”的《上杜學士言開河書》。他的治水功效，功在當代利在韆鞦，東錢湖當地百姓，因為他的治湖功績，緬恩於心、寄情于行，所以一個小小的東錢湖區域，為紀念王安石立廟三座：下水村的忠應廟、綠野村的靈佑廟及黃菊岙的福應廟，歷代歌咏永不乏，延綿紀念八百年。

　　當然王安石在鄞三年，不僅疏浚成績斐然，而且還以低息貸谷於民，平抑物價，給當地百姓帶來了很大的好處，其實這也是他後來推行“青苗法”的開端，為他以後在全國實行變法積累了基本的經驗。鄞人後來歸納王安石是“在鄞千日，影響千年”。

　　劉平平告訴記者，王安石帶給當地的影響不僅僅在於此，還有一個是興辦學堂。他以孔廟為學舍，創辦了鄞縣第一所縣學，邀請了當時著名的“慶曆五先生”杜醇、楊適、樓鬱、王致、王説等為老師，廣招學生，使當地的教育事業為之改善，開啟了當地的民智，點燃了四明大地上的希望之燈。此後也有了“滿朝朱紫貴，儘是四明人”之説。

　　“東錢湖有著豐富的人文意蘊，像極了一部勤翻不倦的書，每次翻閱都有新意境，而這三個鮮明的地域文化也許凝成了一條積極的‘主脈’。文化傳承需要好的載體和內容，借助地域文化的特色，用典型故事傳播好新時代精神，這也是講好本土文化故事的根本所在。”劉平平對東錢湖文化的發展創新充滿了期待。

來源：寧波日報    | 撰稿：戎美容    | 責編：韓辰霄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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