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GDP站上兩萬億之後，又一個重磅消息傳來：進行中的2024杭州市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城區總人口突破千萬，實現從特大城市到超大城市的跨越”。

　　這是中國第十座，也是浙江第一座超大城市，“大國大城”的角逐進入新賽段。

　　根據國務院對城市規模的劃分，城區人口300萬以上為大城市，500萬以上為特大城市，1000萬以上為超大城市。目前，我國城區人口突破千萬的城市有10個（不含港澳臺地區），其餘分別是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成都、天津、東莞、武漢。

　　一個人選擇一座城市，就是選擇了一種人生。當一個又一個年輕人，拖著行李箱來到杭州時，無異於對杭州投出了信任票。這些年輕人，最終匯入了杭州快速增長的人口數量，讓杭州在我國人口增長由正轉負的背景下，也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長。

　　人間天堂，不負熱愛。晉陞超大城市這一躍，同樣是杭州統籌經濟高品質發展與城市內涵式發展的必然結果，它既刻錄了城市的成長，也承載了千萬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對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一次生動作答。

　　超大城市緣何晉陞

　　吸引人口的根本還是産業

　　一個城市的規模等級，看的不是全市常住人口，也不是戶籍人口，而是城區人口。

　　根據住建部《2022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杭州城區人口709萬，城區暫住人口293.1萬，城區總人口突破千萬，晉陞超大城市。

　　為什麼要用城區人口判斷城市規模？在我國，城市更多是一種行政區劃概念，既有“城”，也有大量縣、鄉鎮。因此，在定義城市規模時，以相對嚴格的城區人口為基礎，更能客觀評價一座城市的能級。

　　杭州城區人口總量，有幾個重要的分水嶺。

　　第一個是2015年。在此前，杭州城區人口增長緩慢，從2006年271.81萬，到2014年385.67萬，8年只增長了約113萬人。

　　到了2015年，杭州城區人口增長138萬人，正式升級為特大城市。“行政區劃調整及産業發展是重要因素。”杭州市規劃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湯海孺説，當時富陽撤市設區，給杭州城區人口帶來快速增長。事實上，在全國超大城市中，北京、成都、重慶等城市，都曾經歷行政區劃調整帶來城區人口快速增長的階段。

　　第二個是2016年，峰會效應和亞運籌辦效應，讓杭州人口迅猛增長。2020年，杭州城區人口810萬；2021年，杭州城區人口993萬人……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時，杭州已經替代上海，成為了十年間長三角人口總量的“增長之王”。

　　可見，G20峰會和亞運會，不僅讓世界打開了一扇認識杭州的窗，也讓國內的年輕人開始重新認識杭州。

　　人口總量每邁一道關，分水嶺只體現了表像，人口增長的根本原因還是産業。

　　“特別是數字經濟加速集聚發展，頭部企業加速擴張，為高技能年輕人才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湯海孺説，過去10多年，正好是杭州數字經濟崛起時期，電商平臺交易量和第三方支付能力全國第一，智慧安防産業市場佔有率全球第一。

　　“更重要的是，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生産型服務業，通過引入數字經濟人才，再帶動家庭人口流入，最後産生生活型服務業需求，又提供了大量的創業就業機會。”浙江大學人口學數據與政策倣真研究基地主任米紅教授説。

　　如作為杭州數字經濟的主要承載地，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人口顯著增長，目前已有常住人口約90萬人，過去五年平增長率約8%。其中，20-44歲人口占57.67%，超過總人口的二分之一，人口年輕化、高知化、國際化特徵明顯，成為了杭州城區人口增長的重要增長極。

　　轉變城市發展方式

　　支撐未來人口可持續增長

　　10年前，米紅和團隊曾做過一項調研，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他們基於GDP、年末人口、分區域重心經緯度坐標，計算出杭州的經濟重心和人口重心，分別在西湖和富陽，存在一定偏差。

　　經濟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偏離，是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反映了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這也是杭州向超大城市晉陞過程中，一直在破解的問題：通過統籌城市內涵式發展與經濟高品質發展，轉變城市發展方式，支撐未來人口可持續增長。

　　探索一直在進行。兩年前，杭州進行了新一輪行政區劃調整，罕見全部涉及城區，要破解的正是城區之間區域空間不協調、産業佈局不合理、人口密度不均衡等問題。

　　行政區劃調整之後，杭州的優化調整並未止步。從“未來科技城+雲城”被定位為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到舉全市之力建設臨空經濟示範區，再到支援杭州高新區建設世界領先的科技園區……一個“多中心、網路化、組團式、生態型”的新型空間格局持續優化。

　　這樣的優化，顯然是呼應的是城市內涵式發展與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協調統一，讓生産力佈局與人口佈局、空間佈局更協調。

　　“如果是工業城市，在産業騰籠換鳥後，可能還來不及調整空間結構，人口就跟著遷移了。”米紅説。比如東莞，雖然更早進入超大城市行列，但並沒有維持人口高速增長的態勢，2023年其人口已首次出現負增長。

　　杭州緊跟晉陞超大城市後，對於人口增長持續性，專家們持樂觀態度。事實如此，2023年，杭州僅35歲以下大學生就流入39.7萬人，同比增長9%，依然處於歷年的最好水準。

　　增長的不竭動力，依然是來自城市發展方式的轉變：杭州堅定統籌城市內涵式發展與經濟高品質發展，不僅在持續優化空間結構去匹配生産力佈局，還在優化超大城市治理為各種職業的人員提供生活空間、生存機會。

　　前者如城西科創大走廊，雖然已經成為杭州人口增長的重要一極，但依然處於發展初期，一旦成熟之後，會像杭州高新區那樣，源源不斷地吸引各路人才來到杭州。

　　後者如杭州近年來諸多民生創新，藍領公寓、小哥驛站、嵌入式幼兒園等等，這些為高層次人才、網約車司機、外賣小哥等新經濟、新業態群體，提供了留在杭州的理由。

　　“這是一種用安居帶動樂業的‘杭州模式’，以一流環境吸引一流人才，以一流人才辦一流企業，城市發展邏輯從‘産人城’變成‘城人産’。”湯海孺告訴記者，一直以來，杭州將創業、生活和休閒融為一體、和諧發展，形成了杭州特色的“和諧創業”模式。只要事關機會、宜人、幸福的方方面面，都是這座新晉超大城市打動人心的恒久力量。

　　人口與産業集聚中

　　“大國大城”別有使命與紅利

　　全國人口大盤見頂，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擴容時，人口分佈的分化同步進行。

　　看向有數據可查的全國2700余個縣（市、區），常住人口減少的有近1500個。同時，山西、安徽等省份也在推進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工作。

　　所有信號，都在説明“大國大城”的時代來了。從全球來看，這也是大國城市經濟發展的規律：美國人口數量排名前十的城市，集聚了該國約8%的人口；而日本東京都一座城市的人口，就佔了該國總人口的11%左右

　　“大國大城”，別有使命。早些年，當有些人還在討論大城市承載力過載時，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在《大國大城》一書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只有在聚集中經濟發展才能走向均衡，才能充分發揮出大國的競爭力，並提升全體人民的公共利益。事實也説明，當下人口規模所帶來的正效應，已遠超其所産生的負效應，這種力量就主導了人口流動方向。

　　正因如此，我國不少省份，都推出了強省份戰略。如成都、武漢入列超大城市，就是源於強省會戰略的推行，進一步提升了省會的人口集聚度。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雖成都人口已超過了2000萬人，但在四川21個市（州）中，只有8個出現人口正增長，其餘都變成了凈流出。

　　相對於強省會虹吸周邊，杭州算是“大國大城”的一個特例。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浙江11個城市全部實現正增長，説明作為浙江省會，杭州人口的高速增長並不是靠虹吸周邊城市。”在米紅看來，這幾乎就是一種奇跡，在全國各個省份都不多見，充分説明瞭杭州對全國人口的吸引力正在不斷增強。

　　“隨著杭州經濟重要性和社會影響力在全國的地位上升，尤其是成為超大城市後，杭州已經不能局限于一個城市的發展，也不能局限于帶動省域發展。”湯海孺感覺到，國家賦予杭州的重任在不斷升級。2023年，杭州都市圈規劃獲國家批復，正式晉陞為國家級都市圈，也是全國第三個跨省的都市圈。

　　杭州對自身的定位也在不斷升級。從爭創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到努力培育國家中心城市，再到構築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首選地……一個個對標世界級、國家級的城市目標，將讓杭州進一步加速集聚人口，建立更具競爭力的産業體系、實現更高效的城市運作、釋放更深厚的民生福祉，為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作出超大城市該有的解答。

來源：潮新聞    | 撰稿：張留 劉健 唐駿垚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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