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國家助學金，是國家財政為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提供的經濟資助，主要用以解決學生的生活費問題。教育部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發佈的《2022年中國學生資助發展報告》顯示：2022年，各類助學金共資助全國普通高等教育學生1380.71萬人次、資助金額499.77億元。

　　從2007年設立至今，國家助學金為大量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供了經濟保障，幫助其安心完成學業。

　　作用如此重大的國家資助，同時也是一項工作量浩大的艱巨工程，操作環節上稍有不慎，就容易引發問題。如何進一步優化國家助學金的評定與發放，確保每一筆資助都用到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身上？

　　受益群體覆蓋面大，注重公平為主要目標

　　接到國家助學金審核電話時，雲南某高校大二學生易理（化名）“有點警惕”。經反覆確認後，才開始回答對方的問題。

　　“通話時間很長，問得很細。”易理説。

　　問題囊括了家庭基本資訊、年收入情況，甚至包括多久回一次家、乘坐何種交通工具等生活細節。沒過兩天，家裏人也接到了類似電話。

　　剛上大一時，易理家裏出現了變故，兄妹也在上學，父母傾盡全力賺錢養家，依然舉步維艱。經過申請、審核、公示等環節，易理被學校評定為“特別困難”。這意味著，他一年可以獲得國家助學金3800元，按月領取。

　　易理所在高校2023年有關助學金申報的通知顯示，該校國家助學金名額共7686人，涉及26個學院。

　　記者查閱多所高校國家助學金公示名單發現，對於普通規模的高校，國家助學金資助覆蓋面一般超過5000人。可見，受益於這一政策的學生不在少數。

　　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曾發佈數據：受資助學生約佔在校學生總數的20%。還有媒體報道，有的高校甚至出現了申請助學金人數少於助學金髮放名額的情況。

　　近年來，國家又逐步擴大了高職院校國家助學金覆蓋面，並同步提升本科學生國家助學金補助標準。截至目前，國家助學金平均資助標準為每人每年3000元（實際發放非均等，劃分為2~3檔）。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魏建國介紹：“注重公平是整個高校學生資助政策體系設計的主要價值追求。十多年來，全國學生資助金額累計超過2萬億元，實現了資助政策‘所有學段、所有學校、所有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全覆蓋。”

　　審核環節更便利，認定標準仍有提升空間

　　北京一所高校工科學院輔導員鄭凱旋（化名），剛忙完國家助學金評定工作，該學院每學年評定國家助學金約200人。

　　鄭凱旋介紹，對建檔立卡脫貧戶、低保家庭、殘疾人家庭、烈士子女等有明確依據的困難學生認定相對容易，“對那些自己申請，需要核實的經濟困難學生的認定，流程相對煩瑣，標準比較模糊”。

　　2019年起，教育部調整政策，將高校學生申請資助時需由家庭所在地鄉、鎮或街道民政部門對學生家庭經濟情況予以證明的環節，改為申請人書面承諾。

　　“這樣做，學生完成申請流程更便利了；但審核時，就少了可以直接印證的材料。”鄭凱旋坦言。

　　目前，國家助學金申請與評審工作由高校組織實施，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等級認定，組織評審、復核和公示。

　　提出申請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鄭凱旋只能打電話一一核實，“審核的壓力，全部壓到了學校”。一開學，光評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就得忙上一個月。

　　“高校通過電話審核等方式，起到了一定的把關作用。但是，要認定一個學生是否家庭經濟困難，仍非易事。”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研究院教授劉善槐坦言。

　　按照規定，除輔導員外，班主任和學生代表均可參與認定環節。

　　因為學生幹部身份，“被認為對同學情況比較了解”的山東某高校學生王卉（化名）作為學生代表，進入本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小組。

　　王卉介紹，全班47人，每年約有10人左右申請助學金。對於如何判斷同學的經濟困難程度，她有自己的標準——主要看衣著的品牌、擁有的電子産品數量和在食堂的消費水準。

　　“通過學生的日常消費行為來判斷其家庭經濟狀況，雖有相關性，但不能保證絕對的對應性。”劉善槐認為，評估學生的家庭困難程度，關鍵在於度量學生家庭的收入與支出狀況。

　　“一些家庭的經濟收入，比如農業生産的收益，不能簡單按自然月、季度或半年進行統計，有些甚至不能按年進行統計。”劉善槐表示，在我國學生資助工作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在客觀上具有複雜性。

　　在2019年7月教育部新聞發佈會上，教育部全國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陳希原表示，學校在審核學生的助學金申請時，要綜合考慮學生的日常消費和影響家庭經濟狀況的有關因素，可採取家訪、個別訪談、大數據分析，以及學生之間的民主評議等方式提高認定精準度。

　　在公開評定與保護隱私之間，尋求最大平衡

　　“如果不主動説，沒人會知道我是靠助學金生活的。同樣，我也不清楚，班上還有哪些同學領取助學金。”某高校大三學生方依依（化名）説。

　　方依依來自西部地區一個低保家庭。她已連續三年獲得國家助學金，但她“從來沒有見到過公示”。她告訴記者，老師一般和她“一對一”聯繫，有時會給她推送一些校內勤工儉學資訊。

　　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門出臺《關於做好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學校將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評定的名單及檔次，在適當範圍內、以適當方式予以公示。公示時，嚴禁涉及學生個人敏感資訊及隱私。

　　“適當範圍內、以適當方式”，怎麼界定？分寸誰來把握？對此，各個高校標準不一。

　　11月，本學年各大高校助學金評定工作基本結束，陸續進入公示環節。記者調查發現，有的公示範圍只限于經濟困難學生群體，在這些學生所在微信群裏發送名單。

　　不過，不同高校在把握“公示範圍”上，也出現了“兩個極端”：有的如方依依經歷的那樣，老師“一對一”聯繫；還有的，面向全體師生進行公示。

　　近期，江西某高校將擬獲2023—2024學年國家助學金的學生資訊在學校官網上公示。公示內容除學生姓名、學號外，還有擬獲資助等次。土木建築學院公佈了249名學生家庭經濟困難類型，“孤兒”“脫貧不穩定家庭”等赫然在列，甚至還出現了“低保邊緣人”的説法。

　　“公示的內容應該只限于‘名單’和‘檔次’，不能隨意擴大，要注意保護學生敏感資訊和隱私。”魏建國認為，如有人對公示內容有意見，可到院係評定部門去查看相關材料，不宜將學生資訊全部公開。

　　“在一定程度上説，助學金評定過程的公開透明與保護學生隱私之間存在矛盾。該公示的是助學金評定細則，比如賦分規則，而不是學生個人資訊。”劉善槐認為，如果大家對評定細則無異議，那麼，任何人都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對號入座”，每位助學金申請者的總得分，就可以一目了然。“這樣，可在評定過程公開與保護學生隱私之間，達到最大平衡。”

　　大數據“畫像”，科學指標體系和回訪驗證不可少

　　助學金到底應該怎麼評？在“擴大國家助學金資助範圍”的政策指向下，精準資助更顯迫切。

　　一些高校利用大數據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立體“畫像”、精準識別，探索實施更加“隱形”的資助方式。

　　11月14日，安徽師範大學依靠本校自主研發的智慧資助大數據平臺，向763名考研的家庭困難學子發放暖冬生活補助，共計46.32萬元。學生無須申請，學校直接將補助打入其飯卡中。

　　這一平臺關聯了校內學工、教務、總務等8個部門的11個業務系統，採集了學生的家庭及在校數據，建立了可量化的評定指標體系。

　　“數據庫裏的基本數據是基礎，如果庫裏的數據不準或者不細，此後的一系列賦分、評定結果都會發生偏差。”安徽師範大學學生工作處副處長項家春介紹，一開始收集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訊時，數據庫裏需填寫的住房資訊，只分為城市住房和農村住房兩類，優化後，僅農村住房就分為樓房、平房、瓦房、土坯房等。

　　“但是，住平房的學生一定比住樓房的學生生活困難？也不見得。”項家春提出修改意見，於是，又增加了填寫每人平均住房面積的要求。

　　“現在，這個指標體系既能區分學生是否家庭經濟困難，又能區分不同困難等級。”項家春表示，數據庫關聯的學生資訊實時更新，困難等級每年同步更新。

　　除安徽師範大學外，南京理工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也採用了大數據分析，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生活補貼。

　　“此類數據平臺能夠讓評定工作更加便捷高效，但評價結果是否客觀合理，還取決於評價模型的科學性。”劉善槐提醒，選取的指標能否直接反映家庭收入狀況？整合指標的方法是否科學客觀？很多因素要考慮。

　　“做好家庭困難學生資助工作，要制定符合本地本校特色的實施細則。同時，線上線下結合做好核實，主要‘抓兩頭’，對申報資訊存疑的學生和家庭特別困難的學生，進行實地回訪。”項家春介紹，該校每年隨機抽取一市一縣進行實地回訪。

　　2023年暑假，安徽師範大學派出8個回訪工作組，對該校來自淮南市的143名家庭困難學生進行回訪驗證。驗證後，調整困難等級1人，其餘142人的線上認定結果與實際情況相符，精準度達99.3%。

　　在前述教育部新聞發佈會上，陳希原特別強調，要加強誠信教育，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交申請時，一定要如實反映情況。“對於發現的弄虛作假行為，一定要嚴肅查處，不僅要收回資助資金，還要在一定範圍內、以適當方式對其進行批評教育。”

來源：光明日報    | 撰稿：陳鵬    | 責編：丁薩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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