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指高校中發生的除師生海外流動之外的所有與國際事務相關的教育活動。“在地國際化”不是另外一個學習項目，而是整合性和系統性的國際教育實踐。

　　“在地國際化”主要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與國際人員互動，包括與國外學者和留學生的交流。二是國際化課程教學，包括閱讀外文文獻、修習全英文課程等。三是利用國際化學術環境，包括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跨境合作項目等。

　　從培養高校學生全球勝任力的角度來看，“在地國際化”的作用不可能取代也無法超越跨境國際化，跨境流動依然是高校國際化人才培養的重要方式。然而，“在地國際化”具有受眾覆蓋面廣、執行成本低、對外依存度低等優勢，在新形勢下足以成為高等教育跨境國際化的有益補充。

　　自1998年“在地國際化”概念問世以來，國外不斷有學者與機構將此理念付諸實踐。歐洲國際教育協會成立了100多人的特別興趣小組，舉辦年度研討會，宣傳推廣並提供培訓諮詢。荷蘭國際教育組織為開發國際化課程、實施“在地國際化”提供了策略指南。瑞典馬爾默大學從課程、教師、學生入手，制定“在地國際化”的戰略計劃與具體行動。美國自2003年起發佈《國際化校園：大學的成功範例》年度報告，設立獎項推廣校園國際化的典型案例與路徑創新。2013年，歐盟出臺的《世界圖景中的歐洲高等教育》報告將“在地國際化”正式納入官方文件。

　　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人才競爭的日趨激烈，特別是國家和經濟社會發展迫切需要的尖端科技領域跨境學習機會受限，對我國自主培養高素質國際化人才提出了新挑戰，推進“在地國際化”迫在眉睫。以上海交通大學為例，僅3%的2023屆碩士生在讀期間有跨境學術經歷，2022屆為2%，相較2020屆的21%和2021屆的16%呈斷崖式下跌趨勢。

　　與此同時，跨境國際化也給我國高校人才培養帶來了嚴峻挑戰，其中既包括跨境的經濟成本，也包括人才外流導致的人力成本，同時對跨境的倚重還會帶來心理依賴成本。為此，推進新時代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具有不可忽視的戰略意義。

　　近年來，我國學者對“在地國際化”的理論研究逐漸起步，個別高水準大學有實踐土壤和研究數據，但教育決策和實踐部門尚無政策制度、傳播渠道、交流平臺或行動計劃。在這種大背景下，已有資源難以被察覺利用、新的資源難以被開發挖掘，“在地國際化”資源暫時無法導向國際化人才培養。

　　實際上，我國高水準大學已經具備“在地國際化”的資源與開發潛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領域特別是部分高水準研究型大學積累了豐富的“在地國際化”資源，包括師生語言基礎、文獻資料、師資力量、留學生及學術交流合作等。

　　當前，如何更好地推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在地國際化”？

　　一是要拓寬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理念的認識。過去對教育國際化的認知大多停留在跨境交流層面，提升師生國際化素養的主要手段是“走出去”。新的歷史條件下，需要樹立“在地國際化”培養理念，正確認識“在地國際化”的價值，需要調整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工作重點，將這一理念融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

　　二是要搭建“在地國際化”的宣傳交流平臺。“在地國際化”並不是少數高水準大學的專利，目標受益群體應是整個高等教育系統的全體師生。有關部門可以依託專業學術機構，設立宣傳交流平臺，聚攏高教研究和管理力量，加強理念傳播和實踐指導，開發具有本土特色的實踐指南，設立獎項、彙編範例，鼓勵各類高校推進“在地國際化”，逐步與跨境國際化形成互補。

　　三是要推進課程國際化。課程是實現教育目標的核心，課程國際化是“在地國際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進“在地國際化”的核心舉措。課程國際化包括教學語言、資料、方法的國際化，也包括課程理念的國際化。可以將跨文化和全球維度融入課程內容及學習成果，將課程置於全球發展背景下，把提升學生全球勝任力納入課程學習目標，在課程設計中融入國際化內容元素。

　　四是要鼓勵“虛擬流動”。諸多“在地國際化”資源中，與國際學生、學者的學術交流是提升學生全球勝任力較為有效的方式。近年來，資訊通信技術將來自不同文化和國家的學生、學者聯結在虛擬環境中一起工作學習已漸成趨勢。“虛擬流動”不僅是疫情防控下的短期方案，也可以成為高校落實“在地國際化”的長期策略。

　　（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教育報    | 撰稿：岑逾豪    | 責編：丁薩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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