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2008年金融危機代表世界經濟秩序步入大調整元年，那麼2020年將是世界力量平衡大轉變的元年。各種力量博弈更加激烈、局勢更加動蕩、挑戰更加嚴峻，全球治理體系將承受更為嚴峻的考驗。有四大挑戰比較突出：
一是世界經濟不容樂觀，下行壓力持續加大。較之2019年，2020年國際貿易緊張局勢有增無減。不少專家預計2020年資産和股市泡沫破裂、全球經濟衰退概率較大。中國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進行空前的疫情防控阻擊戰,短期內對中國經濟以及世界經濟增加了新的變數。
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2008年以來，一直採取貨幣寬鬆和低利率、甚至負利率貨幣政策，邊際效應遞減乃至消失，苦於缺乏替代措施，不得不繼續飲鳩止渴。這種情況下，資本市場如驚弓之鳥，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遭受外部資金大進大出的失控局面，金融風險不亞於2008年以前的程度。
2020年中國金融開放邁開步伐，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相互依賴加深，國外資本大舉進入中國債市、股市、銀行、保險、資管業務，加上“一帶一路”等新型國際合作深入拓展，海外人民幣資金池持續擴大，國際資金流動、匯率變化對中國金融的影響將增大，考驗中國金融業的韌性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二是美西方國家貧富差距和不平等持續擴大，政府和主流意識形態措手無策，既不能客觀分析解釋，又沒有解決辦法。不管是國債攀升還是貨幣極度寬鬆，西方宏觀經濟政策“兩頭受擠”。民眾不滿和怨憤長期累積，資本主義制度性、系統性危機加重。
2020年，美國大選、英國退歐、歐盟內部分裂加深等重大挑戰紛至遝來。這些重大變數使西方大國制度性危機加深，進一步撕裂社會架構，國內政治更趨極端化。同時，危機外溢效應凸顯，竭力轉嫁危機，對外政策極端強硬面、軍事冒險性增加，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網路安全、地緣政治衝突風險升級等挑戰更加乏力。
全球化不會逆轉，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博弈將持續升溫，“治理赤字”擴大已使以規則為基礎的治理體系四分五裂，重新制定國際規則將成大國競爭的焦點之一。
三是國際戰略穩定遭到嚴重削弱,使歐洲、亞太、中東安全形勢更加嚴峻，大國關係更趨複雜敏感。
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競爭期，2020年又是美國大選之年，選舉政治將使本已十分複雜的兩國關係不確定性明顯增大。
美俄圍繞戰略空間的“擠壓”與“反擠壓”在烏克蘭、敘利亞、伊朗等問題上矛盾加深，對歐俄合作的“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以及俄土“土耳其流”項目實施“域外制裁”。美俄博弈日趨尖銳，不排除發生局部衝突的可能。
美國2019年退出《中導條約》並恢復陸基中程導彈研發試驗，宣佈在歐洲和亞太重新部署此類導彈;同時，美國聲稱將退出《武器貿易條約》、美俄《開放天空條約》，並可能永不批准《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核武現代化、小型化步伐加快，大國核武競賽或捲土重來。
在中東地區，美伊險些觸發軍事衝突，矛盾激化難以避免，下步走向將對地區局勢産生決定性影響。巴以衝突圍繞耶路撒冷地位和聯合國“以土地換和平”原則受到衝擊，再趨激烈。
四是全球新科技革命繼續加速，大國在高科技領域加大投入，影響人類經濟活動、生活方式，乃至國家競爭模式。
新工業革命方興未艾，多種重大顛覆性技術涌現，科技成果轉化明顯加快，産業組織形式和産業鏈條更具壟斷性。主要國家加大新技術投資研發，科技能力成為衡量一國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科技封鎖和鉗制被美國作為大國競爭的重要手段，直接影響大國關係和世界經濟創新發展。
新全球化時代技術革命重要性凸顯，科技能力成為衡量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之一。2020年美國可能繼續搞對華科技“脫鉤”，但中國既有全球生産鏈組成部分的技術積累，又有後發優勢，因此科技發展勢頭不可阻擋，而且還有可能在部分領域取得突破。
技術革命對世界經濟的推動或破壞都將隨著許多先進技術集中突破和相互結合加倍放大，亟需制定能為各方普遍接受的新規則、新體系。加強網路管理和協調以防止網路成為新的戰爭空間;加強國際社會合作應對傳染病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建立國際合作共識以防止外層空間軍事化和武器化;面對美國“退群”如何在《巴黎協定》基礎上鞏固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無一不是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
總之，2020年處於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前期，大變是常態。我們對“大變局”所蘊含的危險與機遇都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對變化的世界和日益發展的中國要有清醒的再認識，堅持契合中國實際、符合世界潮流的發展戰略和對外戰略，堅持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大方向，積極推動創新發展、開放發展、包容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持之以恒的做出努力。(作者是外交部前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環球網 | 撰稿：何亞非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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