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涼峰—大漁”線到“淳安—磐安—椒江”線 縮小三大差距，浙江兩條線裏有奧妙

發佈于 2023-12-28 09:08:38      來源：潮新聞      作者：金梁      責任編輯：俞舒珺

 　　在人口地理學上，我國有一條著名的“胡煥庸線”，由黑龍江黑河至雲南騰衝，一側人煙稀少，一側人口密集，兩側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

　　投射到浙江，也有一條地區差距的分割線——“清大線”，以杭州臨安清涼峰鎮為起點，到溫州蒼南大漁鎮為終點的直線。線的東北側，水系縱橫、土壤肥沃，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較好；線的西南側，群山連綿、耕地稀缺，經濟發展水準相對落後。

　　無獨有偶。最近，省發展規劃研究院課題組在研究城鄉收入倍差時發現，城與鄉之間也存在著一條“地理分界線”，將杭州淳安、金華磐安、台州椒江三點串聯成線，東北側城鄉收入倍差沒有一個高於2；西南側城鄉收入倍差普遍較高。

　　讀懂這兩條線，尋找蘊藏背後的地理、社會、經濟意義，或能為縮小三大差距提供更為精準的方法。

　　一條線看區域協調

　　“清大線”，在研究浙江區域經濟的專家學者眼中，是一條有特殊意義的線。記者檢索歷史資料，又經多位研究浙江區域發展的學者提供線索，最終發現“清大線”首次提出，是在省社會科學院201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

　　2002年，浙江開始實施旨在幫扶後進地區發展的“山海協作”工程，2015年，26個“欠發達縣”實現摘帽。但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影響，區域差距總是存在的。如何拉高標桿，持續不斷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成為當時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

　　2017年，作為省級高端智庫，省社科院組織開展“新的歷史方位上浙江踐行‘五大發展’理念繼續‘走在前列’若干問題研究”的課題，其中就包括區域協調發展。

　　時任省社科院院長遲全華擔任此課題的負責人，他認為：“可以把‘胡煥庸線’的研究方法運用到對浙江的研究中，包括人口、地理的分佈、氣候，以及經濟社會發展。”

　　遲全華回憶，2017年課題立項後，他借來了許多年份的《浙江年鑒》，每一本都頗為厚重，光研究計算的數據，就寫滿了十幾張A4紙正反面，同時還學著自己在電腦上畫柱狀圖、餅狀圖、曲線圖等。

　　“一方面要收集、研究和整理大量的數據進行論證，既包括全省性的，又要各市的，然後計算、研究，進行對比分析；另一方面，要收集先發國家和地區，以及兄弟省市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案例，提煉其中對我們有用的經驗。整個研究過程可謂‘痛並快樂著’。”遲全華説。

　　最終，把龐雜的數據放到地圖上來看，一條西北至東南走向橫線逐漸清晰，線兩側分別是浙東北與浙西南，線的起點是臨安清涼峰鎮，終點是蒼南大漁鎮。

　　遲全華説，臨安作為杭州的一個城區，其實東西部差別很大，特別是西部的昌化、於潛地區屬於山區，海拔很高，達到1500米至1700米，不論是人口、地貌還是氣候，與臨安的東部地區有很大差異，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也有明顯差距。清涼峰以北，山勢漸緩，直至湖州都是平原水鄉；清涼峰以南，就是淳安、衢州一直連到麗水的山區，所以起點選在清涼峰是比較合適的。

　　而終點選在蒼南的大漁鎮，也是相似道理。大漁鎮以北的金鄉、錢庫、龍港等地，位於鰲江南岸平原，河網密布，民營經濟發達；大魚鎮的西南面，多有千米以上高峰，與閩北山區相連，地勢高峻，經濟發展不如北面鄉鎮。

　　數據證明，“清大線”的提出極具研究價值。當時，“清大線”西南側擁有全省40%的面積、20%的人口和10%的GDP，與東北側形成了明顯差距。單以每人平均GDP為例，“清大線”西南側為4.38萬元/人，東北側為8.50萬元/人，倍差為1：1.94，接近一倍。

　　“清大線”出爐之後，浙江陸續出臺了許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文件，包括《浙江省山區26縣跨越式高品質發展實施方案》《關於新時代支援浙西南等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的實施意見》《關於深入實施山海協作工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若干意見》《關於進一步加強山海協作結對幫扶工作的指導意見》等。

　　一條線看城鄉均衡

　　時隔6年之後，在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大背景下，另一家省級高端智庫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的課題組再次圍繞區域協調發展進行研究。

　　浙江是我國城鄉發展最均衡的省份之一，代表性數據就是城鄉收入倍差。2022年，浙江城鄉收入倍差為1.90，連續10年縮小，在全國各省區中最低。1.90，意味著城鎮居民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1.90倍，倍差數值越小，城鄉發展越均衡。

　　然而，省發展規劃研究院戰略謀劃研究所所長郎金煥發現，省域整體均衡發展的背後，在更微觀層面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偏科”。比如，倍差較低縣（市、區）主要集中在浙北地區，比如嘉興的秀洲區、南湖區和舟山的岱山縣，該數值小于1.5；倍差較高的主要集中在浙西南地區，杭州淳安縣、麗水遂昌縣和金華婺城區，該數值大於2.1。

　　“為看清楚我省城鄉收入差距的空間特徵，我們將全省各縣（市、區）由低到高、分8個層級繪製在行政區劃圖中，用不同顏色表示不同倍差。在這個圖上，淳安、磐安、椒江的城鄉收入倍差都在2左右，構成一條新的界線。”郎金煥説，這條城鄉收入差距界線，被簡稱為“淳安—磐安—椒江”線。

　　從地圖上來看，在這條線的東北側，各縣（市、區）城鄉收入倍差較低，沒有一個高於2；在這條線的西南側區域，城鄉收入倍差普遍較高。

　　若把“清大線”和“淳安—磐安—椒江”線疊加起來看，兩條分界線把浙江省域從浙西南向浙東北，按照城鄉倍差高低分為了“高倍差—中倍差—低倍差”地區3個層次。

　　郎金煥解釋説，“清大線”是經濟密度線，反映的是地區之間的差距，但我省城鄉關係往往是經濟越發達、城鄉倍差越小，因此“清大線”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區域城鄉倍差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説，“淳安—磐安—椒江”線正是對“清大線”的補充，為縮小城鄉、區域差距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在“淳安—磐安—椒江”線北側，主要是杭嘉湖平原和杭甬城市群，是浙江經濟最發達的區域，城鄉收入倍差歷來較低，雖然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但縮差的空間、潛力更小，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更多。

　　在“清涼峰—大漁”線南側，主要是山區26縣，是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中的重點，也被稱為“最難啃的骨頭”，農村居民增收難度最大。

　　在兩線合圍的中間區域，主要以浙中城市群為主，地理條件相對優越，交通條件便利，人口分佈集聚，城鄉倍差“不高也不低”，是“由高到低”的過渡地帶，這些地區基礎好、潛力大，是城鄉縮差的主陣地和主戰場。

　　“針對不同的發展水準，分類設定縮小城鄉差距的目標導向，為精準施策提供了科學依據。”郎金煥説。

　　此外，兩條界線的幾個端點，如淳安、臨安、椒江、蒼南，是縮小城鄉、區域差距的難點，若能實現“端點振興”，對下一步推動城鄉、區域融合發展有很強的推動作用。

　　“我建議，借鑒嵊泗、景寧的做法，將這些地區作為新一批我省高品質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省級綜合性試點，集中研究形成針對性方案。”郎金煥説。

　　兩線齊看差距變化

　　兩條地理分界線的出現，是否意味著浙江的三大差距在發生變化？

　　不論在哪個國家或地區，也不論在哪個時期，區域差距、城鄉差距都是客觀存在的，浙江也不例外。2017年省社科院的區域協調發展調研報告提出，從國際經驗來看，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根本之策，就宏觀層面而言，主要是促進兩股“流”的對流：人口由相對落後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資金由發達地區向相對落後地區流動。

　　不論是德國東西部發展，還是美國田納西河流域開發，乃至廣東縮小珠三角地區與粵東、粵西、粵北地區的差距，都是基於這個“對流”理論。

　　“比如強化浙西南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當下實施的力度很大，麗水機場、衢黃高鐵、杭溫鐵路、溫福鐵路等，以及多條高速公路項目都有眉目或正在推進。”遲全華説。

　　單以資金流為例——今年前三季度，衢州固定資産投資增長16.8%，居全省第二。麗水工業投資同比增長57.1%，高於全省40個百分點，居全省第一位。

　　從地理和氣候等視角來看，“清大線”不會發生改變或轉移，但從經濟和社會發展來看，“清大線”兩側發展更為均衡，導致分界線正在逐年淡化。今年前10個月，山區26縣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佔全省比重達到8.2%，相較2021年全年的7.6%、2022年全年的8.0%，比重持續提升。

　　再來看“淳安—磐安—椒江”線，它的出現並非代表著“清大線”在向外延展，而是對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有了更細顆粒度的研究，尤其是城鄉收入倍差問題。

　　比如，城鄉收入倍差，縮小到什麼水準最合理？

　　客觀來看，城鄉居民收入倍差過高不可避免會影響城鄉發展均衡性協調性，但是由於城鄉體制和資源稟賦不同，城鄉收入倍差“過小”或“無差距”也不符合實際情況，還可能降低發展積極性。

　　省發展規劃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祝立雄説，從近5年的情況看，如果以每人平均GDP為標準，將浙江各縣（市、區）劃分為前、中、後三檔，會發現每人平均GDP排名前1/3的縣（市、區），平均倍差水準基本處於1.7左右。

　　因此，對城鄉收入倍差已經達到或低於1.7的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已經較為均衡，可以圍繞“率先實現城鄉融合”的目標積極探索、先行先試，把縮小城鄉差距的重點聚焦在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優質共用、促進城鄉發展機會公平等方面；對於距離1.7還有距離的地區，縮小收入倍差仍應是核心目標。

　　此外，從“淳安—磐安—椒江”線上，他們還發現了兩個潛在性問題，需要引起重視、辯證看待。

　　祝立雄提到，比如，“城弱鄉弱”的低水準均衡現象。在部分地區，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水準和倍差出現“雙低”，這種低水準均衡的情況多發生在經濟弱縣，以某山區縣為例，城鄉收入倍差小于1.75，在全省處於領先水準，但城鎮、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比全省平均低了1.2萬元、0.6萬元。

　　再如，一部分高倍差地區縮差面臨瓶頸，倍差長期處於高位、排名長期處於末位。這部分地區的城鄉倍差長期遠超全省平均水準，難以實現位次進階，是城鄉縮差“難題中的難題”。究其根源，還是其自身城市化、工業化發展水準不高，對鄉村發展的帶動作用不強，鄉村非農化程度不高、農業生産效率不高，制約了收入增長。

　　不論是尋找“分界線”，還是反思“反常”現象，高品質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需要辯證看待城鄉收入倍差，避免“唯縮小倍差指標論”傾向，方能客觀、準確縮小城鄉差距。

　　【專家觀點】

　　促進各類要素雙向流動

　　“胡煥庸線”是一個刻畫經濟地理的形象化分析工具，一條線的發現直觀揭示了人口分佈的規律、經濟社會發展的奧妙。

　　2017年省社科院和2023年省發展規劃研究院的研究，分別用兩條浙江的類“胡煥庸線”分析了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發展的分野。浙江的類“胡煥庸線”形成，有地理條件和資源稟賦差異帶來的自然選擇性，但我認為更多的是既有制度條件下經濟規律、成本規律持續作用下的必然。

　　為什麼沿海區域發展比山區領先？為什麼越發達城鄉越均衡？看似兩條不同的線，其實背後道理就是一個——發展的開放性。回首45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不正是從把鎖在農村土地上的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而啟動的嗎？引領全國的“千萬工程”，不正是從破除工作重心的城鄉之別開始的嗎？區域經濟差距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最大的內因是城鄉二元的體制機制，二元體制機制最堅硬的殼是對生産要素市場化自由配置的壁壘。阻礙城鄉融合的，不是山高河闊，而是制度的城鄉二元。制約山區發展的，不只因為山高路遠，更因為缺乏盤活要素的市場化理念、開放性思路和改革突破的辦法。山區留不住的人和産業，城市下不了鄉的能人、産業資本，無不與發展的開放性和要素的流動性相關。

　　這也啟示我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新部署指出，要把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有機結合起來，促進各類要素雙向流動，推動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打破“胡煥庸線”的路徑鎖定，需要主動作為、找準支點，加快區域協調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把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不能流動的土地、資源、人才、資金、技術雙向流動起來，不斷推動城鄉融合、區域協調發展。

　　（作者潘毅剛，係省發展規劃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