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製造業企業，不是網際網路企業，有必要設首席數據官嗎？”“企業首席數據官具體怎麼設？要怎麼選人配人？”“首席數據官，與首席資訊官又有啥區別？”……

　　《浙江省企業首席數據官建設指南（試行）》（以下簡稱《建設指南》）發佈一個月來，企業首席數據官這一新名詞引發了各界熱議。尤其隨著最近省、市、縣“半年成績單”公佈，數字經濟相關指標表現亮眼，更讓人對其興趣倍增。

　　首席數據官（ChiefDataOfficer，簡稱CDO），按照《建設指南》的界定，主要負責制定和執行數據戰略，協調各部門落實相關數據項目；整合企業內外數據，創新挖掘數據資産價值，用數據賦能社會經濟發展；制定企業數據標準和政策，強化數據合規、數據治理等。簡言之，就是如何讓企業的數據産生價值，並儘量最大化。

　　浙江力推這項制度有何深意？會遇到哪些難題？

　　CDO是個啥？

　　位於溫州甌海區的中國數安港園區，儘管叫産業園區，卻更像是一個孵化基地，有各種實驗室、展廳、創業廣場……走在這裡，你或許就能碰上一位剛上任不久的CDO。7月14日，全省産業數據價值化大會在溫州召開，《建設指南》在會上正式對外發佈。1個月不到，數安港內已有約10家企業設置了該崗位。

　　CDO的誕生，是一件“並不新鮮”的新鮮事兒。

　　“CDO制度已有二三十年曆史，如知名的雅虎公司就在2004年設置了這樣職位。隨著數據資源不斷增長、數據價值不斷釋放，這一崗位的重要性將不斷凸顯。”浙江大學軟體學院教授、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張微告訴潮新聞記者。

　　而在國內，隨著數字經濟的重要性逐年提升，企業設置CDO的氛圍也日益濃厚。2021年以來，江蘇、廣東、山東等省相繼發佈企業首席數據官建設指南……這一年，浙江的杭州濱江區和紹興等地也相繼建立以政府部門為主的首席數據官制度。

　　採訪中，多位業內人士不約而同提到了“數據20條”——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

　　“‘數據20條’的出臺，鼓勵各方不斷挖掘釋放數據價值，以數據驅動産業轉型升級甚至重塑。數據正加速成為新的生産要素，也倒逼企業儘快調整管理制度等。”浙江大學人工智慧研究所副所長鄭小林説。

　　數據或者説數字化的重要性，早有企業嘗到“頭口湯”。

　　今年4月份，杭叉集團披露2022年年報。個別業內人士曾擔憂，這一中國叉車研發製造頭部企業會受疫情較大衝擊。但事實上，去年杭叉集團實現營業收入144.12億元，同比減少僅0.53%，實現凈利潤9.88億元，同比增長8.73%。

　　“這得益於企業早在開始數字化轉型。”杭叉集團總經濟師、浙江杭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任海華説，尤其是2021年全面投入使用的“1+17+N”杭叉工業網際網路平臺，將300多家供應鏈企業、10萬多名客戶聯在一起，用數字構建了一個穩定的發展空間。

　　“數據作為新的生産要素，關係到客戶服務體驗和服務效率的提升。”新安股份流程與IT與管理部總經理鄭捷告訴潮新聞記者，作為一家有著近60年曆史的化工製造企業，2022年，新安股份啟動新一輪數字化轉型規劃，聚焦智慧製造、智慧供應鏈和數字化管理三大應用場景，全面推進業務模式數字化、業務運營數字化、經營管理數字化。

　　《建設指南》的出臺，為浙江數字經濟新發展注入新的“催化劑”。

　　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浙江數字經濟核心産業製造業增加值增長8.4%，資訊傳輸、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增加值增長12.5%。但不少專家指出，這些增長很多來自於産業數字化領域，對數字産業化的重視程度還可以進一步提升。

　　“産業數字化中，數字可能還是‘配角’。CDO要做的，就是讓數字更好地産業化，讓它成為‘主角’，把價值全面釋放出來。”張微引用中國信通院一份報告説，國內有八成企業其實希望能用上其他企業的數據，但能將自己的數據提供給別人的還不到四成——很多企業還沒真正嘗到數據價值的“甜頭”。

　　“在前期調研中，我們發現目前省內多數企業沒有設置首席數據官，但超八成的企業認為有必要設立首席數據官制度。”省經信廳雲計算處處長龐為興説，作為製造業大省、平臺經濟強省，浙江數據資源豐富、産業基礎雄厚、數據融合價值驅動的應用場景廣泛，很多企業在完成生産經營流程資訊化後，面臨數據驅動企業整體變革的迫切現實需求。

　　為此，2022年起，浙江全面啟動了産業數據價值化改革工作。而企業首席數據官在浙江的應運而生，就是這項改革提升企業“用數”能力的重要一環。

　　CDO能幹啥？

　　“現在不太用各種解釋我是做什麼的了，尤其最近一個月，來了解情況的多了起來，同行也多了起來。”在溫州數安港，數據智慧服務商每日互動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就設置了首席數據官，現擔任這一職務的董霖感受頗深。

　　那一年，浙江印發了《關於建設資訊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國家示範區的實施意見》，計劃在骨幹企業試行首席資訊官（CIO）制度。一年後，巨化、貝因美、精工集團、萬事利等50余家大型企業的CIO共同發起成立了浙江省首席資訊官協會。CIO逐漸為大眾熟知，極大提升企業數字化、資訊化等核心競爭力。

　　採訪中，潮新聞記者遇到不少企業都建有較為完善的CIO制度，但並不特別清楚CDO相關制度的設置。明確CDO與CIO的職責分工，是現階段推動企業首席數據官制度落地的重要一步。

　　“CIO更側重資訊技術的實現，業務範圍更廣也更偏前端。CDO注重數據分析、數據挖掘等工作，促進數字業務發展，維護數據安全，側重的是企業數字化‘後半篇文章’。”董霖告訴潮新聞記者。

　　今年是數字浙江建設20週年。在張微、鄭小林等多位專家看來，CDO制度的建立，也是數字浙江建設推動企業數字化建設進一步細化、升級的過程。

　　《建設指南》提出，企業要賦予CDO對企業重大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採訪中，多家企業相關負責人和專家對此表示贊同。

　　“經過多年資訊化數字化工作，企業積累並且仍在不斷産生、獲取大量數據。這些數據就像埋在地下的礦産，需要挖掘、分類、清洗、上架等一系列後續處理，其後才能發揮更大價值。這就是數據治理等工作，屬於CDO的職責之一，又涉及企業業務、流程、工廠、數據等方方面面，甚至將帶來企業管理模式的系統性變革。”鄭捷告訴潮新聞記者。

　　以數據同步為例。新安股份作為一家大型“鏈主工廠”，對外要服務全國近萬家企業級客戶、10萬以上的個體經銷商，連結超1萬名貨運司機。這種全生態、全流程的數據同步，絕不是簡單升級“流量包”就行。新安股份自主研發了標準化的前中後臺系統，其中關鍵的中臺通過“觸髮式”方法，可實現數據分鐘級同步。全球客戶簽個合同下個訂單，在杭州的工廠就能馬上響應生産，並安排好物流運輸。

　　“數字賦能，讓公司的管理體系實現以業務為導向、以流程為承載、以工廠系統做落地、以數據應用反哺業務的流程變革，逐步構建現代企業治理體系。”鄭捷説。

　　在杭叉集團，數據正在大顯身手。該公司旗下的雲智慧叉車平臺，服務10萬多家客戶；每台售出産品相關運作數據回流後，公司可根據用時等數據，有效分析出用戶遭遇到使用故障還是發生其他問題，及時提供服務，並將積累的數據應用於後續産品升級、研發中。

　　“以前是叉車賣了基本就算完成任務，但現在産品賣出任務才開始。”任海華説，杭叉集團2016年專門收購了一家專業的軟體公司，2018年成立浙江杭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又和日本奧卡姆拉株式會社合資成立浙江杭叉奧卡姆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如今有能力通過大數據分析開展精準的用戶畫像、應用場景設計，為客戶“個性化定制”智慧物流方案，業務發展迅速。

　　CDO在當下還有一項新的挑戰：確保數據的安全合規。

　　每日互動在智慧交通領域研發了一款“數智綠波”産品，並參與到政府部門綠波帶建設中。董霖除了要組織開發産品，還要去協調企業、交通管理部門甚至一些第三方提供如道路、車輛等數據。他除了要確保多方數據通過融合發揮更大價值，更要確保數據的安全合規。

　　“畢竟這些數據不只來源於企業內部，安全等級更高、要求更嚴格，由CDO負責更為合適。”董霖直言。

　　CDO怎麼設？

　　“我們企業，其實數據官不止我一個。”採訪中，董霖這句話引起潮新聞記者很大興趣。他説，企業數據官其實還包括由多名專職成員組成的團隊，連同法務、內控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形成聯合工作組，共同承擔著數據合規的各項工作。

　　這一崗位並不好幹。

　　“設CDO之後，企業所做的數據要素市場化等戰略要有足夠的前瞻性，畢竟關係到企業數據這一特殊資産，前期開發投入成本相對比較高，還儘量不能影響原來的生産工程。”張微建議分行業、分領域、分階段推進，從更容易被市場接受，也更能實現突破的行業先試，形成示範引領效應。

　　現實中，潮新聞記者發現確實有企業對是否設立CDO還很慎重。

　　“數字化、資訊化等戰略方向，企業早已定下來並穩步實施。CDO要做的是數據挖掘、數據的資産化這些新階段的工作，相當於開闢全新的領域，企業將慎重考慮。”任海華告訴潮新聞記者。

　　不過，他也介紹説，杭叉有一個資訊化辦公室負責相關戰略的落地，且是管理部門中人數比較多的一個部門，加上軟體開發團隊、智慧物流公司中的相關産品研發人員，從事數據相關工作的專業人員有近百名，整體力量已經比較強，基礎紮實，“理清楚了再設崗位或者定相關制度，轉型也會比較快。”

　　有些企業儘管尚未設CDO，但相關工作已在探索中。

　　“CDO設置還是很有必要的。儘管現階段公司還沒設這樣的崗位，但相關工作職能已經在既有的管理架構下全面開展。”鄭捷告訴潮新聞記者。

　　新安股份成立了集團管理創新與數字化委員會，由董事長挂帥，融合了各個職能部門，成員中有企業的數據架構師、工廠IT總監、軟體開發主管等。同時，企業在各個BU（業務單元）培育“數據文化”，每年推進不同的應用場景建設。今年在行銷、供應鏈等業務領域，開發了衡量客戶價值的RFM模型、産銷平衡的主計劃模型等，將行銷端積累的客戶數據進行有效盤活，傳導至研發、生産甚至供應鏈生態。

　　針對企業架構設置，鄭小林表示，CDO通過對企業的數據進行全方位全流程挖掘，可能給企業産生的收益價值會更大。但短期內如果其崗位設置和CIO是同級別，就容易出現“以數據為主”還是“以業務為主”的矛盾，CDO這一新崗位會給CIO等原來的工作體系帶來挑戰、引發衝突，這並不符合CDO設置的初衷。

　　他建議一開始可以將CDO放在原來的CIO架構中、受後者領導，等CDO領導的小組在公司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後再獨立出來，這樣比較穩妥。當然，有的企業本身數字化基礎比較好，那可以直接將CDO設置於比較高的層級上。

　　綜合來看，企業想要找到完全勝任的CDO，目前尚有一定難度。

　　在鄭捷、任海華等多年擔任製造業企業數字化工作的負責人看來，CDO需要複合型人才，要懂業務，要懂軟體開發，要懂客戶需求……如化工行業，僅業務方面，一名員工可能要近十年時間培養，才算得上“入行”。

　　浙江大數據交易中心總經理孔俊還加上了幾條：要懂安全、懂合規，“至少也是要大半個數據相關領域的法學專家。”

　　潮新聞記者獲悉，目前國內高校中尚未有專門培育此類人才的專業。有些企業一般通過內部挑選有意向有一定電腦基礎的員工，通過項目參與等形式進行培訓。新安股份專門為此制定了一套人才培育方案。

　　已從事CDO多年的董霖，也在期盼系統的職業培訓和技能培養。“數據官需要緊跟時代發展，持續學習提升，從數據治理到引領企業變革。”

　　“各地的人才認定中，希望也能有CDO的‘一席之地’，包括培訓體系、激勵舉措等體制機制的完善。”鄭小林進一步建議。培育CDO是一項系統工程，並不是一個企業、一個行業能單獨承擔的。

　　而這，或許也是省級層面出臺《建設指南》的深意所在。

來源：潮新聞    | 撰稿：金春華 王艷瓊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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