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鄧中夏生命的最後時刻

2017-12-12 11:07:40    來源:人民網    

1933年5月15日,因叛徒出賣,我在上海地下黨機關遭到逮捕,被關押在國民黨南京監獄。不久,鄧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實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監獄。自此,我們兩位曾經共同戰鬥過的戰友,又多了一層“獄友”關係。也正因此,我親眼目睹了鄧中夏在獄中堅貞不屈、堅持鬥爭的情形,見證了鄧中夏在生命最後時刻的感人壯舉。

非常時期相識

我是四川省潼南縣三匯鄉(今重慶市潼南區小渡鎮)人,1905年出生。192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同年11月,我擔任北平西城區暴動隊總指揮,被北洋軍閥京師警察廳逮捕,1928年5月越獄。1929年5月,我在上海組織紀念“五卅”示威遊行被逮捕,判處拘留40天,關押在提籃橋監獄。1930年1月9日,我在上海組織示威遊行,被上海警察廳逮捕,判處徒刑10個月,關押在提籃橋監獄。

出獄後,1931年4月,我受黨組織的委派,前往湘鄂西洪湖蘇區工作,歷任中共湖北省委機關秘書長,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政治部組織科長,湘鄂西軍委警衛團政委、警衛師政治部主任、代理師政委等職務。

鄧中夏是我黨創建初期的著名工人運動領袖,在黨的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任江蘇省委書記,負責上海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工作。1928年2月,接替李立三任廣東省委書記。4月,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去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當選為赤色職工國際中央執委。留莫斯科工作期間,參加了中共六大和共産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1930年7月,鄧中夏從蘇聯回國,任湘鄂西蘇區特委書記和紅二軍團(後改為紅三軍)總政委兼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周逸群一起領導當地的武裝鬥爭。但是,王明上臺不久,就撤銷了鄧中夏的一切職務,並停止了他的工作。

1931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周老嘴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當時,我是省委機關秘書長。會議期間還抽了一個晚上,批鬥了軍團總政委鄧中夏,叫他住在周家祠堂進行反省。因為我是中央從上海派到洪湖蘇區的,沒有捲入複雜的歷史淵源。雖然別人都不理睬鄧中夏,我卻很敬佩和同情他,經常去找他聊一聊,給他一些安慰和鼓勵。後來,中央招鄧中夏回上海,我還送了他一程。

鄧中夏回到上海後,左傾路線臨時中央領導人竟然幾個月不給他安排工作,也不發生活費。鄧中夏全靠妻子在紗廠當學徒的微薄收入維持生活,但他毫無怨言。

一年後,我和鄧中夏又在上海相聚了。

1932年10月的一天,鄧中夏來到上海八大馬路新西橋附近的互濟總會機關住處。他化裝成商人,穿著長袍馬褂,我幾乎都認不出來了。他告訴我,最近組織上決定成立互濟總會巡視團,他任書記,我作秘書長。巡視團的任務是到全國各地去看看,先到北平、天津,再去江蘇各縣。今後我的組織關係直接與他聯繫。

由於受到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影響,互濟會變成了從事反對白色恐怖鬥爭的一般赤色團體,不斷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193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互濟會工作決議》,互濟會工作一度出現新氣象,在援救被捕的革命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時隔不久,在“左”傾思想指導下,互濟會又把反對白色恐怖鬥爭作為主要任務,一再號召會員去參加各種群眾鬥爭,鼓動罷工罷課、上街遊行示威等,使互濟會各級組織再次遭到破壞。

1932年10月,鄧中夏臨危受命,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濟會。鄧中夏不顧過去在上海長年公開活動容易暴露的危險,以化名到處奔走,甚至公開出面召集會議演講,聯繫各界支援革命的人士,很快打開了工作局面。在鄧中夏的正確領導下,我和互濟會的其他同志把營救被捕同志當成頭等大事。一方面積極與赤色國際互濟總會取得聯繫,爭取國際援助;一方面四處奔走,為獄中難友聘請律師,爭取社會力量的支援,營救獲得成功。

那個時期,鄧中夏每週要來互濟總會機關聯繫一次。他喜歡喝點酒,每次來我們就買一毛錢的花生,打幾兩酒,兩人邊談工作邊吃花生喝酒,倒也別有一番風味。我住的那個弄堂裏有很多妓女,當時人們叫“野雞”,每天晚上她們成群結隊地在馬路上拉客。鄧中夏很怕她們,每次晚上回家都要我送他出弄堂口,以免被“野雞”糾纏。

有一次他告訴我,現在黨內混進了特務,要我特別小心,不要隨便與別人接觸。

生死危機中相知

1933年5月我被捕那天,在上海地下黨機關工作的李仲雄來了,我警覺地注意到他後面不遠處跟著兩個人,憑多年地下工作經驗,我感覺李仲雄叛變了。於是,我一邊假裝與李仲雄搭話,一邊悄悄地把身上帶的幾張條子(上面寫著與鄧中夏聯絡的地點與暗號)捏得粉碎。可我萬萬沒有想到,不久,鄧中夏也被捕了,而且我們被關押在同一間牢房。

那天,幾個國民黨憲兵押著一個人到我住的號子(牢房)來了,號子的粉牌上又加了一個名字:“施義即鄧中夏”。我看了大吃一驚!由於當時環境的殘酷,一連串的問題不能不在我心裏琢磨:“怎麼鄧中夏也被捕了?他是怎麼被捕的?身份暴露了沒有?如果他的情況全被敵人掌握,我還能隱瞞什麼呢?”

我細心地觀察著鄧中夏的表現。鄧中夏一進號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人打招呼,談話應答皆從容不迫。鄧中夏看見我也在這裡,以同樣態度打了招呼,並沒顯示出我們之間的特殊關係。我想要進一步了解他,於是湊到他身邊,小聲問道:“老大哥,你打算怎麼樣?”

鄧中夏樂呵呵地説:“打算上雨花臺去!”

他又問我:“你知道羅登賢的情況嗎,他在哪?”

我回答:“他上雨花臺了。”

鄧中夏沉思片刻後,敬佩地説:“啊!他先走了一步!”

鄧中夏這一系列表現,讓我得出結論——鄧中夏還是原來那個鄧中夏,他對黨的忠誠沒有變,他從進入牢房那天,已抱定了犧牲的決心。

在國民黨的牢房裏,獄友們有一個規矩,就是先進號子的人睡在床上,後來的睡在床下。如果關的人多了,最後來的只能睡在馬桶邊了。鄧中夏進來那天,我們所在號子裏已經有七八個人,顯得很擠。為了表達對這位老首長、老大哥的敬重,我必須想個辦法讓他睡到床上去。於是,我小聲問鄧中夏:“你的身份暴露了沒有?還有什麼要隱瞞的?”

“已經暴露了,還隱瞞什麼?”

“那我就告訴全體犯人,讓你睡到床上去,那裏通風要好一些。”

“你講吧。”

於是,我提高嗓門,向大家招呼道:“各位,這位是中國共産黨的中央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的總政委鄧中夏。現在到了這裡,準備為黨、為人民獻出生命,我們應當照顧他,請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嗎?”

“好!歡迎,歡迎!”大家齊聲答應。剎那間,大家七手八腳,移動位置,把鄧中夏推到我身邊的高床上。

第二天,趁獄中放風時,早些時候入獄的陶鑄問我:“昨天進來的是鄧中夏吧?他的態度怎麼樣?”

我説:“他打算上雨花臺。”

“是真的嗎?”

我説:“讓我再問問他吧。”

回到號子後,我對鄧中夏説:“老大哥,同志們都很關心你的政治態度呀。”

鄧中夏一聽,立刻從床上躍起,激動地説:“你告訴他們,我鄧中夏燒成灰也是共産黨的!”

鄧中夏這個響亮地回答,立刻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所有號子裏,大家聽了都非常欽佩。陶鑄提出倡議,要大家湊幾個錢買大肉面給鄧中夏吃,給他改善生活。那時,牢裏除了規定的牢飯外,還可以另外買大肉面吃。不到半天,各個號子傳來了好幾元錢,大家把錢交給我,由我來安排鄧中夏的生活。

鄧中夏也很領情,毫不客氣,我每次送來大肉面,他端起來就吃。隨時準備就義的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

鄧中夏的最後時刻

入獄兩周之後,敵人正式提審鄧中夏。可是,不到半個小時,鄧中夏就回號子了。大家很詫異,我問道:“怎麼這樣快就結束了,他們審問你了嗎?”

他説:“問過了,我學給你聽聽吧。”他笑了笑,裝著法官的腔調表演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

“鄧中夏,又叫施義。”

“你是共産黨員嗎?”

“不錯,是共産黨員。”

“你在黨支部裏幹什麼?”

“中央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政委。”

“還幹過什麼?”

“夠了!夠槍斃了,還問什麼?”

“賀龍紅軍中和你同事的還有哪些人?”

“你明明知道我不會講,何必問我?”

鄧中夏哈哈一笑,拍著我的肩頭説:“就這樣五問五答,法官看再也問不出什麼來,便不問了,所以我很快就回來了。

敵人以為逮捕了鄧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打擊共産黨。為了勸降鄧中夏,敵人派了曾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後叛變革命的余飛來挑撥。

余飛對鄧中夏説:“你是共産黨的老前輩,現在卻受莫斯科回來的那些小輩欺壓,連我們都為你感到不平。”

鄧中夏輕蔑地回答:“這是我們黨內的事,你有什麼權利過問?一個患深度楊梅大瘡的人,有什麼資格嘲笑偶爾傷風感冒的人?”

國民黨不甘心,又派了一個所謂“理論家”來勸降。鄧中夏對他説:“假如你們認為自己是有理的,中共與鄧中夏是有罪的。那麼,就請你們在南京舉行一次公開的審判,量你們的蔣委員長第一個就不敢這樣做。”

為了讓鄧中夏屈服,敵人對他使用了種種酷刑,均以失敗告終。

抱定為共産主義事業而犧牲的鄧中夏,在獄中曾寫下了這樣的話:

一個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時候,不是地方。中國人很重視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為了個人陞官發財而活,那樣茍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雖生猶死,真比鴻毛還輕。一個人能為了最大多數中國民眾的利益,為了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死,這是雖死猶生,比泰山還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

鄧中夏恪守誓言。除了自己面對敵人時堅定勇敢,他要求獄友們也要講究鬥爭策略,儘量不要暴露身份,不做無謂的犧牲。有一次,鄧中夏問了我被捕的經過之後,叮囑道:“你要力爭在南京解決問題,不要搞到漢口去。那裏叛徒多,一去就會暴露。”他還説:“一個被捕了的共産黨員要當烈士很容易,只要説出自己的行為,慷慨就義就行了。一個黨員在監獄裏的任務,就是要儘量減少黨組織的損失,儘量打擊叛徒活動。”

在獄中,為了擴大黨的政治影響,打擊叛徒的出賣活動,我請鄧中夏公開講一講中國革命史,指出革命戰爭的前途。鄧中夏欣然允諾。經過一番準備後,他給大家講了兩個小時,讓獄友們更加堅定了革命到底的決心,連一些國民黨看守人員聽了都很受感動。

鄧中夏身份暴露後,由於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不肯就範,遂被定為死刑犯,轉移到了另一間牢房。在即將告別人生的時刻,他給黨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寫道:

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臺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鬥吧!最後勝利終究是我們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鄧中夏從容地穿好衣服,大聲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産黨萬歲!”“全世界無産階級聯合起來!”口號,大步走向刑場。

臨刑前,憲兵問:“你還有話説嗎?”

鄧中夏回答:“對你們當兵的人,我有一句話説,請你們睡到半夜三更時好好想一想,殺死了為工農謀福利的人,對你們自己有什麼好處?”

敵人害怕鄧中夏進行革命宣傳,命令立即開槍。就這樣,在雨花台下,鄧中夏英勇地獻出了生命,年僅39歲。

鄧中夏犧牲的消息,在兩天后傳入號子裏。那天早上,一個姓楊的看守士兵偷偷告訴我:“鄭先生,前兩天與你同號子的那位鄧先生,昨天清早槍斃了。好人啊,真是好人!”

聞知鄧中夏犧牲,我心裏像大海翻騰,很難平靜下來。當天晚上,我寫了一首悼念他的小詩: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

熱血酬壯志,三春草木寒。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在國共結成統一戰線的有利形勢下,黨組織將我營救出獄,然後安排我赴延安黨校學習。經中央組織部審查,並經陶鑄同志證明我在獄中沒有變節行為,我又重新開始為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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