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汾陽酒具看汾酒變遷——新晉商酒莊集團酒具博物館的歷史訴説
汾陽是一個古老的地名，也是中國最早的釀酒起源地之一，周之古茲，晉之西河，唐之汾州，宋之汾陽，都指向於此。幾千年來，汾陽美酒就像一股充滿活力的洪流，在中國酒文化的長河中奔騰不息。它那種與時俱進的酒質、迷人的酒感以及高雅的酒韻，始終為國人所喜愛。無論從何種角度探討中國的酒歷史，都難以離開一個汾陽的“汾”字。
然而，汾酒的由來並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根據不同的歷史階段，依據社會生産力的不同能量，在不同的時期，釀造不同類型的“汾酒”，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存世的汾陽酒具中得到印證。
·新晉商酒莊集團酒具博物館有杏花村酒史的系列展出
酒是可以消耗的液體，消費了、變化了就不復存在；而酒器酒具則是永恒的固體存在，它永遠會告訴你，歷史上的出現了什麼樣的酒。
因此，要想深入探討汾酒的歷史，就離不開汾陽的酒具。
可喜的是，在當今汾陽，有這樣一家酒具博物館，用它富足的藏品和精彩的陳列，告訴你汾酒的歷史與變遷。這家酒具博物館就坐落在汾陽杏花村的新晉商酒莊集團。
新晉商酒莊的主人是侯清泉。這是一位對汾酒充滿鄉土熱情的進取之士，這是一位對汾酒歷史有著傑出貢獻的大收藏家。他半生心血都傾注在汾酒的長流之中。
·新晉商酒莊集團酒具博物館的建築院落
現在，請大家和我一起走進新晉商酒莊集團的酒具博物館，喚醒那些沉睡千百年的汾陽酒具。
“汾清”酒具
漢代以來，中國的穀物發酵酒蓬勃興起，分成了兩大類別，一類是濁酒，也叫白酒（切記：不是今天的白酒），另一類是清酒。它們都屬於中國早期的米酒。濁酒釀造時間較短，用曲量較少，酒液稠濁而酒精度偏低，酒成熟快而保存期短；清酒釀造時間較長，用曲量較大，酒度稍高且酒液較清，保質期也長一些。從品質上説，清酒優於濁酒。
汾陽從漢代以來，就能釀製優質清酒。
·新晉商酒莊集團酒具博物館館藏的漢代清酒飲酒器具
·新晉商酒莊集團酒具博物館館藏的漢代清酒龍柄溫酒器，當時的清酒可以溫著喝
汾酒著名于史冊，首見於北朝時期，當時的汾陽酒有了專屬名稱，叫做“汾清”。《北齊書》卷一一《文襄六王傳》細記載當時的北齊武成帝高湛給康舒王孝瑜寫信：我在晉陽喝“汾清”酒，你在河南喝“鄴酌”酒，你我遙相對飲。北齊武成帝高湛，西元561年即位，在位四年。
“汾清”一直流行到元朝，品質升級，達到了黃酒的境界。但由於歷史的慣稱，元朝的汾陽人還是喜歡把汾陽黃酒稱為“清酒”，正是如此，新晉商酒具博物館所藏的元代酒瓶（近代稱為梅瓶）上，才會書寫著“好清酒”字樣。
·元代汾清梅瓶，高28.5釐米，最大腹徑14釐米，瓶身書有“好清酒”三字
宋明時代的汾酒梅瓶
新晉商酒具博物館藏有宋金元明四代的各式梅瓶，數量之多，引人注目，其中有些梅瓶都傳世于汾河流域，説明以汾陽為核心的釀酒産區在歷史中一直引領風騷。
按漢唐之間的酒産品，並沒有特殊的酒包裝，雖然人們也使用專制的酒器盛酒，但隨意性很大，容器或大或小。宋朝的成品酒採用了標準化的措施，普遍使用瓶裝，每瓶容積相等，大致一升至三升不等。這樣一來，酒的使用就有了比較精確的量化單位，專門盛酒的酒瓶應運而生。
宋人逐漸把成品酒稱為瓶酒，有“大瓶”、“小瓶”、“銀瓶”、“經瓶”等稱呼。其中經瓶是一種身形細高修長的盛酒之器，通用了宋金元明四代，近代人稱其為“梅瓶”。
·宋代茶沫釉梅瓶，高47.5釐米
·金代茶沫釉梅瓶，高40.5釐米
·明代青花龍鳳梅瓶，高31.5釐米，為嘉靖年間民窯製品，這是中國古代用梅瓶盛酒的最後余光
需要指明的是，宋金元明四代的梅瓶，大都是用來盛清酒或黃酒。明代中期以後，梅瓶逐漸發展為藝術品，就不再用作酒具了。
元代汾酒發展為蒸餾酒，使用了專屬的酒具
元朝時，中國酒界引進域外蒸餾法釀製出穀物燒酒，當時稱為“火酒”、“酒露”、“汗酒”、“氣酒”，或按譯音稱為“阿剌吉酒”，現代人稱之為白酒。
汾陽人率先開釀穀物蒸餾酒，時稱“汾州火酒”。至於“汾酒”一詞用來專指蒸餾酒，那是明朝晚期以後的事情了。
汾州火酒的酒度非常高，誕生之日起就改變了中國人的飲酒模式，甚至整個酒界不能再使用以前的所有酒具，必須重新配備器型很小的火酒酒具，於是，專屬於中國蒸餾酒的小容器、小酒壺、小酒盅和分酒器被開發出來。可以這樣説，判斷誰家首先開釀蒸餾酒，誰就要拿出最早使用的配套酒器，而新晉商酒具博物館則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這就是他們館藏的“元青花汾州火酒分酒器”。
·元青花汾州火酒分酒器，高10.5釐米，最大腹徑9釐米，此器為新晉商酒莊集團酒具博物館鎮館之寶
位於汾陽杏花村的新晉商酒莊集團的酒具博物館，是我國大型酒具博物館中的佼佼者，這裡不但以館藏豐富而著稱，更重要的在於館藏的酒器酒具能夠見證中國釀酒的時代變化，有助於中國酒史的斷代和研究。我們希望，新晉商酒莊集團的酒具博物館還能深入發掘，貢獻出更多的歷史精華。
王賽時簡介：
王賽時，中國酒史學家，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酒史、中國飲食史的研究。出版過《中國酒史》等多部著作，填補了中國酒史研究的許多空白，在國內外學術界都有重大影響。
王賽時還致力於中國酒文化的傳播事業，曾為國內諸多釀酒企業制定過文化方案和博物館方案，參加過“中國酒都”、《中國名酒志》等國家項目的認證工作，並長期為源坤和酒育全國品酒師培訓班授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