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走走停停》在端午假期全國公映前，已經在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了最佳影片、最佳編劇、最佳女配角三個獎項。至於它能否經得起市場考驗，則由近期的票房來檢驗。導演對影片的定位是“生活流喜劇”，也有觀眾認為，這部帶著一點“喪文化”的影片整體是輕盈的、治愈的。影片男主角吳迪（胡歌 飾）在北京混了十年，一事無成，潦倒還鄉。在破舊逼仄的空間中，他重新開始與父母、妹妹相處，又遇到了高中同學馮柳柳（高圓圓 飾），嘗試重啟電影事業。這樣一部電影，其中暗合了近年的各種社會話題：逃離“北上廣”“返鄉青年”，與之相伴隨的可能，是“內卷”或“鬆弛”，“堅守”或“離開”。

電影《走走停停》海報

　　吳迪和女朋友在電影院看電影，觀眾不時發出愉快的笑聲。這部影片至少剽竊了吳迪所寫的六個橋段。吳迪走出影院，覺得自己是個人才，寫的東西引起了觀眾共鳴，即便影片實際上並沒有他的署名和參與。他的女朋友則是另一番滋味，幡然醒悟：哦！曾經以為的潛力股尚未飛黃騰達，卻已年屆四十。女朋友揚長而去，吳迪處理掉北京租住的房子，拖著三個行李箱，回到家鄉。

　　回鄉之後的吳迪仍然帶著一份虛榮與裝腔作勢。在藥店前免費領雞蛋的老年人隊伍中，他顯得鶴立雞群，卻被老同學馮柳柳一眼認了出來。他説自己最近在GAP當中，正韜光養晦呢。同學説，下次參加聚會啊。他説，我不一定有空啊。馮柳柳在地方電臺拍攝紀錄片，意識到老同學吳迪正好代表了一個群體——返鄉人員，認為對這批回流的中青年進行記錄，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情。馮柳柳的領導看了部分樣片，判斷吳迪這個人物並不具備積極向上的感染力，認為這個紀錄片沒有太大價值。馮柳柳努力發掘紀錄片主角的積極價值，鼓勵吳迪將自己創作的劇本拍成電影。於是，一個簡易的攝製團隊開始了粗陋而有趣的拍片歷程。

　　這部電影中包含了三層敘事框架與畫面影像：第一是吳迪的劇情片拍攝現場，第二是馮柳柳的紀錄片拍攝現場，第三是影片自身的拍攝角度。前兩層敘事之間存在互文關係，偶爾對峙，偶爾呼應。我們在互文中看到吳迪殘存的鬥志與家庭的溫情，也看到馮柳柳突然介入的反諷——吳迪，你能不能別那麼裝啊？同一空間內兩個拍攝現場的交鋒，讓人看到拍與被拍之間被解構的真實性。

　　在三層框架中，大多數敘述是平淡無奇的。置身電影院，我恍惚覺得自己在看一集家庭劇。當然，影片也突出了一些搞笑片段與喜劇色彩。比如，由金靖飾演的吳迪的妹妹這一角色就很有喜感，這位彪悍的計程車司機用許多金句揭示了吳迪“廢柴”“脆皮”的一面。再如，吳迪帶著拍攝團隊“浩浩蕩蕩”地進入公園拍攝，卻被保安大叔攔在了門口，喝道：“你們寫申請了沒？沒申請可不能在這裡拍攝啊。”吳迪好像突然習得了人情世故，給保安遞煙打火，還邀請保安來客串一把。眼看著討好成功，在送煙的推搡中他竟使保安噗通掉落湖中，硬生生製造了一個事故現場。

　　影片也渲染了一些煽情段落與溫情色彩。比如，片中的母子關係總是溫和且寬暢。爸爸並不認為是金子總會發光，他説：“是金子在哪都是金子，是坨屎在哪都是坨屎。”要知道，用四川話説出“是坨屎”，那種恨鐵不成鋼的怨怒真是既接地氣又解氣。媽媽則認為，兒子回來也挺好，至少還能幫她拎菜，而且成功的人生不應該被定義。媽媽用實際行動支援兒子工作，也扛下了片中女主角一職。她在拍片中重拾年輕時的夢想，卻在拍片時驟然離世。是否只有死亡的敘事策略才能製造極致的憂傷體驗，才能加大作品的情感濃度？我不忍心看到一個可愛的母親突然離去，留下父親的替代背影來完成兒子影片的拍攝。

　　績效社會被效率與成果所控制，你應當完成什麼、能夠完成什麼，往往有清晰可見的指標，這形成了無形的規訓與整治。現代城市中無數奔忙的個體，既焦慮又緊張。當一些個體感受到努力的徒勞，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或許會被迅速邊緣化。那麼，這樣的我們應當如何應對其中的傷害與磨難？

　　影片以平淡的生活敘事回應了社會議題，較為完整地講述了中年的停滯階段，也試圖為逃離大城市的人們探尋現實的另一種選擇，可是，影片最終遁回了家庭的狹小空間。這種逃離，意味著抵抗還是絕望，意味著潦倒還是灑脫？這部電影在應對現實議題上做到了“治愈”，卻遠離了“深刻”。它討好了需要慰藉的靈魂，卻喪失了有效反思的鋒芒。吳迪作為倦怠中年人的代表，並沒有為大眾探尋到出路。他在北京喪失了愛的對象，也喪失了創作的力量，退守到四川小城，除了表現出虛假的鬆弛感，並沒有帶來更長遠的情緒價值和思想內涵。

　　最終，吳迪承接了妹妹的工作，成為了一名計程車司機。堵車路途中，他偶遇越野車上的馮柳柳一家人。副駕上的馮柳柳與駕駛座上的吳迪，知道彼此的相遇，卻不曾對視一眼。這一天結束，吳迪打開了電腦，寫下《走走停停》的題目，寫下“第一幕”，再次重操舊業——寫劇本。這算是一種自我救贖嗎？脫不下的長衫與拾不起的夢想，最令人痛苦。這真是一個蒼白無力又彆扭的結尾。

　　（作者係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