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治理是全球性難題，尤其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減貧一直是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挑戰。“一帶一路”沿線及參與共建國家中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備受貧困之苦。正如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簽署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聯合公報》指出的那樣，“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仍然面臨消除貧困、促進包容持續經濟增長、實現可持續發展等共同挑戰”。在全球化進程中這些國家如何借助國際合作加速自身發展、增收減貧，是其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優先考量。“一帶一路”建設為沿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搭乘中國經濟發展快車、繁榮自身經濟、改善民生福利的平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七年多以來，在促進區域聯通以及合作國家減貧等方面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因此我們需要對“一帶一路”促進合作國家包容發展、增收減貧等效能作用以及經驗教訓作出階段性的小結，提煉共性規律，總結有效模式。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沿線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就業、減貧等遭遇重大衝擊，對“一帶一路”建設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提升“一帶一路”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迫切需要增強共建包容性，提高共建標準、品質與效率。日益增長的全球不信任、民族主義情緒和曠日持久的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了全球結構的脆弱性，全球經濟發展前景不甚明朗。世界在消除貧困、創造體面工作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的進展受到嚴重威脅。過去幾年間，“一帶一路”實踐儘管成效顯著，但依然受到一些非友好勢力的質疑、誹謗，包括中方企業和投資項目承擔社會責任不夠、包容性發展不強，對當地商品採購、勞工與居民的就業收入、環保及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等方面的重視和貢獻不夠等。隨著“一帶一路”的深入推進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美日歐印澳等加強了對“一帶一路”的抵制和打壓，這些都給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走深走實和邁向高標準、包容性、普惠性、可持續發展造成巨大壓力和挑戰。
國內外學術界圍繞“一帶一路”對沿線國家的減貧意義、功能、作用、潛力、機制及途徑等諸多方面進行了不少討論。
關於沿線國家面臨的重大減貧挑戰和國際合作減貧意義的研究
一般認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數屬於發展中國家，貧困現象比較突出，減貧任務比較繁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準較低、基礎設施落後、社會財富分佈不均、社會矛盾錯綜複雜、民眾受教育程度低、能源資源難以有效利用等系列問題，造成沿線國家貧困人口基數較大、貧困問題持續時間較長且行之有效的貧困治理方案較少，貧困治理任重道遠。②減貧的本質是增加貧困居民收入和就業機會。為此，需要創造有利條件，如改善道路交通設施，增加生産投資，開設企業和其他合作項目，增加就業機會，提高勞動者教育水準以及提供技能培訓、捐助等。一些發展中國家自身能力受限，不足以提供這些必要條件，必須借助國際合作，而“一帶一路”倡議正好提供了最為適合的國際合作平臺。“一帶一路”倡議全面實施可使沿線數十個國家數千萬人擺脫日均生活費低於３．２美元的中度貧困狀態。
對“一帶一路”減貧基本渠道和路徑的研究
減貧需要通過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實現，如增加投資、繁榮貿易、改善基礎設施、促進增長、擴大就業、增加當地居民收入、通過專業培訓等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就業創業能力等。有學者的分析顯示，增長驅動型發展合作方式更有助於減貧。從根本上看，貧困問題的解決有賴於經濟增長的基礎條件與國際援助的外部條件。經濟增長下滑減緩貧困治理的動力，經濟快速增長使得範圍廣泛的改革成為可能。而改革反過來促進經濟增長，增長是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礎。“一帶一路”倡議以交通、物流、倉儲、通訊、建築、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為主提升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生産生活和互聯互通水準，解決基礎設施存量不足和增量乏力導致的貧困問題。
有關技術外溢、經驗與知識分享對“一帶一路”減貧支撐作用的研究
（１）投資技術溢出效應。有學者認為，外國直接投資（ＦＤＩ）和對外直接投資（ＯＦＤＩ）的雙向技術溢出對技術進步與創新能力有顯著的促進作用。ＦＤＩ對東道國技術創新的作用機製表現為直接影響效應和間接影響效應。前者是指ＦＤＩ的産生會伴隨著高新技術的轉移和高技術水準研發人才的引入，直接影響東道國技術創新水準。後者主要是指ＦＤＩ的技術溢出效應。ＦＤＩ通過示範競爭、産業關聯、人員流動效應産生技術溢出。東道國人力資源在外商投資企業任職並接受專業技術培訓，內外資企業人員的雙向流動對內資企業會産生積極的技術溢出。有學者的研究發現，潛在國際合作國家僅憑一己之力改進本國的技術性效率能實現的經濟增長非常有限，如果加強國際合作，則可以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結構性效率，進而顯著提升産出水準。還有學者指出，當一些技術發展水準低的地區流入了高技術産品時，該地區便可以很快對這些産品技術加以提煉與效倣，並創造出技術水準更高的産品，從而使得該地區的技術競爭力得到極大增強。
（２）減貧學習機制。國際減貧成功經驗的借鑒和因地制宜的吸收運用能有效推進減貧。有學者認為，扶貧知識分享和經驗借鑒是國際合作減貧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因地制宜地汲取中國及其他國家扶貧開發的基本經驗，與亞投行、絲路基金等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廣泛合作，可以構建適合本國國情的扶貧開發模式和長期有效的合作機制。
對“一帶一路”減貧方式及效能的分析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援助和投資均有助於降低貧困發生率較高、失業率較高、農業人口較多以及每人平均資本水準較低的“一帶一路”國家的貧困人口數量，對於每人平均ＧＤＰ較低的國家減貧效應明顯強於人均ＧＤＰ較高的國家，且直接投資的減貧作用略大於援助。在構建新型南南合作減貧機制中，需要推動合作國家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促進經濟增長，引導其發展融資模式從“輸血式”資金援助向“造血式”投資開發轉變，鼓勵落後地區在引入減貧資金時培養自主發展、自我減貧的能力。
整體而言，現有研究涉及“一帶一路”扶貧減貧在新時期國際減貧合作體系中的創新價值及其對推動聯合國２０３０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意義，肯定了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減貧合作中的推動作用和引領者角色，探索了“一帶一路”建設中進一步推進合作國家扶貧減貧的途徑，這些為相關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礎。
本文力圖在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拓展和深化：首先，勾勒出重大國際合作倡議與行動對於合作國家經濟增長及減貧的促進作用及傳導機制；其次，厘清“一帶一路”高品質共建的現實背景、基本內涵、目標取向及其對於參與國家合作減貧的潛能，力圖搭建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驅動合作國家高效減貧的合理框架，並闡明其作用機理；最後，在遵循基本理論框架的基礎上收集整理權威機構最具説服力的研究結論及最新案例和數據，增強“一帶一路”倡議及實踐的國際減貧功能作用的論據力度。本文較多地跟蹤整理了世界銀行（Ｗ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ＯＣＥＤ）、亞洲開發銀行（ＡＤＢ）等國際組織，麥肯錫等國內外高端智庫機構以及中國官方相關權威數據和案例研究等，闡述“一帶一路”建設減貧成效及存在的不足。
“一帶一路”倡議驅動合作國家減貧的作用機理
“一帶一路”沿線最初６５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占全球的２／３，而經濟總量只佔全球的１／３，每人平均收入只有全球平均水準的５０％。每人平均ＧＤＰ低於世界平均水準的國家有４５個，有３．６５億人生活在每人平均１．９美元／日的世界絕對貧困標準線以下。尼日利亞、塔吉克、蒙古、寮國等沿線國家貧困發生率較高，反貧困任務繁重（見圖１）。
圖１２０１８年“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按國家貧困線衡量的貧困發生率
疫情衝擊下，全球減貧情勢逆轉，“一帶一路”沿線部分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形勢尤其嚴峻。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數據，２０２０年全球貧困人口新增１．１９億到１．２４億人，２０２１年極貧人口總數可能增至１．５億人。受疫情影響，部分沿線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生存危機加劇，低收入群體、低勞動技能人群或將陷入連續數年的失業與貧困泥潭。囿于經濟發展落後以及發展潛力局限，這些國家依靠一己之力擺脫貧困較為困難。正如傑弗裏 薩克斯（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ａｃｈｓ）在《貧困的終結》一書中所言，發展中國家很難依靠自身能力脫離困境，“外部援助”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是十分必要的。借助外力包括爭取國際援助和吸引外國投資等，屬於治標之策，而吸引直接投資、開展國際合作並借此改善基礎設施、促進經濟增長以及合理借鑒國際成功減貧經驗等則被視為增強內生能力和持續減貧的治本之計。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曾指出，作為一個重大區域性國際合作平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共商、共建、共用的理念及發展方向與聯合國２０３０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高度契合，共建“一帶一路”可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積極貢獻。“一帶一路”倡議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促進經濟增長，借助援助和投資雙重途徑、政府和市場雙重力量積極分享和推廣中國減貧經驗，同時結合“能促型”項目提升發展中國家自我減貧能力，並有利於構建“弘義融利、開放包容”的對外合作減貧體系。
具體而言，“一帶一路”倡議遵循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則，以豐富的合作內容、有力的合作執行機制等，在對接沿線各國發展戰略的基礎上，通過投融資、貿易、基礎設施、産能、技術、教育培訓合作及減貧經驗分享等促進合作國家經濟發展，實現民生福利改善，削減貧困和實現２０３０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這就是“一帶一路”倡議驅動合作國家減貧的作用機理（見圖２）。
圖２“一帶一路”倡議驅動合作國家減貧的作用機理
（一）繁榮貿易促進經濟增長及減貧
經濟學界對於經濟增長在減貧中的作用觀點並不一致。部分學者認為，分配機制是否公平合理對於增長的成果普惠和減貧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經濟增長能使所有人受益，其中窮人的收入增長程度和總人口平均收入增長程度存在一一對應的關係，即“涓滴效應”。經濟增長並非減貧的充分條件，即經濟增長不必然引起貧困規模減小，因為貧困人口能否從經濟增長中受益還取決於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和合理，即貧困群體和富裕群體的收入是否呈現收斂。但足夠高的和持續時間足夠長的經濟增長則是減少貧困的必要條件，蛋糕做大是一定分配機制下社會成員增加成果分享的前提和基礎。社會貧困的減少需要物質性福利的大幅度提升，而這需要長期、高速的經濟增長作為條件。貿易活動是一國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並獲得增長動力的重要渠道，參與貿易的國家通過專業化分工及提高生産效率、改善産業結構、融入全球價值鏈、擴大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社會收益的增加和財富的積累。一國經濟在一定的分配機制下可以産生“益貧式增長”，即有助於窮人脫貧的增長模式（ｐｒｏ－ｐｏｏｒｇｒｏｗｔｈ），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與貧困減少的辯證關係充分展示了經濟增長的速度、模式與減少貧困的關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總裁拉加德指出，全球貿易使得家庭生活成本下降，其中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降幅最為明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任總裁格奧爾基耶娃指出，貿易有利於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和減少貧困，而全球貿易放緩和貿易前景不確定性的增加將為減貧工作帶來阻力。世界貿易組織原總幹事阿澤維多也表示，如果全球貿易完全停止，將會大幅削減較貧困經濟體的購買力，並給貧困階層帶來極大損害。在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貿易分工體系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數處於參與度較低的邊緣化位置。“一帶一路”建設旨在提供促進發展中國家之間功能性互補與發展型合作的機會平臺，降低沿線各國貿易障礙，促進沿線各國貿易繁榮進而提振經濟增長，增加沿線各國財政收入和居民就業機會，從而減輕其貧困程度。荷蘭國際集團（ＩＮＧ）報告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中歐、東歐、中東和東南亞的國家）之間的貿易便利化可帶動國際貿易增長１２％。世界銀行報告也指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將使７１個潛在參與國的貿易額增加４．１％，且貿易成本降低將有效加強沿線國家部分行業的專業化分工以及提高行業生産效率。“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國家貿易活躍在既有分配機制或者分配機制改善的條件下，將有利於合作國家實現發掘稟賦優勢和比較優勢、增加窮人就業、促進商業交易和提高收益的目標。
（二）改善基礎設施營造減貧良好條件
基礎設施是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具有較強的公共産品屬性。基礎設施服務的充足供應被視為經濟發展和減貧的必要條件。基礎設施中的交通基礎設施因其獨特的消費機理而更具有公共産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基礎設施對拉動其他投資的作用十分關鍵，基礎設施較好的地區往往是本地和外來投資洼地，由此帶動就業機會和收入狀況提升又會進一步促進投資環境改善，形成良性減貧迴圈。從長遠發展來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實現高品質發展的前提。從減貧優先順序及效果來看，基礎設施建設屬於先行領域，並且一般是從道路建設、自來水供應、農業水利開始，擴展到供電、通信等領域，這些基礎設施投資往往需要大規模、持續性投入，但是由於投資回報率低且回收期長，往往不受私人資本青睞。“一帶一路”沿線多數國家基礎設施較為落後和短缺，尤其是公路、鐵路路網密度偏低，鐵路電氣化率和復線率過低，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更少，導致交通運輸效率低下，急需大規模投資改造和建設現代化交通網路。傑弗裏 薩克斯指出，基礎設施、公共建設等領域投資是讓窮人走上發展的階梯、結束貧困的關鍵。“一帶一路”建設在改善基礎設施方面開展區域合作，有利於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資的增長，顯著推動沿線國家和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的增長，為合作國家實現２０３０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消除貧困、消除饑餓、減少不平等、促進經濟增長和人人獲得體面工作等目標提供助力。
（三）擴大投融資突破合作國家發展資金瓶頸
資金短缺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以及擺脫貧困的首要瓶頸。依據貧困惡性迴圈理論，“一國窮是因為它窮”，即發展中國家長期貧困的根源在於“貧困惡性迴圈”。在供需兩側的惡性迴圈中，資本形成不足是關鍵痛點。發展中國家必須想方設法促進資本形成、擴大投資，才能打破“貧困惡性迴圈”。“雙缺口模型”“三缺口模型”以及“四缺口模型”從理論層面分析了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市場或國際迴圈的必要性。基礎設施投資是各國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驅動力，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制約著全球貿易、開放和未來的繁榮。投資可帶來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就業崗位、基礎設施、現代技術、産出增加、出口改善等，帶動勞動者收入提高和促進減貧。在收入水準過低、國內儲蓄又不足以支撐投資的情況下，發展中經濟體尤其需要通過引進外資來彌補國內資本形成的缺口。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間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將超過２６萬億美元，年均１．７萬億美元，但實際投資缺口約達５０％。顯然，多數發展中國家很難獨立承擔如此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入。巨大的資金缺口迫切需要國際社會支援，“一帶一路”建設有助於為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財政支援，並彌補這一缺口。雖然學術界有關外國投資對東道國減貧的影響意見不一，但多數傾向認為外國直接投資對減少貧困具有積極貢獻。
（四）技術溢出促進東道國人力資本提升和産業升級
經濟全球化時代，技術的“非競爭性”使得“溢出和共用”成為可能。科技合作是解放生産力、優化産業結構、促進增長的引擎，也是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增收減貧的基本途徑。作為提高勞動生産率、優化資源配置、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決定性因素，技術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愈來愈以跨國投資作為載體。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水準影響其國際價值鏈位置，也是勞動者勞動生産率提高和收入增長的關鍵。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客觀上會對東道國技術進步産生一定的積極影響。幾乎所有的跨國投資都與某種形式的技術轉移聯繫在一起。技術轉移現象一般都會伴隨著ＦＤＩ的流動出現，也就是經由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向發展中國家滲透，從而對後者的技術進步産生促進作用。技術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通常依靠引入ＦＤＩ獲得技術轉移和技術擠入，從而促進自身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財富增長和減貧脫貧。東道國企業通過對隨投資而來的外國技術、産品展開模倣來實現技術的進步和産品結構的升級。當跨國公司雇傭當地勞動力並對其進行培訓時，勞動力技能、行銷技巧、管理水準等提升使得受培訓者工資收入增加並使當地人力資本結構得到優化。跨國公司向當地企業傳播技術的能力，如協助當地公司改善組織管理、改進産品品質和所採用的商業採購戰略等對東道國經濟發展與福利增長變化産生巨大影響。“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産業結構層次較低、研發投入不足、技術創新水準不高、勞動生産率較低等問題突出，因此，這些國家迫切需要通過深度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來提升自身現代經濟技術水準，以便更好地融入全球産業鏈和全球價值鏈。毫無疑問，“一帶一路”框架下的跨國投資活動對於改善東道國技術水準、提高其勞動生産率和國際經濟競爭力具有積極影響。
（五）知識與經驗分享促進減貧
國際減貧成功經驗可以為本國減貧提供參照和借鑒。中國在過去數十年裏減貧成就突出，為全球減貧作出了巨大貢獻，積累了很多可被其他國家和地區借鑒和複製的成功經驗。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曾表示，精準扶貧方略是幫助貧困人口、實現２０３０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的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中國的減貧經歷具有特殊價值，脫貧成就在全球前所未有。中國維持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加大教育和醫療投入、快速推進城市化以及堅持對外開放等減貧經驗在可能的情況下可以應用於其他地方。中國的減貧進展具有全球意義，世界銀行集團與中國進行減貧合作，可以加強自身的知識和能力，向全球其他國家傳授成功的減貧經驗。貧困治理是新時代中國最有成效和最有發言權的全球治理領域之一。教育和技能培訓是保障就業、突破貧困圈的重要措施，如何保障人們有接受新技能培訓的機會應當作為疫情過後促進經濟復蘇的一大政策焦點。中國通過對外培訓、援助和投資等方式支援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一帶一路”合作國家的減貧事業，如通過打造中國扶貧國際論壇、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中非合作論壇—減貧與發展會議、南南合作論壇等高規格、有現實影響力的國際減貧交流合作平臺，開通南南合作減貧知識分享網站，發佈中外減貧案例數據庫及線上分享平臺，出版國際減貧合作藍皮書等，推動中國減貧經驗的國際化，共同推進包括“一帶一路”合作國家在內的全球貧困治理進程。
“一帶一路”實踐驅動合作國家減貧成效
經過中國與合作國家的不懈努力，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底，中國與１４０個國家、３１個國際組織簽署了２０５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國在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減貧合作交流關係”、共建“沒有貧困、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的減貧合作理念框架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實踐，努力改善合作國家基礎設施、增強其貿易活力、解決其資金短缺及技術瓶頸問題、加強減貧經驗交流等為合作國家實現減貧目標提供了強大助力並取得明顯成效。同時也應看到，迄今為止，“一帶一路”倡議在促進合作國家的基礎設施聯通等方面的作用較為顯著，而在包括減貧在內的包容、惠民和綠色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成效尚待提高，因此需要在總結現有減貧舉措及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增強與合作國家的發展戰略和減貧需求對接力度，構建更加科學合理有效的合作減貧模式和機制，提高共建“一帶一路”的減貧效率和影響力。
（一）繁榮貿易促進沿線國家經濟增長及居民增收減貧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結構持續優化，新型貿易方式活力凸顯，貿易便利化程度持續提升，貿易夥伴黏性日益增強。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間，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累計達９．２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口商品逾４萬億美元。雖然遭遇嚴重疫情衝擊，２０２０年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活動依然展現出較強的韌性和活力，貿易額達１．４萬億美元（２０１３年為１．０４萬億美元），同比增長０．７％，而同期全球貿易額下降５．６％。中國已成為“一帶一路”沿線數十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並對其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拉動作用。對華進出口貿易快速增長不僅繁榮了當地經濟、改善了産業結構和出口結構、增強了對外貿易競爭力，而且還拉動了當地就業和居民收入增長。作為國際産能合作的重要內容，對外承包工程和境外經貿合作區完成了數百億美元的當地水電、物料商品採購和貢獻了上千億美元的經濟産出，帶動了當地産業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準不斷提高，海關檢驗檢疫合作不斷深化，簽署ＡＥＯ互認安排的國家數量日益增多，快速通關“綠色通道”建設提速，海關間“三智”合作不斷加強。此外，貿易方式創新也逐步推進，中國與１６個國家簽署“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合作諒解備忘錄，與１９個國家簽署雙邊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通過跨境電商、數字金融、通信設施、智慧終端等數字合作促進沿線合作國家跨境線上行銷和線上交易，為沿線國家推銷農産品、增加貧困村民收入提供了可能。
未來，需要進一步促進“一帶一路”框架下的高品質貿易發展，需要擴大和改善貿易規模、結構、效益和穩定性，以實現促進合作各方經濟發展和提升其在全球産業鏈、價值鏈中地位的目標，這需要多方發力。首先，發揮“一帶一路”的貿易提升效應。中國應與沿線合作夥伴抓住全球産業鏈重塑的機會，在共建“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注重發揮各自優勢，開發面向第三方市場的高新優質産品，擴大出口規模，提升各自在全球産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創造更大的財富效應，為減貧夯實基礎。其次，增強“一帶一路”框架下貿易轉移效應。隨著中國與沿線國家合作機制的優化，相互之間的貿易障礙逐漸消除，自貿協定或者類似自貿協定的簽署將有助於增加中國與合作夥伴間的貿易機會和擴大貿易規模，進而助推經濟繁榮。再次，改善貿易結構。通過促進新産品、新服務和新技術交易，促進中國與合作國家貿易升級，進口合作國家有競爭力的優質農産品、特色産品、製成品和優質服務，促進貿易平衡發展。最後，創新貿易方式。充分利用高科技、新平臺、新業態、供應鏈新模式，如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跨境電商和數字貿易，拓展貿易機會和降低貿易成本，消除落後區域交通網路不暢通的障礙，促進“一帶一路”農産品和名特優産品更好地走向全球市場，拓寬貿易通道和增加民眾脫貧致富的機會。
（二）改善基礎設施投資提升合作國家經濟發展和居民就業增收潛力
“一帶一路”大量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改善了當地的營商環境和增加當地就業機會，還為沿線合作國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産業鏈和價值鏈、進一步釋放其發展潛力創造了機會。七年多以來，“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據統計，基礎設施類投資佔中國對“一帶一路”投資的比重從２０１３年之前的２３．３％上升至３５％。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項目亦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領域。２０１９年，中國“一帶一路”承包工程營業額達到１７２９億美元，１億美元以上項目有５０６個，為項目所在國及第三國創造了近８０萬個就業崗位，同時也帶動我國設備材料出口超１４０億美元，實現了互利共贏。２０２０年，我國企業承攬的境外基礎設施類工程項目有５５００多個，超過２０００億美元，佔當年合同總額的８０％，中老鐵路、中泰鐵路、匈塞鐵路、雅萬高鐵等一批代表性交通基礎設施項目已建成或者處於在建高峰期。“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滿足居民對水、衛生、電力、交通、通信等生活基本服務的需求，改善其生活品質並對減貧産生直接影響。中國援建的尼日利亞拉伊鐵路項目為當地創造工作崗位４０００多個，還帶動了建材、工程建造等配套産業發展。“中歐陸海快線”已成為中希合作旗艦項目，創造直接就業崗位３０００多個、間接就業崗位１萬多個，每年直接經濟貢獻達３億歐元。疫情期間，“一帶一路”許多基礎設施和民生項目都為抗疫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大面積斷航停航情況下，中歐班列將防疫物資安全、快速運抵沿線國家和地區，成為歐亞大陸之間的“生命之路”。
鋻於此，應高品質推進“一帶一路”發展。第一，制定高標準、高品質基礎設施網路建設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交通基礎設施，具有網路性特質，涉及多項目、廣泛覆蓋性和相互聯通性問題，故需要中方與各合作國家建立交通設施建設協調規劃機制，做好頂層設計，統一建設和品質標準，保證相互銜接和網路溝通，從根本上杜絕項目之間相互脫節的“斷頭路”和最後“一公里”現象。第二，保證建設項目高品質、高效率、可接受和可持續。打造具有高社會效益並有利於東道國社會發展和居民增收減貧的精品工程、品牌項目、示範工程，提高交通便捷度和品質耐用性，降低運作維護成本，根絕“豆腐渣”“爛尾樓”等工程現象，充分發揮典型優質建設項目對“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示範帶動作用。第三，堅持高標準建設合規管理。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規模大、週期長，涉及的利益主體和環節眾多，容易滋生腐敗，相關主管部門和審計部門要加強合規管理，建立制度預防－事中監督－事後核查－違規懲罰的機制。同時，敦促對外投資企業和金融機構嚴格自律，遵守東道國以及國際組織的基建投資規範，確保項目招投標程式合法化、透明化。第四，改善基建投融資機制。堅持“一帶一路”合作的開放性，加快形成開發性金融機構、政策性金融機構、商業性金融機構以及東道國金融機構、國際金融機構、進出口信用保險等其他各類金融機構分工合作、相互補充的多元融資主體框架。充分發揮公共資金的帶動作用，創新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支援包括第三國、國際金融組織等在內的更多社會資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項目。此外，還應構建全面風險管理框架，對“一帶一路”基建項目投融資成本、品質、效益、風險等進行全過程管理，並保證東道國債務的可負擔性、可持續性。
（三）中國投融資幫助緩解合作國家發展難題
中國通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以及信貸融資等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沿線合作國家的資金與外匯短缺問題。倡議實施以來，中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逐步上升，非金融類直接投資規模從２０１３年的１２６．３億美元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７７．９億美元（見圖３）。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間，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１３００多億美元。在受疫情影響嚴重的２０２０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對５８個國家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依然同比增長１８．３％，達到１７７．９億美元，而同期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增長率為３．３％，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下降４２％。“一帶一路”投資通過建設基礎設施對參與國家産生積極的影響。作為中國為支援“一帶一路”建設而專門設立的中長期開發機構，絲路基金積極推進與境內外金融機構多種形式的合作，目前已簽約以股權投資為主的各類項目４７個，承諾投資金額１７８億美元，覆蓋了“一帶一路”沿線多個國家。除直接投資、信貸融資外，中國還設立“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用於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和應對減貧、饑荒、難民、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挑戰以及落實２０３０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相關研究顯示，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每增長１％能顯著促進沿線國家每人平均實際ＧＤＰ增長０．０１％。中國投資對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１２％，通過完善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水準，中國投資對合作國家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達到３０％。
圖３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增長態勢
在新時代，社會責任被視為企業國際投資建設的重要部分並引起了各國政府和公眾的高度關注。我們需要深刻反思以往“一帶一路”投資中的社會責任履行狀況，比如適當調整過去偏重投資及基建的經濟效益，卻忽略或較少考慮就業、增收、環保、技術、稅收、培訓、健康、債務可持續等層面的做法，調整優化頂層設計，綜合統籌，特別注意和當地經濟發展長期規劃與社會福利改善政策要求的包容對接，認真落實２０１７年四部委聯合發佈的《關於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優先和更多安排那些有利於節約資源、綠色發展、增加就業、改進技術、貢獻稅收以及對勞動保護和公共衛生等有較大支援的項目，使項目建成運作後能為當地增收減貧及和諧持續發展作出更多貢獻，從而使“一帶一路”得到東道國政府的認可和民眾的支援。
（四）技術擴散提升勞動者技能和就業創業能力
科技合作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在沿線國家中，除俄羅斯、印度、以色列、新加坡等少數幾個國家外，中國在很多領域都具有明顯的科技優勢。中國與沿線國家在“一帶一路”總體框架下的科技合作有助於將中國科技扶貧的有效做法傳遞給沿線國家，為合作國家貧困人口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麥肯錫顧問公司２０１７年發佈了基於非洲１０００家中國企業數據的“中國在非企業的經濟帶動作用”的評估報告，根據該報告，非洲１萬多家中國企業中，九成是民營企業。抽樣的１０００家企業給當地創造了３０萬個工作崗位，當地員工佔８９％，超過２／３企業都對當地員工進行培訓以提升其專業技能。中國特別重視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推進與沿線國家的技術合作減貧工作。２０１６年科技部會同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出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科技創新合作專項規劃》，高度重視及大力支援沿線國家的科技創新合作。“一帶一路”科技合作主要包括建立科技夥伴計劃、促進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聯合實驗室和技術轉移中心、成立絲綢之路高科技園區聯盟以及運用先進技術推動重大工程建設等模式。中國已在沿線國家建成包括中俄絲路創新園、康橋啟迪科技園、英國紐卡斯爾啟迪科技園、以色列中國創新中心等在內的７００多家國家級國際科技合作基地以及為數眾多的省市級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帶動了當地的技術和産業升級，提高了當地勞動者技能，增加了當地勞動者收入。如泰中羅勇工業園新技術、新材料企業的入駐，不僅填補了泰國一些相關産業空白，而且有力拉動了就業，創造了鉅額外匯，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動力。中國在非洲援建２４個農業技術示範中心，惠及５０余萬當地民眾。此外，科技合作為“一帶一路”重大工程建設突破技術瓶頸、提升工程品質提供技術保障，如中國先進的高鐵、地鐵、高速公路、綠色電力建設技術和經驗，極大地改善了巴基斯坦、衣索比亞、肯亞、寮國、印尼等國的交通設施品質及哈薩克、俄羅斯、緬甸、土庫曼等國的管道運輸網路。
在邁向高品質建設“一帶一路”以及增強其減貧效應的過程中，需要繼續高度重視併發揮其創新潛能和優勢。第一，著力提高“一帶一路”投資建設技術水準。如在“一帶一路”沿線共建國際聯合實驗室、技術試驗示範基地和高新科技示範園區，培育高新産業集群，促進先進技術和産品共同開發孵化，挖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科技扶貧方面的重要經驗，形成聚焦減貧合作發展的國際科技扶貧新模式，帶動當地經濟技術能力提升、勞動生産率及勞動者收入提高。第二，強化對“一帶一路”高新技術和産能升級合作項目的信貸擔保等機制支援。高新技術研發、中試、生産、行銷等環節的合作以及建立科技園區、孵化基地等需要較大前期投入，也面臨一定的失敗風險，因而需要建立投融資、擔保和財稅等多方面的支援體系，需要中國會同合作方政府、金融保險機構等建立創新協同支援機制。第三，通過技術創新改善東道國的人力資本積累以及促進其産業升級和産出效益提升。需要提高中國先進技術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與東道國産業的契合度，在合作創新中加強當地就業者技能培訓及知識擴散力度，通過互訪互學、專題培訓、共建基地、探索試點等多種方式，共同探索科技支撐、樣板示範的精準扶貧路徑，為提高勞動生産率、增加勞動者收入、促進當地高新産業發展以及改善當地産業結構夯實基礎。
（五）中國減貧經驗分享提高合作國家減貧能力
第一，中國基於本國國情進行的大規模減貧實踐和對減貧規律的理論探索，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探索自己的減貧之道並實現減貧目標提供了知識分享、經驗示範和樣板帶動。中國脫貧成就的主要經驗包括：將促進經濟增長作為民眾脫貧的根本動力，形成“涓滴效應”，由積極主動、發展導向的政府領導制定國家減貧目標並付諸實施，以多種方式調動各類資源，加大對基礎設施和社會項目的投入等。要不斷拓展國際扶貧減貧經驗交流合作平臺。除中國－東盟社會發展與減貧論壇、中非合作論壇－減貧與發展會議等區域性合作交流平臺外，中國還通過“一帶一路”減貧國際合作論壇、博鰲亞洲論壇、香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一帶一路”生態環保國際高層對話、人類減貧經驗國際論壇等平臺和渠道，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乃至全球各國各地區交流扶貧工作、探討幫扶舉措、分享脫貧成果等。第二，打造“一帶一路”國際減貧與發展合作新模式。中國通過成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打造“一帶一路”綠色供應鏈平臺，為推動“一帶一路”的生態環保合作與綠色發展提供新的溝通橋梁和紐帶。在“一帶一路”減貧與發展聯盟框架下，探索建設“中國－南亞東南亞”跨境減貧與發展示範區、“中國－中亞西亞”國家減貧與發展聯盟基地，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扶貧開發經驗和模式共用。第三，通過啟動示範合作項目共用減貧寶貴經驗與成果。中國利用其在農業生産、水電、核電、ＩＴ技術、醫藥、新能源、家電製造、區塊鏈、電商等諸多領域的技術優勢以及成功減貧實踐，結合東道國國情合作開展脫貧示範項目。在寮國、柬埔寨、緬甸進行試點的中國－東亞減貧示範合作項目借鑒了中國精準扶貧的經驗，種植和養殖産業扶貧以及派遣專家和開展培訓的技術扶貧，使當地民生大為改善，為經濟長期發展提供了動力。第四，通過多種形式增加合作國家民眾減貧知識。如為沿線國家民眾舉辦各類脫貧培訓班，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北京舉辦的“２０１６年發展中國家公共服務與減貧官員研修班”吸引了來自馬拉維、迦納、肯亞等１５個發展中國家的扶貧官員參加。
後疫情時代，隨著“一帶一路”持續推進，各界對其標準、效率、內涵、包容性、普惠性、持續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面臨的來自美日歐等的挑戰也更加凸顯。因此需要在總結已有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一帶一路”目標、指向、路徑方法、合作機制等加以改進完善，以往偏重綠地投資、道路交通設施建設、資源開發、消費品加工生産、餐飲零售等財富增長方面，而對債務償還、當地採購、居民就業、扶貧減貧、醫療保健、環保、培訓教育以及建構高效合作機制方面關注不足。個別“走出去”企業以及境外項目因為忽視或者對項目投標透明化、債務負擔、環保、就業、衛生、社會責任等關注不夠，受到當地媒體曝光並被西方輿論歪曲放大，形成對“一帶一路”的負面衝擊。這些迫切需要我們檢視包容、惠民、可持續發展問題。展望未來，我們需要在努力維持共建“一帶一路”速度、規模的同時，提高共建“一帶一路”的標準和品質，爭取更好綜合效益和更佳穩定性、可持續性及成果分享普惠性，加強與合作國家經濟社會綜合發展規劃、聯合國２０３０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減貧機制等的無縫對接，進一步總結中國及國際成功減貧經驗、規律並有針對性地加以推廣運用，共同探索新時期共建高品質“一帶一路”框架下的減貧新機制、新模式和新路徑，促進“一帶一路”走深走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