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敬鑫 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傳播中心主任、副研究員
于米 中國大連高級經理學院國際合作部副主任、副教授
可持續發展是破解當前全球性問題的“金鑰匙”，發展治理也日益成為全球治理的重中之重。2015年9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正式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2016年9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把發展問題擺在議程突出位置，首次就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行動計劃。由此，全球發展治理進入新階段。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全球經濟的衰退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興起等，迫使人們更深入思考後疫情時代如何重建全球經濟，如何完善全球發展治理。面對這一困境，共建“一帶一路”用實實在在的效果向國際社會表明，它是推動未來全球發展治理的重要選項和抓手。
全球發展治理處於關鍵時期
當前，全球發展治理面臨很大挑戰，世界面臨的很多問題也大都能從發展治理不善上找到根源。
一是發展治理需求增大。眼下，人類正在遭受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全球産業鏈供應鏈運作受阻，貿易和投資活動持續低迷，全球發展總量增長不足，一些國家陷入停滯甚至倒退，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國際勞工組織2021年1月底發佈的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減少了2.55億個全職工作崗位，除非採取以人為中心的復蘇政策儘早改善，否則2021年的復蘇前景將緩慢、不平衡且不確定。世界銀行預測：到2021年可能有1.5 億人陷入極端貧困，這顯然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相悖。聯合國警告,世界正處於50年來最嚴重糧食危機的邊緣，阿富汗、葉門、尼日利亞、南蘇丹、喀麥隆等國面臨饑荒威脅。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奧奇斯奇爾德1月在日內瓦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在新冠疫情仍在肆虐的情況下，全球民眾短期內首要願望是能夠改善醫療、教育、飲用水和衛生條件等基本服務。上述這些都是發展治理需要回應的迫切問題。
二是發展治理主體弱化。長期以來，全球發展治理體系被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所壟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權力、義務、資源、收益等方面是嚴重不平等的。近年來，尤其是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西方大國民粹主義、保守主義、單邊主義顯著抬頭，嚴重損傷全球經濟發展合作的共識。特別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迷信“本國優先”，肆意“退群”“甩鍋”，嚴重損害全球發展的制度基礎。不僅是參與治理的意願不足，作為曾經推動全球發展的主要力量，當前一些發達國家適應治理體系的能力也出現問題，推出的治理政策和行為難以滿足社會發展需求，甚至成為推動全球發展的負擔和難題。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雖然參與治理的意願強烈，但短時間內無法很好地融入到既有治理體系中。僅以投資為例，聯合國貿發會議1月底發佈的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急劇下挫，從2019年的1.5萬億美元下降到8590億美元，降幅達42%。誰來承擔未來全球發展治理的主要責任，國際社會遠未達成共識。
三是發展治理機制失靈。現有全球發展機制多由發達國家主導構建，西方國家擁有絕對的話語主導權、規則制定權和議程設置權，相比之下，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話語權明顯不足。然而，全球發展問題又主要集中于發展中國家，這種機制不平衡的弊端日益顯現。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公平和效率、增長和分配、技術和就業等矛盾更加突出。全球發展成果本應由多數人共用，但在現有治理機制下，全球發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用性嚴重不足。以新冠疫苗使用為例，目前的全球疫苗分配缺乏規則，更缺乏國際團結協作。據估計，全球疫苗需求為100億劑，而中短期內疫苗産能有限、缺口過大，且分配上“貧富不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疫苗需求將難以滿足。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警告稱，由於疫苗政策不平等和分配嚴重不均勻，“世界正面臨著災難性的道德失敗”。
四是發展治理前景不妙。“世界經濟復蘇勢頭仍然很不穩定，前景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上，對復蘇前路面臨的挑戰給出了清晰判斷。全球發展赤字有增無減，發展産生的問題也經由各個國家擴散，部分國家治理失效、影響外溢成為全球發展赤字加劇的國內根源。減貧這一發展治理的重要目標困難重重，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遇到巨大障礙。世界經濟論壇日前發佈的《2021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世界經濟復蘇的不平衡將加劇國家間不平等，領導力和全球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此外，全球正面臨二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難民危機，全球創新鴻溝依然存在，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國家主義強勢回歸……這些無疑加重了全球發展治理的難度。
“一帶一路”成為重要抓手
“一帶一路”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始終從發展的視角看問題，聚焦互聯互通，深化國際發展合作。實施7年多來，“一帶一路”將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國際合作的制度設計聯繫在一起，將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聯繫在一起，將發展治理與全球治理聯繫在一起。實踐證明，“一帶一路”不僅是一條實實在在的機遇之路、繁榮之路，也是一條切實可行的全球發展治理之路。
“一帶一路”提供治理平臺。7年多來，“一帶一路”所構建起的互利合作網路成為全球發展治理的重要依託。面對碎片化的全球合作機制，“一帶一路”致力於加強國際發展合作，致力於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發展戰略的有效對接，堅持打造開放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已經取得豐碩成果。截至1月底，中國已與140個國家和31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5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合作論壇、“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一帶一路”新聞合作聯盟等，也為相關領域的對話協商提供了機制性的平臺。2020年11月中旬，《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簽署；12月中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非洲聯盟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規劃》簽署；12月底，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如期完成。這些規劃、協定的完成及簽署，為中國與相關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了重要支柱，“一帶一路”也將得以在更廣闊的地域範圍內貫通。例如，新加坡《聯合早報》2021年年初就有文章認為，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的完成，標誌著中歐兩大經濟體之間打開了許多新的通道，而中國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將為歐洲和世界提供更多市場機遇、創造更大合作空間。 “一帶一路”注入治理信心。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一帶一路”逆勢前行，展現出相當強的發展韌性和生命力，這就更加堅定了各方攜手共建“一帶一路”的決心。後疫情時代，“一帶一路”必將為推動全球發展治理注入強勁動力。“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諮詢委員會2020年度會議上，各方積極評價“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認為“一帶一路”支援了多邊主義，助力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十四五”期間，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為“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開闢新空間，激發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促進沿線國家暢通自身內外迴圈，維護全球産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安全穩定，建設更加開放包容、富有活力、惠及民眾的世界經濟體系，讓各國共用新型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機遇和成果。預計未來五年，中國累計服務進口規模有望達到2.5萬億美元；未來十年，中國累計商品進口額有望超過22萬億美元。美國《外交政策》網站2021年1月初評論稱，新冠病毒並沒有殺死“一帶一路”倡議，中國的大多數貿易夥伴也都發現，“一帶一路”倡議非常有吸引力，它是使疫情後的經濟迅速正常化的解決方案。
“一帶一路”提供治理新路。“一帶一路”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用原則是全球發展治理的“黃金法則”，所追求的互利共贏、共同發展也是全球發展治理的共同目標。在推進過程中，“一帶一路”努力破除傳統全球化“中心—邊緣”結構和傳統全球治理中的“金字塔垂直等級”，最大限度釋放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發展潛力，為它們營造更多發展機遇和空間，為解決“發展赤字”提供了新的抓手。 “一帶一路”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創舉，“一帶一路”也將創新驅動作為高品質發展的基礎，打造富有活力的“創新之路”。例如，試驗園區建設就是“一帶一路”堅持“試驗——推廣”探索式發展理念的具體體現。
“一帶一路”發揮治理效能。“一帶一路”倡議將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聯繫在一起，已經在消除基礎設施差距、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20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9.37萬億元，增長1%；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58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77.9億美元，增長18.3%；到2021年1月為止，已經有81家中央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承擔了超過3400個項目。大多數“一帶一路”項目堅持不停工不裁員，持續推進，600多個項目順利完工，一批新項目順利啟動，為各國抗疫情、穩經濟、保民生作出了積極貢獻。以中歐班列為例，2020年，中歐班列發揮國際鐵路聯運獨特優勢，全年開行12406列，同比增長50%，通達境外21個國家的92個城市，為穩定國際供應鏈産業鏈、助力中歐共同抗疫發揮了重要作用，跑出了互利共贏“加速度”。世界銀行的報告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全面實施能夠為相關國家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擺脫中度貧困。不僅如此，面對疫情的全球肆虐，中國向120多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11個國際組織提供了抗疫緊急援助，截至2月8日，中方向巴基斯坦等53個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已經並正在向22個國家出口疫苗。這些都是“一帶一路”建設所帶來的實實在在的治理效能。
推動“一帶一路”發揮更大作用
不容忽視的是，“一帶一路”體量巨大，涉及國家眾多、情況複雜，很多項目邊探索邊建設，風險和不確定性無處不在。特別是在疫情衝擊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體風險普遍上升。由中誠信國際等發佈的《“一帶一路”國家風險報告（2020）》指出，多數國家普遍面臨經濟下滑、貨幣貶值以及債務攀升的壓力，經濟、債務風險顯著抬升。此外，“一帶一路”也正成為中西方新一輪博弈的角力場，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不斷醞釀替代方案遏制中國進一步擴大國際影響力。美國財長耶倫近日稱，拜登政府將使用各種工具來抗衡中國“濫用經濟”的行為，包括加強與盟友合作，建立與“一帶一路”不同的夥伴關係。因此，“一帶一路”只有不斷轉型升級，實現高品質發展，才能更好地適應後疫情時代全球發展治理的需要。 在完善治理思路方面。與前幾年相比，疫情暴發以來“一帶一路”面臨的自身發展環境和全球發展治理環境都發生了很大改變。我們要用好疫情的倒逼機制，回頭審視“一帶一路”建設所需要的合適速度和節奏，確保重點地區和高品質低風險的項目優先推進。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將全球發展的巨大需求與中國強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相結合，是“一帶一路”行穩至遠的重要基礎。
在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實現經濟止跌回升、確保人類健康是當前最為迫切的發展治理目標。因此，應以健康絲綢之路建設為重點，加強傳染病國際聯防聯控，繼續向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抗疫援助，加強疫苗國際合作，推動各國攜手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同時，要深入推進與重點國家合作規劃的對接，強化與各國和國際組織之間規則標準對接，穩妥有序擴大共建“一帶一路”朋友圈。為了適應新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絲綢之路建設也應迎頭趕上。在進一步深化境外項目建設和防疫合作基礎上，穩妥有序推進境外項目生産建設，更好地助力全球發展治理。
在優化治理主體方面。更多地重視新興經濟體，包括印度、巴西、南非這些國家，如果他們能夠很好地參與“一帶一路”，將無疑為發展治理提供更多力量。在具體的行為體方面，按照“企業主體、市場運作、商業原則、政府引導”的原則，更好地發揮企業和新興産業的作用。據了解，巴基斯坦、緬甸、柬埔寨等國家都希望分享中國在數字經濟、科技園區方面的經驗，因此，不能只關注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更要關注新型基礎設施，特別是要吸引民營企業和中青年的參與。
在發展治理研究方面。發展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離不開及時、準確、全面的理論研究和效果反饋。對後疫情時代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難點、熱點、痛點等問題開展針對性研究，提出政策建議。繼續細化國別和區域研究，助力推進中國與相關國家政策及規劃的對接，及時做到預警和校正。推動更多力量對外發聲，講好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的故事，營造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
當前，全球發展需求愈加強烈，發展治理任重道遠。“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向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産品和治理方案，正朝著服務全球發展治理的方向發展，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中國始終是全球發展的貢獻者。新發展格局背景下的“一帶一路”建設，有望給全球發展治理帶來新的驚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