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政策”）正式發佈。在學科類校外培訓被全面壓減的大背景下，“雙減”政策會對方興未艾的體育培訓行業産生什麼樣的影響？體育培訓機構將會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業內人士看好體育培訓業長遠前景
根據國家統計局在2020年底發佈的數據，體育教育與培訓行業在2019年的總産出為1909.4億元人民幣，在同年的體育産業總産出中佔比為6.5%。與2015年247.6億的數據對比，體育培訓行業在“十三五”期間實現了跨越式增長。
“雙減”政策的落地給很多學科類培訓機構帶來較大衝擊。但是，受訪的業內人士和專家普遍認為，對於屬於非學科類的體育培訓行業而言，文件的出臺從長遠看是一個利好。
“雙減”政策指出，“鼓勵有條件的學校在課餘時間向學生提供興趣類課後服務活動，供學生自主選擇參加。課後服務不能滿足部分學生發展興趣特長等特殊需要的，可適當引進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參與課後服務，由教育部門負責組織遴選，供學校選擇使用。”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説，去年10月，《關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體育工作的意見》和《關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印發，國家大力推動學校美育、體育工作，這次的“雙減”政策對於前面兩個文件的落實會起到促進作用。
“體育培訓行業會迎來新的發展契機。‘雙減’讓學生的空閒時間增多了，用於體育鍛鍊的時間會相應增加，體育培訓的項目有更多的時間發展。另外，學科類培訓釋放出來的家庭資金也有可能被用到體育項目上，”馬亮説。
清華大學體育産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也認為“雙減”政策出臺後體育培訓行業會繼續保持普遍上升的發展態勢。她説，現在家庭收入比過去有了較大幅度增長，家長對於體育、藝術的育人作用和孩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認識更加深入，願意為孩子的全面發展付費。此外，體育在中考中權重的增加和體育進高考的政策預期也會刺激家長更加重視孩子對體育運動的參與。像足球、籃球、游泳、網球、羽毛球、跆拳道等大眾化項目的培訓需求會處於長期旺盛的狀態。在一些中高收入和對國際化教育比較關注的家庭的推動下，冰雪、高爾夫、擊劍、馬術、帆船、賽車等項目也會有較好的上升空間。
東方啟明星籃球俱樂部創始人靳星透露，“雙減”政策出臺之後，已經有投資人與俱樂部接觸。在他看來，資本的嗅覺是很敏銳的，新政對於體育培訓行業的總體前景肯定是利好，特別是對三大球、乒乓球、羽毛球這樣廣受歡迎的項目和武術等國家大力扶持的項目。
圍棋線上教育機構愛棋道創始人王煜輝表示，像圍棋這樣的智力項目兼具體育競技和傳統文化屬性，一直是國家鼓勵發展的項目。在學科類培訓受限的大背景下，這些具有很強邏輯思維的項目很可能會受到部分重視學習成績的家長群體的垂青，在未來仍有較大的市場增長空間。
雙減”新政或推動體育培訓機構“提質升級”
“雙減”政策還提出，要對參與課後服務的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建立評估退出機制，對出現服務水準低下、惡意在校招攬生源、不按規定提供服務、擾亂學校教育教學和招生秩序等問題的培訓機構，堅決取消培訓資質。此外，文件還要求通過第三方託管、風險儲備金等方式，對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進行風險管控，加強對培訓領域貸款的監管，有效預防“退費難”“卷錢跑路”等問題發生。
王煜輝表示，預收費是目前體育培訓機構獲取現金流的最重要的方式。一旦有關方面對這方面加強監管，將對機構的運營能力和抗風險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整個行業的經營門檻和合規成本會被抬高。在短期之內，這會給一些內部治理尚不完善的中小機構帶來較大挑戰。但是，從長遠來看，新政有利於整個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未來能在此行業生存的企業，一定是價值觀、經營現金流、客戶口碑都不錯的企業，這也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
足球培訓機構愛踢客創始人李釗也認為，很多中小型體育培訓機構對預付費模式的依賴性較強。一旦這塊收緊，中小型機構的生存壓力會增大，有可能導致教練員、場地租用、流轉成本的溢價更高，短期內可能會出現一些無序競爭的情況，但是行業規範逐步建立起來之後自然會回歸正軌。
靳星認為，隨著國家對體育培訓機構的資質認證、經營許可、教練員認證等方面要求的提高，以前體育培訓行業比較粗放的發展模式會發生改變，新政將倒逼培訓機構在教學産品和服務內容上下功夫。對於機構來講，未來在全民健身、項目進校園和競技人才培養方面都有很好的機會，市場空間十分廣闊。“雙減”之後，所有的孩子都會有更充足的時間來參與鍛鍊，這需要大量的場地和師資配備，培訓機構參與課後服務會體現公益屬性。在這個基礎之上，肯定有孩子和家長有進一步提高水準等個性化需求。體育培訓機構只要做好自己的課程産品、提供更好的服務，就能在校外培訓中帶動更多的消費，實現商業化變現。
專家建議加大對體育培訓行業監管和服務力度
王雪莉表示，一方面體育培訓行業整體前景被普遍看好。另一方面，近幾年也出現了一些體育培訓的負面輿情，機構欠費、跑路的情況時有發生。
“有些機構看好市場前景，擴張比較快，忽略了資金鏈管理的問題。體育培訓的成本特別是師資成本比學科類培訓高，商業邏輯也跟學科類培訓不太一樣，錢不像想像中那麼好掙。其次，體育培訓行業的教練資質問題比較突出，比如假洋教練的問題，還存在有些教練專業水準夠格但不太會教的問題。另外，還有部分從業者語言、行為規範的問題。”
王雪莉認為，由於體育培訓行業近些年發展速度很快，行業監管還不到位，既存在監管主體缺位、管理有空白的情況，也存在多頭管理、企業負擔比較重的情況。作為整個體育行業的管理部門，國家體育總局在體育培訓行業監管中的角色和定位尚不清晰。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的成立將會對體育培訓行業的規範化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但體育、教育、工商等相關各方的監管權責仍然有待進一步明晰。
王煜輝認為，師資在各個體育項目的培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近幾年在整個行業快速增長的同時，教練員供不應求、進入門檻低是一個普遍現象。未來行業監管部門一定會針對師資的準入門檻設立規則，這其實也是政府提供的一種服務。只要相應的規則和培訓、考核等環節執行到位，體育培訓行業的發展肯定會更加健康、有序。
愛踢客與60多所中小學、幼兒園有過足球進校園的合作。李釗表示，這些合作主要是通過政府採購服務的方式進行。對於培訓機構來講，這樣的合作毛利率較低，基本上屬於微利。不過，通過這些合作也會進一步增強培訓機構的品牌影響力，進而降低培訓機構在校外培訓中的獲客成本。
馬亮認為，在引進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參與課後服務的過程中，政府部門既要做好監管，也要做好服務。
他説：“‘雙減’政策強調了教育的普惠性，背後是治理資本的無序擴張，涉及教育公平的問題，對於體育類培訓也是同樣的道理。有些體育項目教練、場地費用比較貴，那麼在引入校外機構參與的時候需要加強政府補貼的力度，比如根據課程量、培訓人次進行財政補貼等，這樣來激勵更多的優質機構參與提供服務。同時，也要對這些機構進行考核，對那些做得規範、培訓品質高的機構，形成正向激勵。”
王雪莉表示，遴選符合要求的體育培訓機構參與課後服務是一件好事。一方面，這可以為優秀體育培訓機構創造了新的服務場景。另一方面，學校在遴選培訓機構的時候，會比家長的了解更全面、更深入。將來那些運營規範、體系完善，高品質的體育培訓機構會迎來很好的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