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我光榮入選中組部、團中央赴藏博士服務團，服務單位是西藏自治區政府辦公廳參事室。1月14日，我乘機抵達拉薩，當飛機降落在拉薩貢嘎國際機場，艙門打開的那一刻，帶著寒意的高原氣息撲面而來，為期一年的挂職鍛鍊正式拉開了序幕。

初到拉薩的日子，高原反應成了第一道“攔路虎”。夜晚難以入眠時，窗外布達拉宮的金頂在月光下泛著微光，明明是調研中常見的景象，此刻卻因“常住者”的身份而顯得格外不同。

記得剛到崗的第一週，爬上三層樓就會氣喘吁吁，撰寫材料時常常因缺氧而思維遲滯。很快，單位給大家配備了氧氣瓶。在同事的指導下，我學著放慢節奏，在繁華的八廓街上感受藏文化的魅力，在週末的拉薩河畔看水鳥掠過水面。漸漸地，頭痛的症狀消失了，腳步也輕快起來，我的身體開始適應這種“缺氧但不缺精神”的生活節奏。

當我能聽懂簡單的藏語問候時，突然明白：適應高原不僅是身體的調適，更是心靈的融入。那些曾在文獻中讀到的“兩路”精神和老西藏精神，此刻正化作街頭巷尾的煙火氣，融入我的日常。

作為長期從事西藏研究的學者，過去的工作更多是在書齋中梳理文獻、在調研中收集數據，但挂職鍛鍊讓我站到了政策實踐的第一線，這種身份的轉變，帶來的是思想上的深刻重塑。

剛到崗位時，面對紛繁複雜的行政事務，我曾一度手足無措。記得有一次撰寫內部報告時，習慣於學術寫作的我，洋洋灑灑寫了數千字的理論分析，被領導指出應去邊境縣實地調研。領導語重心長地説：“在西藏工作，既要抬頭看天，更要低頭看路。政策建議不是寫論文，要能實際解決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這讓我明白：現實問題研究必須與基層實踐需求同頻共振。

我有幸參與了2次邊境縣調研，走訪了墨脫縣、隆子縣、亞東縣等地。在參與邊境縣調研的日子裏，我們驅車穿越蜿蜒曲折的山路，在墨脫縣的熱帶雨林裏看珞巴族群眾如何發展林下經濟，在隆子縣的愛國守邊先進事跡展館聽解説員講述卓嘎和央宗姐妹一家守邊的故事，在錯那市的高原牧場了解牧民定居後的生活變化。

7月赴昌都授課。這一經歷讓我對援藏工作有了全新的認識，對“援藏”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與援藏幹部的交流中，我聽到了他們放棄內地舒適生活、紮根高原的故事：有的醫生在海拔4000米的鄉鎮衛生院堅守十年，有的教師把青春奉獻給雪域校園，有的企業家帶著技術和資金助力當地産業發展。他們用行動詮釋著“缺氧不缺精神、艱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援藏精神。援藏不是簡單的“輸血”，而是要激活當地發展的“內生動力”，是一場需要用真心、付真情的長期堅守。作為博士服務團成員，我們帶來的不僅是專業知識，更是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的交流融合。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主題研究是我最新研究的課題，在西藏的7個月，讓這個曾經停留在紙面上的學術概念，變成了可觸可感的實踐畫卷。

在墨脫縣調研時，我看到門巴族群眾用漢語向遊客介紹當地特産，孩子們在學校裏與藏族、漢族同學一起唱國歌；在康馬縣的文化節上，各族群眾同臺表演，藏戲的雄渾、漢族秧歌的歡快、回族踏腳的矯健，共同奏響了民族團結的樂章。這些生動的場景，讓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有了更直觀的理解：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體現在各族群眾共居共學、共建共用、共事共樂的日常生活中。

基於這些實地調研，我順利完成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課題的結項。與以往不同，這次的研究成果裏，不僅有理論分析，更有大量來自基層的鮮活案例和數據。我深刻認識到，作為研究邊疆問題的學者，我們的雙腳必須踏在邊疆地區，把論文寫在祖國的邊疆大地上。只有這樣，我們的研究才能真正服務於國家穩定和邊疆發展，才能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貢獻學術力量。

高原的7個月，教會我的不僅是如何開展工作，更是如何做人。在隆子縣桑傑曲巴常舊居，解説員告訴我們，父親桑傑曲巴常對卓嘎和央宗説：“如果我們走了，這塊國土上就沒有人了！”這句話，兩個女兒記了一輩子。她們知道，守護土地，就是守護國家。這句話讓我明白，什麼是“國之大者”；在錯那市勒門巴民族鄉，遇到一名鄉幹部，他説：“我是從這裡退伍的，對這裡有感情。我還想為這裡做些事、守好邊，所以我又考到這裡工作。”這讓我懂得，什麼是愛國守邊精神。這些在高原上閃耀的精神光芒，激勵我前行。

高原的風，吹走了初來時的青澀，卻吹不散心中的熱忱。這片土地用它的遼闊與厚重，教會我什麼是堅守，什麼是擔當，什麼是初心。同時，我也開始思考如何將這段寶貴經歷轉化為長期學術資源，在未來研究中持續關注西藏和邊疆穩定發展。

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將帶著這7個月的收穫與感悟，牢記“學術戍邊”的初心使命，繼續在高原上紮根生長，用腳步丈量邊疆的每一寸土地，用真心回應群眾的每一個期盼，努力把挂職鍛鍊的成果，轉化為服務西藏發展穩定的實際行動，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偉大實踐中，書寫一名社科研究者的忠誠與擔當。（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裴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