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藏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于當時而言就是一個選擇而已，‘人往高處走’嘛。”近日，記者採訪了從事西藏考古研究三十五年之久的四川大學資深教授李永憲，回憶起三十五年前參與西藏考古工作的緣起，李永憲教授語氣平和卻字字篤定。“當時拿到體檢結果，醫生説心肺功能都不適合上高原，但我還是想來，也就和同伴一起來了。”1990年，還是青年教師的李永憲、霍巍二人接到進藏參與文物普查的通知時，義無反顧地踏上了雪域高原。

圖為李永憲教授。受訪者供圖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西藏考古工作面臨著專業人員不足、設備匱乏、野外條件艱苦的諸多短板。在國家文物局和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的領導與支援下，西藏啟動了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西藏地區），當時承擔“二普”任務的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那年從四川、湖南、陜西等地引入了10名專業人員參與西藏全區的文物考古工作。李永憲、霍巍代表四川大學參與了這項為期三年的考古調查工作。

初到西藏，他們面臨著高海拔環境的嚴峻考驗，工作條件簡陋，許多地方交通不便。然而，這批來自各地的青年學者，從藏東瀾滄江畔到西部阿裏，從雅魯藏布江谷地到羌塘高原，他們一次次行走于這片古老的高原大地，將西藏久遠而厚重的歷史文化碎片一點點帶出地層與荒野，存入了曾隱藏在漫長歲月中的高原歷史記錄之中。

“那時候從拉薩到日喀則，坐車也要整整一天，從天亮到天黑。”李永憲回憶起當年工作的情景至今仍印象深刻。北京吉普車窗緊閉也擋不住一路飛揚的塵土；因為膠捲有限，調查時每一次按下快門前都要反覆斟酌；野外食宿條件艱苦，幾個罐頭擺在地上就是一頓大餐；隨車攜帶的機油浸進了米袋仍堅持吃了一個月……他們曾頂著滿頭灰塵、疲憊不堪地抵達某個城鎮時，司機回頭一看，説二人像極了“唐東傑布”——那位白髮白鬚的藏戲和築橋祖師。正是在這些苦中有樂的歲月裏，他們親身經歷著西藏田野考古的收穫，並一點點地積累和擴展開來。

圖為李永憲（中）與霍巍（左）、夏格旺堆（右）2025年在朗縣列山吐蕃墓地調查中。受訪者供圖

今年是西藏自治區成立60週年，60年來，中國一批又一批藏、漢考古工作者在西藏高原進行了數次科學、系統的文物考古調查與發掘，揭示了從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到早期金屬時代、吐蕃時期等各個歷史時期的多類古代遺存，再現了各時期高原人類活動的形式與特點，進而延長了西藏曆史的軸線、增強了高原古史的信度、豐富了西藏古代史的內涵，活化了高原歷史的場景。

“我們常説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共同體，但這個‘共同’二字從何而來？它靠什麼證明？中國考古學若干發現和研究成果就是證據。”李永憲説道。“多元一體”既是中國國體的重要特徵，也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從“多元”到“共同一體”的歷史結局。李永憲舉例道，西藏卡若遺址發現的小米、黃米、彩陶器、地穴式居屋、細石器石質工具等考古遺物，表明中國北方史前農業文明的西部包括了青藏高原，而北方黃河流域旱作農業向青藏高原的延展——這是中國自然地理關聯性生成的史前文化樣貌。黃土高原的旱地作物擴散到青藏高原，不僅前推了西藏農業起源的時間，同時也證明了西藏高原與黃河流域文化之間的互動與傳承關係，正是這些考古證據不斷地塑造著中國人民的歷史觀和“共同體意識”。

西藏考古六十年來的進步與發展，絕不止于個體的堅持，21世紀以來西藏文博考古事業發生了系統性深刻變化，從文物保護工程取得的巨大成就到考古學學術研究成果的多學科化與社會化，已成為高原古史復原和國族歷史敘事的重要目標。李永憲特別強調，“從時間縱軸上看，在中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就青藏高原而言，西藏民族文字的創立也僅有約1400年，所以在整個中華民族、中華文明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史前時期是中華文明諸多共有特質的積澱期，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因形成期’。”

如今，六十年來幾代藏、漢考古人的辛勤付出已換來碩果纍纍，而一批又一批年輕考古人的不斷加入，將使西藏考古更上一層樓。如今年過七旬的李永憲仍活躍在西藏大學、西藏民族大學的課堂上，他以柔性引進教授身份，先後指導了四屆藏族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畢業生中有的已考取區外211、985重點高校博士，他們將成為新一代高學歷的西藏考古人才。

採訪結束時，李永憲教授再次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不只是一個政治概念，更是中國多民族文化精神共性的凝聚歷史。考古學研究的對象看似和現實相距甚遠，但正是它所發掘出來的歷史事實，一點一滴地形成了我們共同的高原記憶。”

李永憲教授總結道，從西藏考古六十年來的成果中不難發現，自高原人類出現到藏、漢文字記載的各個歷史時期，都可以觀察到來自高原北方黃河流域、高原東部滇西北、川西北高原以及長江上游等區域文化因素的存在和影響。中華大地歷時千萬年的“文化基因”在高原歷史進程中的牽引作用，遠遠超過來自中亞、南亞等域外文明的影響，足以實證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過程中，西藏高原自古以來與中國其他地方的共有文化因素從來不曾缺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