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時間：2020-09-10 11:25:00 | 來源：中國網 | 責任編輯：蔚力
【編者按】來自眷村的“台灣女孩”、學自香港的女博士、“網紅”全國政協委員、反“台獨”“港獨”的女俠……淩友詩的複雜經歷，讓外界對她充滿好奇。對台灣飽含深情，卻對“台獨”保持清醒認知；香港名校中文系畢業，卻轉而研究政治哲學；面對質疑與威脅，卻堅持與“台獨”“港獨”抗爭到底……如今面對香港暴力亂象，部分年輕人迷失自我，淩友詩選擇再次發聲：“你們現在所看到的格局是很小的，沉浸在中國現代史的歷史碎片裏，沒有出路。人生在一開始就要把格局提高，跟著你的初心和理想走，你才能夠活出自己應有的一種道德高度。
“我活在歷史中”
濃重的台灣腔、溫柔似水的眼神和聲音，始終保持著的燦爛笑容……這種形象出現在政治舞臺，是比較顯眼的。在今年全國政協大會發言時，淩友詩説：“我是一名平凡的台灣女孩”，網友議論我‘60後’還自稱女孩，這是在作秀。”
實際上，少女感是淩友詩骨子裏透出來的氣質。
“我説‘像我這樣一個平凡的台灣女孩’，不是指我現在是女孩，而是指17歲之前。我當時在漂泊的眷村長大，一個孤獨的身影經過台北火車站的對面在等車，你想想看是不是一個平凡的台灣女孩，誰會想到這個平凡的台灣女孩有一天有機會到香港，又到大陸來服務，到今天我能夠和14億同胞説上一句話，沒有人想到。”
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台灣，是淩友詩心底最深的想念。“台灣的山線特別柔美，當春天下毛毛雨的時候一片蒼翠。”那時淩友詩眼裏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她少女時代的底色卻顯得與眾不同。
淩友詩用“滄涼”來形容眷村。在台灣，眷村通常是指1949年至1960年前後，于國共內戰失利的國民政府，為了安排被迫自大陸各省遷徙至台灣的國民黨軍及其眷屬所興建的房舍。淩友詩的父親是一位國民黨海軍軍人。淩友詩回憶，那時的眷村“沒田沒地沒家族”，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客居異鄉，有著共同的思鄉情，因此就像一家人。更重要的是，眷村有著至死不渝的“祖國認同感”，在他們心中，大陸和台灣，都是中國的土地。淩友詩説：“我感覺中國的近現代史就在我身邊，我就像活在歷史當中。”因此淩友詩很早就有了家國的概念，這是她平凡中的不凡。
“第二個不平凡就是當時台灣還比較注重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比如忠孝節義。”淩友詩表示，少女時期看的電視電影裏，都有中國傳統文化中可歌可泣的人物。這在她的心裏種下了國家使命感的根苗，她非常清晰地看到，救亡圖存、現代化、民族復興是所有人共同的目標。
歷史滄桑讓淩友詩天然擁有一種悲憫的情懷，心繫蒼生、懂得敬畏與感恩，並珍惜美好的當下與嚮往。“到今天你會發現，這種影響在我身上沒有改變過。”這是淩友詩少女時期的初心。她的少女感從未膚淺地停留在表面，而是源於始終未負初心，所以乾淨坦然。
女博士的抉擇
這次採訪，淩友詩從香港飛北京，正值香港頻受暴力衝擊之際。聯繫淩友詩的第二天，中國記者被打，香港機場停飛，可她絲毫沒有猶豫。她説：“我應該把我看到的真實情況説出來。”
1979年，因父親到香港工作，淩友詩舉家遷居至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取得中文系本科和碩士學位。後來，淩友詩做了一個令眾人反對的決定——重讀碩士，專業轉至政治與公共行政。“我覺得中國的命運還是圍繞著政治在起伏，如果我不從政治上去參透我們面對的問題，我沒有辦法為我的國家做深度的解析。”個人學業與大國起伏自此牢牢牽繞。
“讀完政治與公共行政，我就更覺得，政治與公共行政是被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所駕馭的，往往在意識形態裏，我已經被局限了。它的意識形態是選舉民主是最好的、西方自由是最好的、西方人權是最好的，但我覺得中國傳統不是這樣的，我們有自己的天人觀、人生觀、社會觀、倫理觀。我覺得不行，我必須從這種更根源的哲學的內容來探討，所以後來我轉到香港大學，我的博士專攻倫理學、政治哲學。”淩友詩説。
其實在決定重讀碩士的時候，淩友詩已經選擇了一條與政治舞臺密切相關的道路。2003年，淩友詩成為福建省政協委員，開啟政協委員的履職生涯。基於台灣眷村的成長經歷、中文和政治哲學的教育背景，加之兩岸三地的特殊視角，淩友詩的政治嗅覺格外敏銳，她常説要有憂患意識。
“香港回歸以後，我就感覺形勢並不是那麼好。香港的反對派中有反共拒共的，有殖民地思想的，二者結合的一個目標就是排斥中國的正統政權。我開始感覺到他們借著一些小事件與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鬥爭。那時就覺得我必須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統一。因為我是在台灣看著李登輝、陳水扁怎樣一步一步把台灣的政治搞垮、把台灣人的和諧關係搞壞、把經濟做糟，覺得觸目驚心，我很怕香港步台灣的後塵。所以考進香港特區政府既是我自身一個最好的出路，也是我覺得在當時已經刻不容緩了。”後來淩友詩如願成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一員。
如果説在眷村成長和香港求學時的淩友詩，完整了自己對於中國歷史、中國共産黨的認知，那麼從政之後的淩友詩，更知道國家真正需要什麼。祖國統一的路上，需要仁人志士站出來吶喊、疾呼，淩友詩選擇像男兒一樣戰鬥。今年政協大會發言後，她成了台灣當局眼中的“叛國者”，如果去台灣，她很可能面臨監禁。
俠之大者
“我小時候大概4、5歲的樣子，就覺得俠女特別美，於是我自己找了一個草帽，找了媽媽的白色絲巾圍起來做成一個像俠女那樣有紗帳的帽子，然後請媽媽買一把木劍，自己還配在身上。”淩友詩突然想起這個細節，還有些興奮，她總是覺著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兒時的嚮往，在如今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實現了。她沒有佩劍，也未戴披風，卻俠氣如泓。
“我們的傳統知識分子他們能讀書也能打仗，王陽明、文天祥等人的出身都是文人，但都能打仗。你會覺得我就是一個做理論工作的人或是耍嘴皮子的人，實際上我也是一個動手的人。”淩友詩在燈下面對記者，端莊溫婉，卻讓人在“軟軟的台灣腔”裏，聽到了她內心的剛強。
事實上，淩友詩始終在戰鬥，“台獨”“港獨”，皆是戰場。
2013年底，“佔中”之前，香港暗流涌動。當時全國港澳研究會要開第一屆成立大會，淩友詩需要發表一篇論文，分析香港局勢，給出解決方案。而那時淩友詩的父親已近彌留，淩友詩並不知情，仍在埋首疾書。“我對父親説，‘爸爸你乖哦，我現在要趕這篇論文，等寫完之後我就帶你到醫院，你先休息一下’。爸爸真的不吵我，我寫完之後告訴他，他迷迷糊糊説'你的仗打完了？'”
“他知道我那時正在跟反對勢力做非常艱巨的思想鬥爭，但是他迷糊了以為我在打仗，我説是的，我的仗打完了。等我梳洗之後要帶爸爸到醫院時，爸爸已經走了……”
淩友詩哽噎説道：“我覺得對不起父親，可是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父親對我的期望和認可，希望我能夠繼續他的生命，而繼續他的生命是做對國家民族有益的事情。”
父親陪她戰到了生命最後一刻，擦乾眼淚，淩友詩毅然奔赴她的“戰場”。
在今年7月啟動的全國政協委員宣講中，淩友詩正面回應她在“兩會”發言引發的質疑:"有一些人不明白為什麼我在人民大會堂大聲喊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政府，是中國政府的正統'，以為我在喊口號向大陸'表忠'，或是接了任務向台灣做統戰工作。其實以我一個學者來説，這句話是春秋大義，不能增減一字。"
人民政府在過去70年真真正正的在建設新中國，在為人民服務，完成民族救亡，完成國家現代化，使得國家在滿目蒼夷中，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從富起來再到強起來。這樣實實在在扛起民族大任的政府，在西方政治學叫做具有“實質合法性”，在中國傳統政治倫理，這叫“順天應人”。中國傳統的歷史褒貶，政權管治合法性的標準就是順天應人，就是為民謀福。能做到這樣的政權，才能稱為正統，而不只是現實上得到權位而已。
還有一些受西方影響的年輕人問，台灣和香港都是和大陸生活很不同的地方，大陸為什麼要統一台灣？為什麼不能獨立？
淩友詩認為，對中國人來説，文化精神是追求大一統。這種大一統思想並不是西方的開疆辟土，彰顯英雄主義，而是維護天下的穩固太平。因為根據中國人數千年的經驗，大凡天下四分五裂，必然是戰爭頻仍，生靈涂炭，人民無法安定生活，社會無法從事生産，最為痛苦的就是平民百姓。
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是一個常態，分久必合才是常態，才是每一個中國人和所有能代表中華民族與文化的政權追求的正常狀態。
淩友詩的銳利言論刺痛了“台獨”分子，台灣當局揚言要對她進行罰款並考慮將她移送司法機關偵辦。面對威脅，淩友詩毫無懼色。“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她的底氣來自於信念，也來自於“戰友”的力量。
“我認識一位教授，他在艱辛地辦一本雜誌叫《遠望》，這是一本最堅定地支援兩岸統一的雜誌。他有一次告訴我，可能下一步民進黨要追訴的就是他們，而他還要面對這种經濟拮據的情況。他告訴我應該要'毀家救國'。"淩友詩説。
憂患也是幸運
淩友詩于1962年出生於台灣，回望一路走來，複雜又簡單。複雜在她被歷史裹挾著加入起伏的政治浪潮，每一時期所面對的形勢都詭譎多變；簡單在她每次都能迅速做出正確判斷，依循國家大義的初心，從未猶豫動搖。
細心的人會發現，淩友詩的生命脈絡裏有很強的因果關聯。對歷史跌宕的理解讓她擁有一種悲憫精神；傳統文化的教育讓她看到了理想的高度；兩岸三地的經歷讓她站在一個客觀的視角去看待整個中國，明晰孰對孰錯；豐富的實踐讓她愈加堅信自己所選擇的，並收穫了尊重與幸福。
因此，淩友詩對深陷“台獨”“港獨”迷霧的年輕人説：“你們所看到的格局是很小的，你們自己在中國現代史的歷史碎片裏，看不到整個中國的大歷史，看不到整個中國的大文化，你也看不到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種精進與大國治理的秩序和理想。在這些小碎片裏，沒有出路。”
淩友詩建議年輕人在人生一開始就要把生命的格局提高。淩友詩告訴記者：“我的初心就是把自己放得這麼高的，為國家、為生民、為文化，為我們的先聖先賢。所以今天我覺得我的生命豁然開朗，我覺得清明振奮，並不因為我是政協委員，我有怎樣的地位，而是我覺得我有一種可以鞠躬盡瘁、不枉所學、不枉此生的感覺。這就是一種真正的幸福，這種幸福不是個人主義的，是小我到大我，一種完全的融合。”
淩友詩説，她是不幸的，更是幸運的。她仿佛一直處於憂患之中，剛經歷了“台獨”變局，如今又遭遇香港暴亂；然而，憂患之中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幸運的處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她説：“我心裏面是剛強的，至少我沒有停止過我的思考，我沒有停止過我的筆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