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巍：不能低估下階段中美關係的困難

美國總統特朗普18日公佈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從這份報告以及近期一些動向看，美國朝野對過去五年來中國的道路、模式以及成功實踐高度焦慮，並準備與中國展開“競爭”。對此我們要有足夠準備。

危險的中國觀

報告宣稱特朗普政府的世界觀秉承“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並沒什麼不對，但特朗普“版本”的現實主義有點極端：世界被描繪為處於“極其危險的狀態”，世界政治的本質是“競爭”，大國權力爭奪是“貫穿歷史的主線”，由於中俄等國處心積慮的行動，美國在這場競爭中吃了大虧。

這種霍布斯式的世界觀忽略了當代國際關係諸多變化，與美國外交自由主義主流告別，顯示出明顯的斷裂性。在“強現實主義”世界觀下，特朗普政府的中國觀可謂非常危險。

首先，報告將中國定義為最大挑戰者。在競爭性的世界中，特朗普政府認定的威脅有三類：修正主義大國、“流氓國家”和恐怖主義等跨國界威脅。從行文看，大國威脅在三類威脅中居首。美國對大國威脅的感知再度上升已有十年，但強調到此次的程度乃冷戰結束以來所僅見。美國傳統上將中國看作重大但不緊迫的挑戰，將俄視為緊迫但相對不重大的威脅。這一次序此次發生變化，中國在大國威脅中位居俄羅斯之前。

報告對中國使用了三個定位：一是“競爭者”，這在美國官方話語中尚屬首次。二是“對手”，這一定位至少在過去16份國家安全戰略中從未出現。三是稱中國為“修正主義國家”。美國學術界曾長期討論中國究竟是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還是“維持現狀國家”。主流觀點認為中國並非修正主義國家。而此次報告直接稱中國為“修正主義國家”，也是官方首次。

其次，正式否定美國長期對華戰略前提。報告開宗明義宣稱，“過去幾十年，美國對華政策根植于一個信念，即支援中國崛起和融入二戰後建立的國際制度，將使中國自由化。”報告宣佈，美方現在認為這一信念是根本錯誤的。2007年前後，美國國內開始有聲音質疑這一“接觸”戰略前提，當時還顯得離經叛道;2015年，美國戰略界展開對華戰略大辯論時，這一觀點已成主流。這次則是美國官方首次公開否定其過去四十餘年對華“接觸”戰略的前提。前提一旦被“抽走”，對華戰略改弦更張就變得順理成章。

第三，將世界劃為兩個陣營。報告雖然宣稱美國不試圖將本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強加於其他國家，但仍充滿強烈而危險的意識形態色彩。報告將世界劃分為“自由社會”與“壓制政權”，而中國自然被劃分到後一陣營。這份報告所説的“競爭”，不僅是民族國家間的競爭，更是兩種意識形態或陣營的競爭。報告稱，美國要與價值觀相似的國家加強合作，應對“壓制”陣營影響力的擴展。這種劃分儼然讓人感受到一絲冷戰氣氛。

五大競爭領域

首先是經濟競爭。將經濟看作國家安全的首要內容，是報告的核心特色之一。報告老調重彈，繼續指責中國侵犯美國智慧財産權，在貿易等方面存在不公平行為。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眼中的中國經濟挑戰不僅在於中國的經濟行為，更在於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經濟模式。美國商務部10月底發佈備忘錄解釋為何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時，就曾強調這一點。

其次是政治與意識形態競爭。報告指責中國近年來試圖在國外擴展“威權政體某些特徵”，未指名地宣稱某些對手“使用宣傳工具詆毀民主制度”“推進反西方觀點”“在我們內部製造分裂”。加上近期澳大利亞宣稱中國干涉其內政，英國《金融時報》炒作中國“干涉紐西蘭內政”，《經濟學人》炒作所謂中國的“銳實力”，美、英、澳、新同時就此發難，難免讓人聯想到這幾個情報“五眼聯盟”成員國是否“鴨子划水”，做了某種私下協調。

三是地緣政治競爭。報告宣稱中國以損害別國主權的方式在周邊擴展權勢，試圖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的地位。雖未點出“一帶一路”，報告宣稱中國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在世界各地擴展影響。在論述美國對南亞及中亞、非洲、拉美、歐洲等地區戰略時，報告宣稱中國在上述地區擴展影響力，強調美國要與中國競爭。這些表述都前所未有。

四是軍事競爭。毫不意外，軍事領域是報告列出的對華競爭主要方面，包括核力量、常規力量、軍事工業、外層空間、網路空間、情報等領域。報告也特別指出中俄等國善於利用體制特色，與美國進行“非戰非和”、不受規則約束的持續競爭，美國須以類似方式回應。

五是教育文化競爭。報告宣稱中國的經濟和軍事進步一定程度上與中國接近美國的創新經濟及大學有關。報告未點名地宣稱將限制特定國家在美學習科技、工程和數學等專業的留學生人數，針對中國的意味明顯。這可能意味著，過去中美關係的一個亮點和基石——人文交流——未來可能遭遇“寒流”。

怎麼看怎麼辦

任何紙面的報告與最終實施的政策都會有差距。更何況，近年來中國在中美關係中的塑造能力已大為增強。因此，我們不必因一份報告而過度擔憂。但也需看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美國政府諸多戰略報告中位階最高的一個，其他報告均圍繞其制定。綜合這份報告、前文提到的美國商務部報告、西方媒體最近的一些動向，以及特朗普前幕僚班農在日本和美國的演講，我們或可得出一個初步結論：美國對華戰略正在從小布希時期的“接觸+防範”、奧巴馬時期的“接觸+規制”，迅速轉變為“競爭性交往”。對於這種變化，我們不能有“溫水煮青蛙”的心態。

從美國國內看，特朗普政府與戰略界裂痕仍深，但雙方在“接觸”戰略前提已失效、須尋找新戰略應對中國、對華應更強硬等方面觀點一致。差別僅僅在於強硬背後的世界觀以及具體的強硬領域不同。此次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可以説是美國政府對2015年以來美國對華戰略大辯論的一個官方回應。顯然，中國要應對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變化，更是美國整體對華態度的丕變。

面對壓力，中國當然不會一味妥協，但也要小心掉入惡性競爭、甚至“新型冷戰”的陷阱。中國的應對應冷靜精細而非簡單劃一，需考慮在各個細分政策領域如何應對美國的咄咄逼人。比如在哪些問題上要強硬地頂回去，在哪些問題上需加速自我改革，將外部壓力化為改革動力，在哪些問題和領域要展現戰略克制和審慎，甚至做出戰略回調。總之，中國可以成為競爭中更成熟的一方：主動限制競爭的性質和烈度，努力拓展交往的深度和廣度。

另外，我們還需打贏“話語戰”，有效回應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經濟、外交模式的指責。其中最關鍵的則是説清我們自己。中國需用鮮明的政策主張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等宏觀論述。隨著我們有原則、有政策的中國方案在世界上獲得廣泛支援，競爭又有何懼。(作者是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