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世界意義

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做出了頂層設計，並集中概括為“兩個構建”：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歷史方位之時，中國共産黨對中國外交與世界未來提出的新思想、新論述和新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理想狀態的描述，也是現階段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目標；在推動構建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新型國際關係則是國家間關係應當奉行的一套準則。只有在國家間普遍實現了新型國際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才能夠實現。

向世界闡述“新”在何處

一個大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常常伴隨該國提出的有關國際秩序與人類未來的獨特理解與主張。中國在進入新時代的歷史背景下提出“兩個構建”，符合歷史上大國崛起的普遍規律，非常自然，也十分必要。不過在此過程中，崛起國家需要將自己的話語、主張説清楚、講明白，讓外部世界更好地理解。這本身也是國家崛起能力的一部分。目前，國際上對中國提出的新型國際關係還有很多疑問，需要我們給出清晰有效的回答。

在具體政策層面，一個常見問題是，新型國際關係究竟“新”在何處？與之相對的舊國際關係是什麼樣的？換言之，通過倡導新型國際關係，中國主張什麼，反對什麼？

從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中提出“新型國際關係”的概念，到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召開，中國領導人已經在國內外不同場合多次回答過這一問題。歸納起來，一是在政治上，要主權平等，不要以大欺小、以富欺貧；要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不要強推某種發展模式；要國際關係民主化，不要“一國獨霸”或“幾方共治”；要多邊主義不要單邊主義；要國際法的統一平等適用，不要雙重標準、“合則用、不和則棄”。二是安全上，要對話協商不要對抗衝突；要結伴不要結盟；要共同普遍安全不要強國的片面安全。三是經濟上，要均衡的全球化，不要自由放任、無節制的全球化；要共同發展，不要以鄰為壑、自我封閉；要共贏不要強者獨佔、零和博弈。四是文明文化上，要文明互鑒不要文明衝突。五是在生態上，要環境友好型的發展，不要為經濟利益犧牲人類家園。應該説，這些表述已經清晰、具體、細緻地在政策層面回答了外部世界對新型國際關係的疑問。

完善現有國際關係範式

在政策層面之下，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理論問題，需要中國學術界作出回答。這就是相較于現存的國際關係，中國倡導的新型國際關係是一種國際關係的範式性轉換，還是既有範式下的改革與改良主張？

國際關係的一個基本假定是，人類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形塑人類社會秩序的最基本力量是強力。在這種“叢林”狀態下，所有國際行為者都會産生強烈的不安全感。不過在歷史實踐中，國際關係從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無政府狀態。特別是近500年來，國際秩序至少經歷過兩次較大的範式性轉換。一次是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代表，在現實主義思想基礎上確立了國際關係中的主權與平等原則，“叢林法則”受到了一定的約束；第二次是在英美等國的崛起過程中，公海航行自由、自由貿易、國際法治等自由主義成分逐漸進入國際秩序。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實質上是加強版的現實主義國際秩序觀念與快速興起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觀念的嫁接、混雜的産物。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是這一秩序的創建國之一。

新型國際關係的主張當中，既包括主權國家一律平等、國家內政不容干涉等現實主義國際關係觀念；也有強調人類相互依存、追求集體安全、強調國際法的普遍適用、追求國家合作中的絕對收益等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成分。也就是説，新型國際關係是在二戰後確立的國際關係體系框架之內，建立在人類過去幾百年對國際關係不懈探索的基礎上。正如習近平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指出的，“從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到150多年前日內瓦公約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從70多年前聯合國憲章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到60多年前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關係演變積累了一系列公認的原則。這些原則應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應該説，新型國際關係的主張到目前為止還不是國際關係的再一次範式轉換，而是在現有範式內的一次改革、完善與強化。

獨特身份造就中國主張

當然，中國提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主張，並非簡單重復其他國家和前人的觀點。新型國際關係建立在中國獨特身份與歷史經驗之上。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近代歷史上飽經苦難的國家，對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等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原則格外珍視。中國的主張，能夠代表發展中國家追求相互尊重、公平正義的呼聲。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強國，中國對國際衝突與對抗的風險格外警惕；對部分國家以維護國際制度、國際規則為名，追求本國狹隘國家利益、奉行雙重標準的現象格外不滿。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貿易大國，對當今世界相互依存、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特徵體認格外深刻，對實現合作共贏格外渴望。最後，中國作為一個東方文明古國，面對西方文化相對強勢地位，對於文明交流互鑒的願望格外強烈，也具備超越西方文化強調競爭衝突、二元對立特性的文化能力。只不過，這些“中國特色”應該並不是國際關係的範式轉換，而是在現有範式內，強調現有國際關係準則的真正落實、強調現有準則中被忽視的方面，也強調現有國際關係體系根據新的國際環境與時俱進。

新型國際關係作為對現有國際關係範式的補充、改革和完善，與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論斷是一致的。中國並未試圖推翻現有國際體系並另起爐灶。不過在學術層面，未來如果中國學界能夠真正突破現有國際關係範式，提出更有利於人類社會真正實現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理論範式，那必將是中國對人類社會作出的巨大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新型國際關係還是一個可以不斷發展的概念，在理論和實踐中還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對這一前景，中國學術界應該當仁不讓。（作者為國際關係學院校長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