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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簡介
主  題:林湄談“我與文學”
主持人:梁景和
主  辦: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
        中心
       《中國女性文化》編輯部
        中國網
時  間:2011年6月20日下午3時—5時
地  點:首師大國際文化大廈第七會議室
嘉  賓:林  湄 著名荷蘭藉華裔女作家
        王紅旗 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女性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
        首都師範大學碩博士生
文字實錄

梁景和:林湄,荷蘭藉。祖籍福建。1973年自上海移居香港,曾任某大新聞社記者、編輯。1989年移居歐洲,後定居荷蘭,從事報刊專欄和專業創作。曾任比利時根特國立漢學院特約研究員、歐華學者協會理事、荷蘭作家協會會員、荷比盧華人寫作會主席、歐洲純文學雜誌“荷露”主編。1995年于荷蘭埃德芬召開個人作品國際研討會。1999年往耶魯大學訪問研究。現為專業作家。著有《我歌我泣》《精神王國的求索者》隨筆,《如果這是情》散文選集,《生命、愛、希望》散文詩集,長篇小説《淚灑苦行路》《漂泊》《浮生外記》《天望》,短萹小説集《羅經理的笑聲》,中篇小説《不動的風車》《西風瘦馬不相識》等。下面請林湄老師談談她與文學的故事。

林湄 專業作家
 

寫作與文學精神

伯爾説“敏銳的眼睛是作家的手藝工具。”狀態──是一種沒有進入視野的東西。借助語言來看穿人和事,有人問我你一生多坎坷,為什麼不寫出來,那肯定暢銷,我不會寫迎合政治或讀者趣味的東西. 世界真實地存在,或許我的意識已過時,但我是叛逆的,因我看輕世俗所愛,不想違背自己的心意,在乎內心的真實感覺。我們無法用蜜蜂和螃蟹來形容這個世界,但可思考此生做了些什麼?地球因人類而健康?還是人類只知享樂而令地球加速垂老?生存鬥爭的殘酷性並沒有被文明所醫治,科技並沒有滿足我們情感深處的需要。當價值觀都崩潰了的時候,意義只能從排斥 、錯位中溜走,給魔鬼留有餘地,對善惡無動於衷。寫作是一種興趣和傾訴。會寫的人很多,寫得好又能留下的作品就太少了,所以要不斷進取、修煉、更需要智慧和悟性,否則就浪費天賦了。 “小説創作”不像科技。科技發展需要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進行,如發現了電,才有電報、電話、收音機,進而創造電子、電腦、網路,等等……文學作品是一種精神勞動的産品,精神的東西是有個性的。即藝術基於個性,創意是藝術的關鍵(俗雅是另一回事,需要時間鑒定)。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多年,政治和文學不能再停留在原本水準上,應該超越和表現自己的特色、進入世界文學殿壇。傳統小説注重情節的跌宕,但文學與電視劇不同,以情節取勝雖給人刺激,但看完書後,除了娛樂、刺激和故事,缺少令人啟迪和思考的東西,有點遺憾。作為文學編輯貴在“發現”,但很難。若長期在一個框架下工作,很容易被習慣感化而産生一種共識。 2002年諾貝爾文學得主凱爾泰斯•伊姆萊的作品被人認為晦澀難懂,為什麼,因為他將哲學和文學融合在一起,這樣,不用腦不用心讀的人自然讀不懂。《逝水年華》《尤利西斯》卡夫卡,杜拉斯,等等……和叔本華的“論意志和表像的世界”情況相似,完稿後不但無法發表,且無人問津,叔本華説:這是一面鏡子,當一頭蠢驢去照鏡時,是不可能在鏡子裏看到天使的”。他諷刺的有點不雅,但他形容的非常確實。

作家用文字、畫家用色彩、音樂家用聲調、雕塑家用泥石創造藝術作品,儘管用料不同,均需要基本的要素,即天賦和後天的努力,創作過程也大致相同,需要靈感、思考和藝術技巧的表現,以及對體裁、內容、形式等思維方式的處理。然而,藝術的最高成就是一種境界。
這需要信念。我相信真誠、純潔、真理、道德和藝術之所以永恒而有價值,是因為它將使人類性能高於動物,趨向崇高。信念使我對生活和藝術充滿激情,信仰使我關注社會現實和人的命運。寫作並非是一件難事,難得是新奇又有價值。然這一切都受到天賦和素質的約束。文學不單是揭示事情的內容和發展,而是通過作者筆下人物形象和命運讓人看到時代的圖景和各式各樣人的生存狀況,主導的、卑微的、個別的、集體的、公平和不公平的塵世體驗感受、思想和吶喊,引發讀者的思考。可惜,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急功近利、浮躁而沒有藝術標準的時代,不少人仍然看重浮華,害怕寂寞,從而“輕率”充斥市場,真理和德行被認為是“傻子”。這是時代的悲哀。而最大的弊病是在批評界,有些學人的評論不是出於人情就是利益問題,更有不看作品就可評獎的事實,只有少數人是無私的閱讀和評述。可見,聰明、學問和才華若不是用在正途上、為真理德行發揚光大,那麼,就容易成為這個時代的禍害。所以,這個時代欠缺的不是沒有人才,而是人的內心健康和品格問題。文學成就的大小和藝術價值的高低,與作家的名聲、威望和社會地位不一定成正比,歷史已證實這一切。荷蘭數年前出版一位作家專寫《放屁》原因、聲音等的書……銷路很好,我覺得他本人也是在“放屁”。很遺憾,作為一個作家,他只重視生理放屁現象,卻無法意識到許多人的嘴和筆筒在放著靈魂之屁哩。物是漸變漸成的,我們就生存在漸變漸成腐味的世界裏。商品社會的空氣、食水、生態失去平衡、建築材料中的等等化學污泥現象已引起世人的關注,可是,多少人關注文化污泥呢?西方文化污泥成災。走進書報店,色情淫穢書刊雜誌配合著一幀幀低級無聊的照片:裸體照、性技巧、性工具、同性戀、人獸戀等等,人類除了性好像就沒有別的生存內容了。大陸自改革開放後,道德觀念不是向前而是滑後,“拜金主義”、“金錢第一”思潮衝擊和淹沒了高尚和崇高的東西,淡化了羞恥感、道德觀。商人如是,寫作人如是,出版界如是……一切以錢為準。幾乎是“精神意識”決定了“存在意識”。社會的進步無不歸功於腦力的偉大,沒有腦的先期活動便沒有行動;沒有高尚的意識,世上就沒有真善美。意識形態直接間接地影響了人類社會的一切。無可否認,製造文化污泥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是“色情狼”,大多數是為了錢,當然,還因為有人喜歡這樣的作品。透澈地説,是人的素質問題。一個正派的人決不會對淫穢下作的東西感興趣,因此,提高人的素質是抵擋文化污泥的關鍵。傳統文化中的“孝悌忠信”(四德)、“禮義廉恥”(四維),值得借鑒。著名文藝理論家朱光潛認為一個人在創作和欣賞時表現的趣味高低主要是由資稟性情、身世經歷、傳統習尚三個因素決定,“根據固有的資稟性情而加以磨礪陶冶,擴充身世經歷而加以細心的體驗,接受多方的傳統習尚而求截長取短、融會貫通。這三層功夫就是所謂的學問修養。”他説:“文學本身上的最大毛病是低級趣味。所謂低級趣味就是當愛好的東西不會愛好,不當愛好的東西偏特別愛好。” 確切地説,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存在著作家,關鍵是作家要把自己放在什麼位置上。物質世界裏既然有名牌、次貨之別,作為精神産品的藝術同樣存在檔次品味的差異。然而,因讀者的素質志趣不同,對藝術的審美視角觀念也是千差萬別的,所以,藝術世界永遠存在著“蘿蔔青菜,各有所愛” 的現象。唯悠悠歷史,能夠傳承下來的還是那些給人啟發、於人有益的東西。 2008年諾貝爾文學得主克萊齊奧(j.m.g .le clezio )“自小就為了逃脫醜惡世界而轉向寫作在精神與物質、主體與客觀的激烈抗爭中,投身於文字語言純美而潔凈的天地間。自由,快樂,悲傷都由自己選擇,不像在世界那麼被動。”我覺得自己性情和他相似,如出國,“這一經歷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改變了我對藝術和世界的看法,改變了我和人交往的方式,改變我的衣食住行,改變了我的愛,我的夢----”“現已具全球文化視野----跟當代保持一定距離,他總是四處在看,在思考。” (鄧中良,文藝報08年12月27日)。克萊齊奧得獎的原因是遠離名列,不跟市場走。“關注人,困境中的人,被現代文明拋棄的人,在現代文明中被壓抑的人”。在美國的一些作家中,如巴塞爾姆、約翰•巴思、馮內古特等人認為文學已進入末途,因而,他們在作品中不外是調侃、狂想、嬉鬧表現自己而已,對假醜惡付之一笑,對未來不知所措。但我相信世界上仍然有真理和真善美的存在,不然,這個世界有什麼意思呢?人類活著不也徒然麼?那麼,藝術到底是什麼東西,人類為何需要藝術。人之與動物有別是因為人有意識思想,文學是人的産品,人立足於社會,假如文學沒有精神,不能直面人生生存狀況與存在的價值併發出質疑與呼喊,文學還有什麼價值與生命?藝術能跨越金錢、地位以及人的情感因素而長存於世,大概就是人類通過對藝術的觸摸、聆聽、觀賞、品味後能令人心寬神馳,獲得美的享受與思想啟迪,也就是説,人是有情有性有思想意識的高等動物,藝術能滿足人類的精神需求。 文學精神來自良知與信仰,但這個時代不容易做到這一點,這個時代充滿浮躁、誘惑、徬徨,作者和讀者均難有藝術的棲息地。何況精神這東西難以做作,需要尋思、思考、沉澱與提升。何況作品的主題、結構、題材、人物寫法均與作者的人生觀藝術審美尺度有關。再説,語言如建構房子的材料,若主題結構毫無意義,再華美動人的語言和修飾也會令房屋搖晃而不能久留。然而,由於人的素質、品味與需求不一樣,社會也需要一些娛樂性質的文學,但那是文學“玩具”,不是精神糧食。儘管它是多數人喜歡的東西。崇高的精神具有永恒與價值的意義。然而,最好的精神也不等於是藝術,有目的的圖解精神的作品不是好作品,但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必然具有獨特的精神思想和藝術表現。文學沒有國界也沒有指揮官,無論在祖國或在海外的作家,本質是一樣的,對於文學精神,可以在乎,也可以不在乎。但願有良知的作家,無論外界如何誘惑、紛雜多變,走自己的路,保留心靈的一片凈土而不同流合污。

林湄1989年與外國記者採訪中

當文學遭遇“財富”
沒有經濟的發展自然無法顧及文化藝術的建設和文明。杜甫在《百憂集行》寫道“歸來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足見人類首先得解決安身立命問題才談得上精神生活,只是,一味強調經濟發展和錢的作用也很危險,因為世上沒有絕對和永恒不變的人與事, 此外,錢的價值是有限的,經濟帶來的財富填補不了人類心靈的空虛,人之高於動物是因為人有思想和情感,還有境界之説。何況經濟發展必然引發爭名奪利,相互擠壓、擊傷等現象,還有空氣污染、人性浮躁、扭曲等負作用。所以,經濟發展不能真正改變人類的命運,人們依然生活在迷茫、恐懼、煩惱和不安中,談不上人的尊嚴和幸福。反之,經典的知識文化可以創造財富,財富則不容易親近意義和價值。 科技資訊越發展,現代人創造的財富花樣越來越多,但無法提供人類的“愛”和“情感”。還有,人是一種無常的存在,道德和真理不是物質造成的,而是心靈營造的結果,即精神問題。崇高的精神財富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不會腐爛毀壞和垂老,能在人類悠久的歷史文化中流傳,給人啟迪或獲得一種物質世界所替代不了的祥和、安寧和愉樂。物質財富和看不見的精神財富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不過是人類對其的審視角度和覺察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那麼, “財富”和“靈魂”問題,難道永遠不相與共?這方面,猶太人較為明智,懂得錢的重要,又懂得使用錢,他們十分重視教育和慈善工作,可見,價值和目標全出於觀念。於是,初夏我在回應濱海新區給作家出題的“經濟發展與文化元素”裏,提倡不隨俗、不功利、減少慾望和貪婪。為什麼這麼説呢,因靈性這東西必須在簡約無喧的環境裏才能得以舒展和生存。可惜,現實卻像參會的米克作家所説那樣,文商多庸俗,只知道知名度、履歷和暢銷否,少有如伯樂、席勒那樣的眼光去挖掘發現真正的智慧和價值。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的老子精神已不被重視,當下市場上的泛藝術現象和垃圾文化太多了,缺少經典文化和作品。因而,有志於從事文化藝術和寫作的人們,面對新環境新市場只能自律、拒絕誘惑,恢復古典主義精神,遠離喧鬧和市儈,堅持獨立特行、認真執著走自己的路。試看古今中外真正的文化大家和精英分子生前都是孤獨寂寞的,雖在漫長的精神領域裏尋思追求中有眼淚、痛苦、挫折和不幸,但他們的內心是平和、安寧和充實的,用塞納萬斯的話來説,“正因為他們的‘貧窮’,才令世界富足”。這次回國雖然時間短暫,但每當走進喧鬧的街道和人群時,不由想到在異國它鄉多年的湖畔歲月,那是我體悟“書趣”“天趣”“獨趣”的樂園,無論世界多麼的風采熱鬧,我心安靜。此時此刻,我多麼希望在此與朋友們一起分享:其實,只要心志清寂,以上“三趣”便可在任何地方營造和長存。

 
論壇現場

經歷成就了我的“夢”
王紅旗:您的長篇小説《天望》可以説是十年磨一劍,2004年秋問世後曾在《歐洲時報》全文連載,引起海內外許多學者的關注。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著名漢學家Charles Willemen曾撰文稱讚:“在經濟全球化帶來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天望》是一部“坐雲看世景”的優秀小説。” 這與您的傳奇經歷、睿智與淡泊的心靈境界有關吧?請談談您的經歷對創作的影響好嗎?
林 湄:作家的經歷就是財富。我經歷了人生的三大階段,即:分別在社會主義社會、殖民地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生活過,在每一個階段裏,我都是從零開始,仗著“希望”工作和生活。 “睿智”與“淡泊”不是生來就有的,需要慧根和千錘百煉的過程。經歷對我認識世界的角度、寬度、高度有著一定的影響。因為自己不太適應這個現實,又不願隨俗,常常感到失望甚至痛苦,又無法改變它,只好將現實、理想與思索分開,在自己的精神王國裏尋找美好和渴望的東西。也許,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一生崇尚真善美,所以屢經挫折仍不失對美好事物的追求。
王紅旗:您是否可以把自己出省出國出洲的傳奇經歷給大家講述一下呢?
林 湄:可以。第一階段:在大陸,由於到農村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因而,大紅大紫後,便有大難大悲,充滿戲劇性。無奈啊,許多事情由不得我自己。當時的社會是被扭曲的,我個人則很純真幼稚,自然出現一段特殊的經歷、特殊的感悟。一個涉世未深的女孩,在無可奈何中離開故鄉走天涯。第二階段:移居東方明珠——香港。這是一塊殖民地,文化、世俗、人情、政治、經濟對我來説都很陌生和奇特,需要重新適應環境,我感到格格不入,隨之連家庭都適應不了這個環境,最終處於“一無所有”的狀態。第三階段:我再次向自己挑戰,向命運挑戰,隻身遠離香港,獨闖歐洲。幾經艱辛才獲得今天的安寧處境。
王紅旗:《天望》的誕生,是您歷經生命坎坷磨難,對東西方文化數十年如一日的執著探究,對人類社會理想與現實的深度思考,從不同文化裂變與融合的人類生存風景中,發現生命的獨立精神存有價值與美善的意義。就像您在《天望》序言裏所説的“肉體可以漂泊,文化乃是人的靈魂、精髓,不但不能漂泊,反而跟隨著您的一生。” 這裡的“文化”是超越“自我”與“他者”的普世人類文化,指向人類未來以大愛家庭範式的和諧共榮與新生。
林 湄:文化離不開民族性,民族性離不開血緣、教育、民俗習慣甚至地理環境,通俗説就是“根”,是生命起初的形體和原本,割切就是死,但可以移植,移植後的生存形態和品質自然與過去不同,這是一道特殊的景觀:有的入鄉隨俗;有的不適應被掏汰;有入俗而變異的;有通過生存感悟從而産生一種有價值的超形體的新狀態。漂泊、經歷只是外因,能否達到超越“自我”和“他者”的境界,關鍵是內因,包括人生觀、世界觀、文學觀和自身學識、能力、情操以及追求檔次等問題。一般來説,有信仰的人比沒有信仰的人在認識世界和自我方面較有悟性。
王紅旗:您在關注人類命運走向的同時,更加關注海外華人女性的生存與文化處境。特別是小説中的微雲、虹、阿彩、海倫、嘉嘉與翠芯等女性形象,她們的孤獨、恐懼、憂鬱、快樂,委屈、無助、無奈、沉淪、迷途、自救、掙扎與超越之心靈狀態都能夠掂出質的分量。如明察秋毫般被顯現得淋漓盡致。您敘寫她們為獲得異國身份而表現出對愛情、婚姻與性的功利與實用的背後,不僅隱藏著漂流中難以言説的辛酸與苦痛。而且其真誠關愛與毫不留情使人物更具“成為您自己”個性色彩。您怎麼看在現實生活裏那些嫁給外國人的中國妻子們,她們的思想和習慣是如何磨合的?
林 湄:每位女性移民的身份、年齡、學業程度等條件均不一樣,所以新的生存環境和狀況是千差萬別的、求生想法和途徑也大徑相異。嫁給外國的中國女人,原因很多,有些是真愛,有些僅僅是為了生存──取得外國的居留權,也有因虛榮心或貪圖享受的緣故。在我的長篇小説《天望》裏,已經有這樣的表達,微雲早期依賴思想重,代表大多數女性的性情;虹自己沒有什麼本事,喜歡借光自照,靠丈夫高學歷高收入頤指氣使;阿彩精明有心計,將婚姻看成生意經,功利又現實;海輪在歷煉中良知復醒了,決意開創新生活;嘉嘉自甘平庸沒有自信,賴窮丈夫生存又羨慕別人的富有;翠芯雖然嫁了個普通的底層洋人,卻喜歡在人前招搖招騙。可想而知,婚姻家庭磨合的形式、內容和幸福指數,取決於各人的需求、思想和素質。當然,也包含著“運氣”,因為婚姻是兩個人的事,環境和人會變化,而人心是何其的難測。
王紅旗:小説就是以華人女性微雲為了居留權,在異國與弗來得的新婚初夜拉開序幕的。微雲與弗來得作為東西方文化的代碼與象徵,有著豐富的文化隱喻。這場別樣的新婚“初夜”,就仿佛是東、西方文化的“和親”儀式。小説開始就從哲學高度,探討東西方文化的內核、源頭與異同,從而奠定了《天望》行而上的基調。
林 湄:我並不覺得這是一種形而上,因為它是一種精神導向,即救贖意識,沒有一定悟性的人是很難理解我的作品的。
王紅旗:讀完小説掩卷沉思,更感覺到微雲與弗來得就是從遙遠的東、西方文化精神“原鄉”裏走來,在他們的靈魂深處共存著善良與愛心。這是人類可以和諧共榮的樸素基因,也是他們在經歷坎坷與磨難者後心靈共鳴的根本原因。微雲來自中國南方海邊的小漁村,骨子裏傳承的是海神媽祖的血脈。她為更好的物質享受而“逃離”鄉土,闖進“歐洲大陸”本也無可厚非,因為豐厚的物質能給人的生存與發展帶來保障與安逸。她的“自我”生命價值缺乏精神理想性,為物質享受而依附或喪失“自我”的心理是被扭曲的,純樸的善良與真愛仍是她靈魂的底色。因此,她攜帶的人類“原鄉”精神文化,會在物質與精神、情感與人格的矛盾衝突中,喚醒她內在的最優秀“自我”人格。其實微雲是上世紀90年代出國潮數以萬計的中國女性的典型代表。
林 湄:人類天性貪婪不易滿足,不願安分守己,缺乏自知之明,喜歡比較嚮往高貴,尤為女性,虛榮、幻想、心計、妒忌和依賴性比男人重,因而,更容易被未知的事物所誘惑或迷惑,遺憾的是,錯了後悔沒用,失去的不易重獲,人們只能在實踐和經驗中醒悟,竭力適應社會、完善自己。一般説來,真正出國為實現理想抱負、求知求識的女性不多,大多數為了更好的生存環境而出國,也有盲目隨大流或在原國受到各種傷害刺激,憤而出走的。如上所説,不同的身份教養和追求,決定了各人不同的價值道德的“底線”。
王紅旗:您在《我的財富觀》裏談到的觀點,引證了尼采曾經説過貪圖享樂永遠是人性中的劣質而非高貴部分,物質只有作為向人性完美過渡的橋梁才是可取的,否則人就喪失了在世間活著的根本價值,在當代的社會意義。弗來得是來自“歐洲大陸”的鄉村農場主。他的“太爺有西班牙血統,太奶有英國人血統,母親有印尼人血統”,血液裏有著多樣人種的基因、慾望與性情,有著對基督教的絕對信仰。他既不解現世的物質慾望至上正在瓦解著人們對“上帝”信賴,更不解宗教本身片面強調對“上帝”的信仰變成對人性的奴役,破壞了人性的完整與和諧。就自願放棄舒適的鄉土生活,離開故鄉小鎮、小教堂與W牧師,為獲得“天國大獎”、傳播“宗教之愛”而四處奔走流浪。這個理想主義的救世者形象,與20世紀的歐洲被現代科技、財富與慾望異化了的缺少人格、如同機器或性自由狂的現代都市人而言,具有獨特而鮮活的文化衝擊力。雖然他的宗教信仰不再純粹,但真誠與善良的愛卻保存了宗教文化的核心要義。在微雲與弗來得這兩個人物形象裏寄託著您的救世理想。
林 湄:弗來得的所思所想是歐洲傳統文化的核心,即基督教思想。他不是“不解現世的物質慾望至上正在瓦解著人們對上帝信仰”,相反,因受祖父和W牧師的影響加上自身的追求,願意放下自己如同中國式的俠士“行道”。在他心目中,時下已不是離經叛道的問題,而是人類日益走向“絕境”而無所覺察無所警惕的可嘆和可悲。確切地説,“天國的大獎”是一種反省、反思和吶喊,為得是人類的甦醒:人的幸福、情感和命運不能僅僅依附物質財富和肉身的享樂,靈魂的富足和高貴才是人生美好的依附和歸宿。
王紅旗:我認為,如果“天國大獎”不只是限于宗教意義上的,是建立在整個人類之上的一種精神信仰。您這樣講我是可以理解的。
林 湄:人類的物質需求是很有限的,但人本性是無止境的貪婪。照基督教思想,人類本性決定無法自救,需要它救,正像社會需要法律來限制人的惡行一樣。“它救”的過程是漫長而艱難的,需要有人宣傳、呼喊和實際的工作,弗來得就是從事這種工作的一個成員。在西方,像弗來得這樣的真實人還很多,他們視那些貪婪者為無知,而貪婪的人卻取笑他們為無知,這就是人類社會特殊的光景,且永遠沒有勝負的答案。
王紅旗:這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悖論哲學。人類必須在“他救”與“自救”中,一代一代地矯正那些損害著人類向崇高目標前行的東西,才能獲得進步的希望。

 
林湄1998年拍于荷蘭大花園

文學寫作成了我生命的支撐點

王紅旗:生活給了您那麼多苦難,您為什麼還要繼續擁抱文學?
林 湄:當我處在苦難的時候,也會有一些抱怨,甚至懷疑有沒有“命運”這東西,然而,時過境遷後,回頭再品味苦難時,才深深體會到古聖賢説的“天將降大任與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我從小就喜歡文學,不喜歡數學和理科,小學畢業就是靠作文滿分上中學的,中學時期的作文常常被老師作為範文張貼班上,由於“命運”,到了中年才回到文學的位置上。從此,文學成了我生命的支撐點。
王紅旗:讀您上世紀90年代的作品《淚灑苦行路》和《漂泊》,反映了在異鄉漂泊的不同女性的命運,字裏行間流露女性的堅韌和母愛的承擔意識。瑞沁、吉利就是這樣的典型人物形象。
林 湄:我本身是女性,有自己的豐富經歷,對女性命運有體會有感悟。傾注于作品裏的女性人物是來自現實的,她們的命運與時代息息相關。《淚灑苦行路》裏的三位女性都是生活裏的影子。《漂泊》中的吉利要揭示的是每個人都會遇到困難,女性處逆境中更能體現其文化素質與人格魅力。迪克從偶遇、同情到産生愛意,在幫助吉利度過難關的過程裏,發現了中國女性忍辱負重、溫柔體貼的美德,然而,當吉利事業有成後,迪克自覺不配時,吉利用理解和愛去扶持對方,創造新生活。
王紅旗:作家往往從女性的命運出發關注人生、思考社會,從《淚灑苦行路》到《漂泊》,都在描寫不同女性不同的生存狀況、困惑和迷失。生活現實中也處處可見她們的身影。
林 湄:瑞沁是潔身自愛、自強不息的女子,她在男權社會裏的道路是何等艱難。風萍是被男性欺騙想報復男性又被男性愚弄的女性。多麗是現代女性,不受傳統道德價值觀的束縛而遊戲人生。這三种女性的道路可以回答娜拉離家出走後女人的命運──有的人勇往直前,帶著母性的博愛與堅韌,一路堅持到底;有人走到半路吃不了苦又回頭;有人在遊戲人生中自我迷失。
王紅旗:您把娜拉出走後的問題演繹到一個探討跨國界發展的哲學層面。吉利與迪克的中外戀情,證實了人類社會應該是互助互愛、互相支援的,體現了東方女性忍辱負重、滴水之恩將涌泉相報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林 湄:是的,女性只有壯大自己,才是唯一的出路。男女兩性的結合沒有誰強誰弱的問題,是緣分讓他們走到一起。但從女性艱難漂泊的生涯裏,可以看到女人的路比男人艱難。她們在生理上比不上男人強壯外,卻于義務和責任比男人更繁重、更多的壓力和付出,因而在其性情裏體現出傳統文化上的缺憾與精華也比較明顯,如長篇《浮生外記》,不同時期不同處境的女性,其生存狀況和所思所求不僅大徑相庭,反映出的命運和人格魅力也是各式各樣的。
林湄拜訪湯一介、樂黛雲先生
 

文學——人類救贖的一種方式
王紅旗:您希望通過作品給予讀者一些什麼?
林 湄:我要告訴讀者,如果您對現實很不滿,或者您的人生道路非常坎坷,不要絕望,不要灰心。這個世界哪怕是95%的地方是污濁的或灰暗的,但還有5%是光明的、聖潔的,美好的,所以我們這個社會才能進步,歷史才會前進。尤其是女性,要正確對待挫折,不要面臨挫折就自暴自棄,應該從挫折中認識社會、學好功課,化挫折為奮飛的動力。
王紅旗:支撐您這樣思考的,或者説支撐這樣堅強信念的是什麼?
林 湄:其一,與我年輕時候讀的古聖賢書以及我的人生經歷有關,其二,因為我有宗教信仰。即讓“有限”接觸“無限”,實際上是指人與自然、宇宙的一種和諧關係。當一個人無法適應混沌的社會現實時,容易處於迷茫、徬徨、失落、消極狀況,宗教能凈化人的心靈,讓人心平氣靜地觀望世情,從混沌中提升到一個高度,從而擴大心胸和視野,不僅學會自審、審人,更學會自度、超越,並在關注自身命運中不忘思考靈魂特性和大生存意識。
王紅旗:您認為弗來得因有宗教意識,才會走出自身處境,關愛眾生,想得“天國的大獎”?
林 湄: 確實,弗來得是個救贖形象。在世人眼裏,他是個堂吉柯德式的傻子,但在他眼裏,世人是傻子。他們日夜忙碌,則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希望得到什麼,是否得到,得到了又是否快樂?弗來得的形象的寓意是多重的。他有著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自傲與偏見,又有著宗教樸實的真誠與愛心。唐吉柯德只能在孤獨中鬱鬱而死,而弗來得用真誠的愛得到了微雲的愛,生命奇跡般的得到了復活。他當初有眼睛而不識“自我”與“他者”,而後來眼睛瞎了,“心眼”卻明亮起來。
王紅旗:在《天望》的人物形象裏,您是如何體現信仰在人生中所起的作用?
林 湄:如果您是一個聰明的人,信仰會讓您從聰明進入智慧。卡亞沒有信仰才會性亂而無感覺;羅明華半信半疑,於是和神討價還價,實惠又功利 ,得意時讚美,失意時抱怨 ;弗來得信仰堅定,是個為信仰生存的人。微雲敬仰海神,在她的意識裏“天”即良知問題,所以有馴服、感恩的意念,而不是一個忘恩負義,或像虹一樣自身沒有專長,仗男人權勢,狗眼看人的心態。天人相望時,人的良知才會被觸動,世俗生活裏,許多人的良知是蒙昧沉睡的,人可以矇騙人則矇騙不了良知,W牧師生前是眾人敬仰的長者,死後靈魂則不願離開他,雖經懺悔求解脫,但嘴裏則爬出許多小黑蟲,這些小黑蟲的隱喻是深沉廣義而又耐人尋思的。
王紅旗:小説中的弗來得,微雲,他們之間的信仰對他們的人生起著什麼樣的作用?現實信仰、宗教信仰與文化信仰的關係是什麼?
林 湄:弗來得的信仰與靈體、生死意識有關,是精神的東西。他出生於富裕的家庭,卻視萬物如糞土,看到世上千色萬相實為空的前景,才會思考永生問題,作世人難以理解的事情。微雲的信仰是現實的,重視財富和家庭,到了西方不能如願以償時便信念動搖甚至抱怨,或想改變對方,最終則被對方的行為語言所感化,從而接納新的意識和信仰。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雖神奇奧妙,卻高於民族與文化,儘管科學一時難以證明,但科學無法證明的東西不等於沒有,加上宗教的核心是良善、正直、公義,有安慰有希望,喚醒悟性、給人精神力量,令靈魂有所棲息,心靈安詳平和寧靜。(極端分子或利用宗教行壞的人士不在此範圍)。至於現實信仰,多崇拜物質財富,不屬於宗教信仰範疇。
王紅旗:這兩者一個是精神的,一個是物質的,結成婚姻與家庭,您極力在小説中體現他們之間的衝突和融合,是要達到什麼樣的思想境界?
林 湄:人不可離開物質世界,只是,人生存需要的物質要求是有限的,作為人,更重要的還是精神世界,可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裏,往往顛倒這種關係,物質的慾望無窮無盡,充斥在每段時間和每個空間裏,精神則是貧乏的、空虛的、甚至是俗不可耐的。
王紅旗:小説裏寫了不少中國人與外國人,這種異質文化的衝突您是表達的非常到位,期間要表達怎麼樣的一種情結?書中人物形像是要表達什麼樣的文化意義?
林 湄:無論哪種文化和哪樣的膚色,人類具有共性與個性,美好的東西是人類共同嚮往的、追求的,因為美是超國界、超種族的。假、醜、惡是人類共同唾棄的東西。在科技發達、資訊膨脹的轉型時期,“地球村”上的多元文化以及因此引發的種種社會、心理、種族等新景象,是值得關注的。
王紅旗:在這個基礎上,人類的和諧與和平成了一種希望和渴望。微雲和弗來得就是人類和諧與和平的化身,他們由互相碰撞、對抗、摩擦、抱怨——最後達到互相寬容、接納與融合,走到一起了。這是世界文化大融合的理想。
林 湄:是的。生活在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裏,需要理想,需要共識和希望,人類才能勇往直前。
王紅旗:我覺得您是一個人類靈魂的苦苦追尋者。《天望》一直在尋找人類精神的出路和境界問題嗎?您是否在《漂泊》的人物命運裏尋找生命的支撐點?這是非常不同的兩個層面的問題。
林 湄:是的。人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可是天在俯視這個世界。在文化、信仰、性別的差異裏,人們一次一次的否定融合,一個又一個的希望被挫敗,我沒有辦法跟人類對話,只好和天對話,跟自然對話,跟宇宙對話,跟自己對話,跟作品對話。在焦慮和絕望中尋找光明和美好。
王紅旗:您所指的“天”是什麼?
林 湄:我所指的“天” 是個超驗的東西。通俗地説,是一個人的良知問題,比如W牧師可以欺騙世人卻欺騙不了良知,最後去世時,原形暴露了。
王紅旗:我認為您的《天望》將您自己的各方面人生經歷融會貫通,來呈現對人類社會深厚的終極關懷,為當代正在急劇裂變的中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注入了新的希望,無論從新移民小説還是世界文學來説,都是獨一無二的。請談談您創作《天望》的初衷?
林 湄:有一些評論家是這麼説的。我想,社會上的文化垃圾太多了,我盡力去創作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留給後人。亞裏士多德説“形式與物質是不能分離的”,《天望》具有現實與夢想,宗教與世俗,科學與情感,紀實與虛構,本義與喻義,彼岸與此岸,中外文化等多種文化含義,以小説、詩、散文等聯綴而成的一幅幅畫卷體似的文學藝術。
王紅旗:我認為《天望》的結尾是意味深長的,您談談為什麼要這樣結束?
林 湄:弗來得為了“天國的大獎”,散失錢財,身受重傷,當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小教堂也被哥哥伊理得鏟毀後,即進入植物人狀態,哥哥為了拯救他,聘請美國一流醫生、甚至不惜代價購買太空站新制藥物,但均告失敗,毫無效果,説明科技發展並不能改變人類的情感和命運。是微雲的淚水充滿了他的枕頭,溫暖了他的心,是真誠熱烈的愛吻,喚醒了他的生命。説明只有愛,才能令世界和諧平安。可惜,他倆重獲幸福不久,哥哥依理得因生意失敗而神情模糊(火形D代表鎖),説明“希望” 和 “失望”本是相剋相成的,“得”與“失”迴圈才是人生的真諦,那麼,救人比創造財富更重要,更有價值和意義。
王紅旗:我終於理解您常稱自己是“邊緣”作家的理由了。您接受了完整的東方教育,又在西方生活了數十年,對東西方文化都有真切的體驗和深入的觀察,處在一個特殊的位置。正因為這種特殊的距離感與責任感,才能産生關於人類向何處去的天人相望的話題。十年享盡寂寞與孤獨,追尋人類精神的真諦,該需要多大的勇氣與堅韌的毅力、淡泊與寧靜!在這樣一個浮躁追名逐利的文化環境裏,您用文學來拯救人類的精神,呼喚人類精神之大愛,探索新型的人類文化關係和新型的兩性關係,讓人們看到人類地球村的理想社會,難怪有評論家説您的《天望》是世界文學中獨一無二的。隨著中國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我衷心祝願小説《天望》能受到更多方面的關注。也希望《天望》的姊妹篇《天外》早日問世。

碩博士生問答現場

在首都師大與碩博士生的問答
張 弛:村上春樹曾在《挪威的森林》裏提到,看某個作家的作品是否能站住腳的標準,要看他的作品在他死後30年是否能被讀者接受並流傳。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林 湄:我認為不能用30年時間這個標準來衡量某個作家的作品。柳如是的作品在她死後800年後才被發掘而很有影響。張愛玲的作品在她一去逝就轟動了。 文學作品的價值需要時間來篩選,至於需要多少時間,沒有絕對的標準。總之,任何時期,經得起錘敲、真正留傳下來的文學作品是不多的。
張 弛:剛才您講了從事文學的一些經歷與閱歷,包括有很多從事文學的人都有豐富的閱歷。其中,有坎坷經歷的人,這些坎坷成為他們寫作的豐富資本。您認為從事文學和閱歷有關嗎?
林 湄:肯定是有關係的。可以這樣説,一些坎坷的經歷會阻礙一些作家的創作,使他們不能或不願繼續寫下去。而有些人,坎坷經歷令他有創作的慾望,並成就了他。
李慧波:剛才聽您講了之後,覺得一個作家不僅要有才華,還要有毅力,真的不容易。在五六十年代,當時的學生可以結婚嗎?如果可以,華僑在擇偶方面一般都傾向找什麼樣的人呢?找華僑的人多還是找國內的人多?
林 湄:一般説來,華僑比較喜歡找華僑。因為很多事情容易溝通,另一方面生活水準也相近。尤其僑鄉,選擇的機會就更多了。李慧波:當時華僑舉行的婚禮有沒有受國內婚禮的影響?國內婚禮是比較簡單的。
林 湄:當然有。當時婚禮很簡單,給大家分糖都很高興。穿藍的、灰的衣服,拍張照片,就算結婚了。
李慧波:當時在國內,離婚是不齒的,華僑婚姻有沒有這種情況?
林 湄:有。華僑離婚也是要被恥笑的。
譚 君:您對傷痕文學怎麼看?
林 湄:文革東西應該寫,畢竟是一段歷史。我將來可能也會寫,但出發點或寫法或許有些不同。因為我們要對中華民族文化和自身要有反省精神。不但要反省,還需要懺悔精神,其實,懺悔一點都不羞恥,懺悔意識和國家的文化背景和信仰有關係。傷痕文學值得寫,關鍵是怎麼寫。
譚 君:那您認為傷痕文學的整體意義是趨向好還是趨向壞呢?
林 湄:當然是趨向好了。因為有一些東西用文筆記錄下來,可以給後人了解和借鑒。如果不記錄下來,很多東西又被遺忘,又被重復。
王玉嬌:您對文學的堅持特別感動我。如果我也想做文學,您有什麼建議嗎?
林 湄:要走這條路得有思想準備,即做好吃苦的思想準備。我之所以堅持到今天,除了喜歡文學外,意志很重要。每一次在人生重大變動時遇到很多困難,靠意志戰勝它,跨越之。要堅信這個世界邪不能勝正。俗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然而在現實社會裏“種”和“得”不一定成正比,關鍵是你付出的過程感到滿足和愉快,這就夠了。要經得起挫折,不要碰到一點困難就收縮了,並在挫折中吸取經驗、教訓,相信任何人的成功都是這樣經歷過來的。也不要旁觀外物,瀟灑安靜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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