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社會秩序”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由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牽頭主辦，浙大城市學院新聞系、寧波理工學院新聞系協辦的“傳播與社會秩序”國際學術研討會于四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在杭州召開。 浙江大學黨委書記張浚生教授、浙江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童芍素教授、浙江大學副校長胡建淼教授等出席了開幕式。來自美國、日本、義大利和瑞典等國家的專家學者，以及港澳臺地區和大陸等新聞傳播界的著名人士和中青年精英120余名代表共聚一堂，就“傳播與社會秩序”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童兵教授、趙玉明教授、丁淦林教授來電祝賀，並因參加另一學術研討會而無法到會表示歉意。

    正如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邵培仁教授在開幕式致辭中所言，人類歷史正在進入全球傳播時代和大眾傳媒社會。當下大眾傳媒正以驚人的速度廣泛介入社會各個領域並與其發生強烈互動。大眾傳媒猶如一柄雙刃劍，可以優化社會秩序，也可以破壞社會秩序，如何正確、合理和科學地使用它，正考驗著人類的智慧。會議期間，在龔文庠教授、丁柏銓教授、邵培仁教授、吳飛教授、孫旭培教授、徐耀魁教授、吳文虎教授、戴元光教授和魏永徵教授等人的主持下，李良榮教授、張國良教授、祝建華教授、八卷俊雄教授等在大會開幕式上作了精采的主題發言，其他國內外專家學者在兩天的會議中圍繞當今國際國內新聞傳播界廣泛關注的傳播與社會秩序主題，分別就國際傳播新秩序、戰爭·恐怖主義·大眾傳播、資訊公開制度與公眾知情權、傳媒與社會公正、輿論監督與媒體的權利、傳媒與政府形象、謠言的傳播與遏制、文化經濟一體化與“文化帝國主義”、大眾傳播與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問題宣讀了自己的論文並展開了熱烈深入的討論。

    一、國際傳播新秩序

    在資訊傳播社會裏，研究如何應對國際傳播帶來的新挑戰，提出建立國際傳播新秩序的理論構想，進而採取相應措施，遏制西方在國際傳播中的話語霸權等，不僅有很重要的理論意義，也有很重要的實踐意義。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張國良教授在主題發言中指出，在某種意義上，國際傳播是“無硝煙的炮彈”，比有硝煙的炮彈更具“殺傷力”，應更加注意國際傳播的效果和威力。香港中文大學李少南教授等的論文提供了對當前傳播歷史背景的認識，針對當今資訊傳播技術發展下人類社會的巨大變化，辯析了資訊社會和智慧社會的概念及其對社會巨大的影響。北京廣播電視學院陳衛星教授對全球化的結構性差異問題作精彩發言。來自瑞典的專家探討的是當代不同國家媒介現代化問題，介紹了正在進行的國家與社會化轉型項目，俄羅斯、波蘭、丹麥部分已經完成，中國部分正在操作中。

    現代社會中民主、法制和社會互助，都有賴於大眾傳媒的資訊運作。新聞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是現代憲政體制的重要支柱。保障這種傳播活動正常進行的傳播法建設問題是本次會議較多學者關注的話題。一些學者以全球視角，考察國外傳播法現狀，希望尋找參考和啟發。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吳飛教授分析了英國傳媒政府節制與媒體自律雙重作用的管制特色，認為英國範式對於中國的社會變革來説有一定的參考意義。莫斯科大學新聞系博士賈樂蓉則提供了俄羅斯法律在處理與新聞傳播相關案件時的例子作為參考。而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邵志擇則引美國範例為論證，從公眾人物的界定出發考察時報-沙利文原則即政府官員作為公眾人物應該接受來自新聞媒介和公眾即使有錯誤的評論的原則的運用問題。

    另一部分學者則立足中國現實，對中國傳播法的建設與應用的問題與現狀予以探討，共同呼籲傳播法的建立。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孫旭培認為，中國法律缺乏對新聞自由和新聞活動的授權性條款，新聞法學界也很少對新聞自由的授權性條款進行研究和設計，眼下當務之急是對大眾傳播進行專門立法。復旦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侯健對中國保密法制進行評述，認為中國的保密法制對於國家秘密的界定過於寬泛，其保護措施也極其嚴厲，應當建立一定的機制以制約政府機構的保密權力。廣東商學院人文傳播學院教授張平宇等也認為，我國目前輿論監督保護中存在突出的法律疲軟現象，因此須從立法入手，以體現對輿論監督的適度寬容、傾斜，建立平衡的輿論監督保障體系。上海社會科院新聞研究所魏永徵教授運用案體剖析了媒體與司法審判問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展江則就輿論監督的輿論高漲以及如何將高層的意見和措施落實到新聞界操作層面，防止走過場和口號化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國際化是我國傳播業發展的動力與方向，但媒體的國際化合作不僅是一個簡單的企業運作的問題，其中蘊涵著文化帝國主義隱憂不可忽視。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徐耀魁等對雜誌國際化與文化帝國主義的研究即指出了這一點 但認為這種隱憂是可以通過經濟、文化措施來及時遏止。

    跨文化傳播也是國際傳播新秩序這一話題的固有部分。美國密西根州大學教授愛門森等提出了一個頗有新意的世界文化和文化紛呈中的傳播策略問題，認為跨文化傳播應是文化、傳播並重，並就重視世界文化課程內容的具體設置，及聯合大學與傳媒以更好實現課程積極目標諸問題進行了積極探討。

    二、戰爭·恐怖主義·大眾傳播

    戰爭時期必然使社會秩序遭遇破壞，戰爭時期也通常是大眾傳播的異常活躍階段。隨著時代的發展，傳媒在現代戰爭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戰爭此起彼伏，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一些學者將目光投向戰爭與傳播關係的研究，他們大多充分運用實證的內容分析方法，選擇戰爭報道進行分析以驗證理論和尋找規律。南開大學講師吳風通過對《人民日報》在報道2003年3月爆發的美伊戰爭過程中所採用的新聞框架的解構，同濟大學傳播與藝術學院王軒通過對中國三家日報關於美伊戰爭報道的進行新聞框架的分析，上海影視大學傳播係潘雋運用議程設置理論透視一戰、二戰、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中的大眾傳媒，等等。來自香港樹仁大學的Li Tsze Sun則對戰爭報道中常讓傳播者困惑的自由與責任與道德問題進行剖析。

    同時，恐怖主義事件的媒介顯現已是當前尤為引人注目的傳播現象。在從衝突走向暴力的過程中，在當今恐怖主義日益升級的局面下，傳媒究竟在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在彌合裂痕、避免衝突、推進妥協、尋求和解方面，傳媒是否能有所作為？這也是本次與會者關注的話題。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羅以澄教授著重探討影響恐怖分子走向“傳媒劇場”的傳媒方面的原因；武漢大學石義彬教授等試圖以多重視角勾勒媒介暴力研究的圖景，梳理媒介暴力研究的相關論爭，尋求媒介暴力研究的積極意義。四川大學新聞研究所黃順銘則從新聞社會學的視野出發，為研究引進了一個有效的分析視點和研究工具即能見度分析。

    三、傳播生態·媒體文化批判

    傳播生態是近來興起的一個重要話題，傳播生態系統的平衡是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動力。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生陳兵從宏觀層面發出“拯救傳播”的預警，認為我國的傳播生態處於失衡的危險邊緣，列舉了五大生態危機，提出了六條保持傳播生態平衡的對策。陜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南長森則著眼于報道實踐中的媒介生態問題，分析良好的公共輿論與良性的媒介生態的相互作用。

    當代媒介對大眾社會生活有強大的滲透力和影響力，人們一方面肯定媒介的積極作用，一方面也對其表現出的問題深感憂慮。與會學者對媒體文化開展了理性的批判，復旦新聞學院李良榮教授關於媒體批判操作方式的精彩發言受到與會者關注。在媒體批評中對電視媒體的批判較為集中。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潘知常的批評直接指向央視春節晚會，認為央視春節晚會是一個巨大和虛幻的能指。浙大傳播所博士生武錦華認為，電視等於霸權已成不爭的事實，對電視媒介霸權的分析批判應該成為影像時代理性而嚴肅的自覺意識。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建珍認為，電視傳媒所建構的全球化不能真正給人們帶來它所許諾的自由感與全球親切感，電視話語權分配並不平等。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吳三軍博士則選擇從真實電視出發對媒介道德進行拷問。

    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岩對意識形態下的大眾傳播話語秩序—主導性話語與職業性話語共存現象有創新性分析。還有與會學者對電子媒介公共空間的構建中的公共領域的人為性傾向、人文關懷意識在媒體實踐中流於形式等表示質疑。更有人提出媒體首先要學會道歉，媒體道歉機制的建立勢在必行。當前存在的傳播不公平現象也受到與會者的關注，大家認為，有效的縮小資訊富人和資訊貧困者間的知溝，最大限度的避免資訊和文化傳播中的馬太效應，是媒體的責任所在。

    四、政府·傳媒·大眾生活

    在世界朝向全球化發展的時代，社會環境中的不穩定因素日益加劇，各領域的突發事件不斷增多，突發性災難性事件傳播無論是作為文化現象還是作為傳播學命題，都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公共突發性事件報道能夠展現政府、媒體、大眾三方的密切互動關係和各自角色。政府的危機管理問題、資訊公開制度和公眾知情權問題、謠言傳播問題、傳播與大眾日常生活問題等都是由此開拓的研究領域。

    政府危機管理是全球化社會對現代政府提出的重大課題。資訊管理系統作為公共危機應急總系統的一個分支，是政府危機管理中的一個強效有力的“軟武器”。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對此話題發表各自看法。

    政府資訊公開制度和公民知情權保障也是較為熱門的話題。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教授張咏華主要從歷史和理論上作了梳理和求證，指出 “知情權”和資訊公開制並非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專利。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易容等則對社會和學界稱許為我國在實行政府資訊公開和保障公民知情權重要一步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進行探討。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生海闊則以哈貝馬斯在資産階級的歷史中開闢的具有社會參與功能的公共領域的合理性為契合點，考察我國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民主化問題。華中科技大學博士馬嘉則從個體需要的角度入手認為當代的大眾傳媒既是公眾自我意識生成的有機土壤又是僭越其自我意識的工具。

    公共突發事件對於媒介來説就是機會事件。突發事件給媒介帶來的機會事件考驗了媒介的素質。公共突發性事件的頻繁發生顯然給我們留下諸多反思的課題，與會者對此話題表現了較大熱情。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國良依據京滬穗三項實證研究成果，發現多年來的一種關於資訊公開將帶來混亂、恐慌的擔憂完全沒有必要，公共資訊公開制的建立和運作將使中國變得更加民主、穩定、有效率而無重大失誤之虞。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董天策、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范志忠等人共同關注的則是2003年危機報道中中國媒體的報道觀念和新思維，認為媒體開始走出集體失語的狀態。

    在突發性災難性事件的傳播中，謠言是一個與當時事件相關的命題。此次會議中有多位學者就謠言問題進行了探討，大多數學者集中關注的是謠言的負面傳播效果。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吳文虎從一般意義上討論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謠言傳播現象。許多與會者共同認為，謠言是一種畸變輿論和負向輿論，在危機狀態下會釋放出巨大能量並帶來嚴重危害，與會者並積極從研究謠言的傳播本質與具體特點，討論遏制謠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 浙江大學傳播所博士李一峰則給出關於謠言傳播的另一視角，提出都市傳奇是屬於謠言的一個大類，一味批判謠言與都市傳奇並非是科學的態度，應採取正面的姿態，不預設立場，從民族志學與都市文化研究出發，深入觀察現代社會的都市傳奇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連結性。

    大眾傳媒滲透性極強，已深深嵌入到大眾的社會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對此與會者予以較大的關注和廣泛的探討。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思屈理性分析了大眾傳播與大眾日常生活的相互關係，以“傳媒與日常生活分析模型”為依據，論述了大眾的日常生活的“三重結構”。其他大眾生活領域諸如旅遊傳播、健康傳播、小資與傳媒影響、時尚與傳播、發展傳播等都進入到與會者的研討視野。

    五、傳播實務與社會影響

    傳播是活動著的傳播，與會者當然不會忽視傳播實務的研究。與會者對媒體假新聞、媒體健忘症、泛性化傾向等諸多傳播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傳播學批判，同時也就如何處理採訪被拒、如何正確認識和運用負面報道、如何開發受眾資源等諸多傳播實務的改善進行廣泛討論。

    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作為社會的神經中樞，社會力量的源泉， 不僅改變我們的社會和文化，還將重塑我們的生活、工作、外觀和內心。大眾傳播媒介是如何影響社會？影響體現在何處？這是與媒介伴生的問題。對此，有研究者將視線投入性別與傳播領域。女性的發展問題歷來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徐敏、蘇州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楊新敏、荀潔等分別對減肥藥報紙廣告的內容分析和對不同女性頻道的實證考察，結果同樣認為在傳播技術巨大進步的同時，大眾傳媒對女性身體的文化控制和操縱卻依然如故甚至更為嚴重。傳媒的社會影響在兒童身上表現得更為突出，浙江大學傳播所碩士研究生湯浩提出了兒童在大眾傳媒接觸過程中的“角色病毒”問題，認為加強對人們特別是兒童青少年的媒介素養教育已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也有學者將目光投向大眾傳播與城市文化的相互影響。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戴元光對上海媒介與上海城市文化重構的互動作了闡述；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俞虹教授則在轉型期的背景下對當代人價值觀的嬗變做了分析；杭州商學院教授馬志強則探討了區域形象傳播在經濟建設中的突出作用。

    六、傳播與新媒體

    網路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對新媒體傳播的研究早已成為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大話題。與會者對網路的了解或研究，沒有只停留在技術層面，而從理論建設、思想文化、社會機理等方面展開深入討論。香港城市大學英文與傳播學系教授祝建華提出了一個描述、解釋和預測受眾為何使用新媒體技術的新理論概念--新媒體權衡需求，是一項重大的理論推進。與會者較多關注網路虛擬社區問題，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杜駿飛對虛擬社區的社會實在性進行辨析，對虛擬社區的社會屬性認定方面存在的一系列理論界定的模糊之處進行澄清。而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教師沈彬則一改以往研究中多半把將虛擬社區與真實社區置於對立的關係中審視，通過現實個案研究提出虛擬社區和現實社區的交集作為中國現代語境下的“公共領域”雛形的發生問題。來自香港樹仁學院新聞與傳播係講師林援森則從超文本作為切入點，探討超文本對傳統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的影響，試圖明確有關問題的思考方向。

    伴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傳播科技顯示出巨大的威力與魅力。新媒體傳播中關於網路資訊自由與控制是個經久不衰的話題。與會者就網路言論的互動式民主和規範管理、網路輿論監督的定義、網路言論自由的現實制約因素、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新聞的話語機會比較等方面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也有人帶來了對數字電視、手機短信、虛擬技術等傳播技術新進展的探討，並對手機短信一概而論稱為“第五媒體”提出異議。

    七、廣告與媒介經營管理

    在當代傳媒世界和大眾生活中，廣告無疑是最具滲透力的傳播內容。與會者對廣告傳播進行了較豐富的討論。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神博文等經過實證調查和日美英法四國比較研究，從正面論述了“節目內電視廣告播出時機對視聽者態度的影響”。浙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曉蕓通過對37年來日本《日經廣告研究所報》卷頭文章的標題及關鍵詞語的歸類分析，探究現代日本廣告研究的熱點話題流變。浙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衛軍英則指出了現代廣告百年發展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論和觀念在本質上包含著嚴格的一致性因素，即以特別價值作為普遍性的追求。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李海容博士則對廣告發展前沿較為關注，對新型多媒體互動廣告--三維視頻廣告相關問題的闡述。其他涉及廣告傳播實務改進、廣告法及其影響的研究在研討中也較多見。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的衝擊下，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下，當前中國媒介産業正處在痛苦的轉型過程中。如何科學、合理地認識和解決中國媒介管理改革現狀放問題，理所當然地成為當下中國新聞媒介産業改革的重點。邵培仁教授等提出了中國報業集團管理改革中存在的用簡單的管理學原理不能很好地加以解釋的十大悖論。浙大寧波理工學院教師何鎮飚對媒介産品消費和媒介産品消費特點進行了經濟學分析。與會者還就民營資本的介入對大陸媒體發展的影響、傳媒戰略管理模型構造、媒體整合品牌行銷、成功的媒體經營個案等話題作了討論，認為媒體的經營形式可以多種多樣，但應該是建立在對受眾和社會的密切關注和把握的基礎上的一套綜合系統。

    八、傳播學學科建設及其他

    與會者還對傳播學學科建設及相關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隨著社會新興學科的發展和社會對傳播學需求的增加，傳播學的一些根本性命題受到傳播學界的關注，特別是本土化、跨學科發展等關係我國傳播學發展策略性的問題，更是成為國內傳播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教授楊伯溆等從回顧傳播學的誕生入手，重點分析在不同歷史時期傳播媒介技術的發展導致的在傳播學界的研究方向的變化。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張健康則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學專著、譯著要目》的考察，提出中國大陸傳播學處於“短視”、“失語”、“跛腳”等“亞健康狀態”，並提出操作化定位、動態化監控、科學化管理、本土化栽培的“四化”健身策略，主張以“整體互動”的眼光來對待傳播學研究的本土化、跨學科以及基礎理論研究等基本課題。杭州日報社寧銳提議以協同學的思考方法和觀點為複雜傳播現象的學術研究提供新視角和新方法以拓寬傳播學研究的視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北卡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心趙心樹關於冠名原則的看法，他所提出十條有關細釋冠名的基本原則有助於學術的進步、研究的深化與精化。其間頗出彩的還有安徽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芮必峰關於泛定量研究的質疑引發了討論熱烈，吳飛教授、方延明教授、鐘瑛教授等就此發表了各自看法。還有一些對由傳統實證研究得出的傳播理論給予當前現實下的檢驗和考察研究等不予一一列舉。

    結　語

    這次學術會議與國內新聞與傳播領域的另兩個大型會議碰到了一個時間，值得欣慰的是，會議仍然收到論文136余篇，通過專家審讀正式收進論文集的有110篇。這次會議論文涉及面廣，關注點多，新資訊多，有較高的品質和水準，整體上反映了當下新聞與傳播學界的前沿課題和熱點問題，表明瞭對中國媒介生態狀況的熱切關注和期待,體現了作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從中也讓我們欣喜看到了老一代學術權威仍然如日中天，不讓當年，而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和新生力量正在迅速崛起。

    正如張浚生教授在開幕式中所指出，會議對於推進我國國際傳播的學術水準，提高我國的國際傳播水準，促進國際傳播新秩序的建立等，必將産生積極的影響。

    -----載于香港《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s) （ 葉瓊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