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對象常英華簡介：天津市作家協會會員；天津市青聯委員；天津青年詩社常務社長。
多年來，她致力於用詩歌弘揚社會正能量，為培養天津詩歌新人做貢獻。先後赴天津市多所高校舉辦大學生詩歌活動，挖掘詩歌人才；帶領青年詩人赴河北、山東、山西等多地進行創作采風，並深入天津青年宮、曹禺劇院、薊縣下營鎮、武清大黃堡、天津港集團等十幾個單位和機構設立詩歌創作基地，用文化的力量謳歌美麗中國、美麗天津。
常英華多次與天津廣播電臺合作，開展文化走訪基層，特別是共同主辦的“化蛹成蝶，愛與感恩”情景詩歌朗誦會，用傳統文化挽救社會問題青年，廣受社會好評；與天津青年宮聯盟舉辦“高舉團旗跟黨走”詩歌徵文活動、協助天津市禁毒辦承辦“626國際禁毒”詩歌創作活動，與天津大學共同主辦“海棠詩歌藝術節”，與天津市作家協會、市青聯共同主辦“你用棉簽我用筆”天津市抗擊疫情詩歌徵誦活動和“凝聚新力量·築夢新時代”慶祝中國共青團建團百年詩歌徵誦活動等，用詩歌文化弘揚時代主旋律。同時還自籌資金舉辦了詩集《我看見了火焰》《尋》等多部青年詩人的作品首發朗誦會。編輯出版的《天津青年詩選》《詩廣場》，在社會中引起較高評價。
本期專訪，主要就常英華堅持以“詩歌”立身立世，不斷增強文化自信，追求創作價值的動力源泉，做一期專題訪談。
主持人：常英華老師您好。詩歌是文學寶庫裏的璀璨明珠。但近年來，隨著網路媒體的發展，詩歌作品魚龍混雜，詩歌文化的發展也曾一度遇到瓶頸。隨之，詩教工程也就成為了政府工作內容的重要部分。我們想知道，您從2009年開始創作現代詩，不斷將詩歌文化融入社會，弘揚傳統文化和社會正能量，至今已經堅持了13年，一路走來是怎麼堅持的呢？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常英華：最開始肯定是因為喜好詩歌。2007年，我在撰寫天津地方誌文獻時，採訪了一些知名企業家，感受到他們是在用生命做企業，靈魂被深深觸動。但我改了很多遍文稿，依然覺得表達不盡。那時我就在想，為什麼詩人寥寥幾句話就讓人心神凝聚、産生共鳴？而我洋洋灑灑數萬字，依然言表不透？於是，我就産生了寫詩的想法，用詩歌弘揚社會正能量。我于2009年開始創作詩歌，那個時候一提到詩歌，就會有人站出來抨擊“無病呻吟”，甚至還出現了各種“詩體”和“派系”。
我就認真思考了讀者對當下詩歌的接受程度。中國詩歌從遠古至今都經過了社會的淘洗，這種審美早就刻在了國人的骨子裏、流在了血液中，一旦條件成熟，就會條件反射般煥發。更多人認為古典詩詞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涵養了千年精神，其實好的現代詩，一樣會激發國人的審美點。對於現代詩的創作，讀者的記憶主要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將朦朧詩和新生代詩奉為經典，一旦違背了這個“印象”，就不在審美點上了。對於那些語言平淡，情感單薄的詩，自然不能接受。
我們從讀者的接受角度可以反觀當下詩歌的創作困境，最主要原因是不接地氣——缺乏用文化自信做底氣，缺乏與社會、與生活的血肉聯繫。探尋當今詩歌創作的出路，是不容懈怠的文學任務。這個使命感一直讓我心生嚮往。首先是要找到方向：要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民族精神的命脈，個性而鮮明地講好中國故事。這需要每一名創作者明晰我們“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問題，不斷發揚傳承和創新精神，用作品樹立起民族自信。
這麼多年，我靠著這種自信走到今天。創作詩歌從來不為了出名或者賺一些稿費、博一些眼球，反而經常反思：我們為社會做得夠多嗎？我們的寫作天賦是不是閒置無用？至今我都難以忘記，在協助天津市作家協會主辦“你用棉簽我用筆”天津市抗擊疫情詩歌徵誦活動時，為了更好地將優秀詩歌變成配樂朗誦，我們邀請了天津廣播電臺優秀主播進行公益朗誦，作品在天津廣播電臺經濟頻道進行推廣。當我看到一位老黨員為天津市作家協會發去的致謝信後，感動得熱淚盈眶。信中這樣寫道：“疫情期間，我們小區裏的居民心情非常焦慮。為了給大家鼓勁，穩定情緒，我們用幾部大喇叭反覆播放‘你用棉簽我用筆’主題抗疫詩歌朗誦，那嘹亮而又有感染力、號召力的朗誦之聲，傳遞了市委市政府對市民的關心關愛之情，歌頌了白衣天使、志願者及他們家屬辛勤工作和支援抗疫的優秀事跡，感動了在場的全體人員。頓時，整個場面由壓抑、困惑的心情變成了積極向上，理解支援的濃厚氛圍。我們認為：好的作品來源於人民，你們用實際行動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抒寫偉大時代，進行有聲傳播，做到了聲情並茂，發揮了文學創作的最大價值……”
就在那一刻，我深刻認識到追求詩歌創作的永恒價值，就是要紮根生活、深入社會，用真善美做前進的動力！
主持人：您的動力，不僅具有時代性、更具有號召性。但是在這13年中，人們的思想領域和文學創作已經呈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所面臨的誘惑和挑戰也越來越多，很容易使創作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迷失方向。您是怎樣克服這種心理，並引導青年詩人的呢？
常英華：我經常與青年詩人，特別是大學生探討詩歌的歸屬問題，得出的結論是：詩歌從來不在浮華的名利場，而是隸屬於實實在在的生活。從宏觀講，詩人的創作源頭，正是取之於民、利之於民的社會，展現了氣象萬千的生活景象；從微觀講，詩人本人不能脫離深刻而疼痛的生活。我們要通過詩歌，讓現代人産生回歸真善美的自覺性，這才是創作的真諦。
所以我們並不急於創作，而是深入到社會各個群體之中，進入陷入式的體驗和思考。比如，在國際禁毒日，我們主動請求主辦方給我們機會，與吸毒人員面對面，體驗他們的心路歷程進行創作，讓人們不再敵視他們，而是伸出溫暖之手，效果更佳。
除了深入生活，我們對於社會上一些大熱的詩人現象，也會給予青年詩人正確的引導和解讀。如腦癱詩人余秀華騰空出世時，很多人都在拿“腦癱”“標題黨”“悶騷”等詞彙，對余秀華進行評價，甚至有的詩人認為，作品寫得好壞並不重要，關鍵是要有流量和熱度。針對這種情況，從不接受詩歌訪談的我，走進了天津廣播電臺正午雜譚欄目，清醒地解讀余秀華詩歌現象。
在採訪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敏感問題。比如，怎樣看待“農民詩人”“草根詩人”這些稱呼，是不是對於詩歌的褻瀆？我指出，詩人不關乎男女，更不關乎于一些其他元素，詩的感覺應該首先來自心靈的感動。余秀華的詩歌並不是坐在那裏結構出來的，而是一種生命的嘶喊，思到深處有回聲，情到濃處有共鳴——詩人獨到的人生見解、感情的自製力和清醒的生存智慧，應該為當下文學界推崇和關注。
在被問到：是否覺得當前的“余秀華現象”對於詩歌發展有影響的問題時。我闡明瞭時代的觀點：用精神的高度放歌，將思想的正能量奉獻於時代，這才是文學真正的影響。余秀華的詩作有她個人的生命悲歡和思想角度，形成了自己敢愛敢恨的風格，這點講是成功的，但也不能排除當下詩歌商品化的“怪異”現象。我想，余秀華及一些大熱詩人們的現象對於大眾而言，是一種真實的回歸，對於更多象牙塔詩人來説應該是一種警醒，要關注社會現實，到社會中去，到普通老百姓中去，不被行進中的困難所羈絆，不被現實中的誘惑所束縛，始終保持向上的理想與朝氣才是正道。
我的這些觀點得到了很多詩人的認同，我們之所以志同道合，學習和引導是必須做的功課，但最大的功課還是深入社會的體驗和感悟。
主持人：為了詩歌文化的發展，您付出了大量精力。聽説您經常義務為天津的詩歌活動撰寫主持串詞，一定對詩歌發展有所了解。您覺得天津詩歌、乃至整個詩壇的發展前景如何？
常英華：時代為我國文藝繁榮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舞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離不開強大的價值引導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動力。更何況我們有著千年的詩歌傳統，早在2016年中央電視臺就推出了《中國詩詞大會》引爆民眾對詩詞的熱情，時至今日，“網際網路+”的詩歌模式，同樣推波助瀾，形成“人人讀詩，人人寫詩”的盛況。重點是，時代需要我們清醒而理性地看待詩歌，促進詩歌文化呈良性發展的趨勢。
我所生活的這座城市，已經打造出自己的城市性格和文化品牌。近10年來，大大小小的詩社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詩歌活動更是精彩紛呈。最有影響力的當屬“中國天津詩歌節”，至今已成功舉辦四屆，在中國詩壇産生了重要影響。由詩歌節走向大眾視野的詩人也層出不窮，輸出了大量優秀詩歌作品。天津詩壇從一枝獨秀到遍地開花，從單打獨鬥到走向社會傳播正能量，從默默無聞到積極貢獻，整體發展向好。
主持人：剛才您也提到了，從微觀的角度講“詩人本人不能脫離深刻而疼痛的生活”，能不能詳細講一講這個觀點？您從詩歌當中得到的個體“回饋”又是什麼？
常英華：詩歌對我個人最大的回饋就是思想的昇華與靈魂的凈化，不被浮華名利所牽引，詩歌能讓我成為一個接近純粹的人，擁有一種審視自我超越自我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讓我踐行了一份擔當。而且我深信，這份擔當不僅是我個人的，也是全民的擔當。
對於“詩人本人不能脫離深刻而疼痛的生活”這個觀點，還是以余秀華為例，其詩歌最大的風格就是浸透著“苦難”的根源和世俗的棱角，又有著無處不在的情愛，才會觸動現代人本真的回歸之心，開啟了大眾很難抵達的生命體驗——“真實”“真性”與“真情”，這才是余秀華成功的本質。從她的作品中，我們能夠實實在在體驗到：常人的日常生活，對於她就是一場清歡了，她的靈魂疼痛又富有，這是造就一個詩人的關鍵。而寫作本身就需要沉寂和孤獨，忍耐和苦楚，生活的掙扎和精神的騰飛相生又制約，只要有愛，才是生活的救贖。
回想自己走過的路，我十六歲便扛起沉重行囊離家求學、異地打工，對文字的最早依賴便來源於孤獨所帶來的各種無助，企圖用文字舒緩心結，直到改變命運。所以自古以來，苦難出詩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絕對不能作為真理。在此，我要寄予廣大詩人們一個希望：追求詩歌創新，但不能為了創新顛覆或消解價值觀念，更不能因“苦”消極呻吟，而是應該不斷挖掘創作的真正價值——保持正氣和勇氣，善於發現生活中的美麗，喚醒人們的心靈。這種發現需要的是冷靜而不是浮躁，是個性而不是時尚。我們一定要潛心做一個有底氣、有源泉、有動力的時代歌者，智慧地創作、智慧地生活！（潘書培 田雪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