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7日，潘京樂去世。
潘京樂是誰？一個91歲高齡的農民，一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有人説他生不逢時，20世紀90年代，民間文藝凋零，他艱難地支撐著碗碗腔皮影戲匍匐前行；等到21世紀初，民間傳統文化的春天來了，他卻因多次中風，口齒不靈、思維遲鈍，而淡出舞臺，也淡出了觀眾的視野。
有人記得他，大概是因為1993年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活著》。當年張藝謀、葛優踏著太平垣古老的山路來請潘京樂及其碗碗腔皮影戲的團隊出山，為整部電影演唱，至今潘京樂的家中還挂著劇組的合影。
有人記得他，大概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後，他和他的團隊受邀進京演出。1987年12月31日下午，靳之林、楊先讓、馮真等老藝術家親自到火車站站臺迎接，一時間成為京城藝術界的一大美談。
有人記得他，大概是因為從1995年起，他的團隊便開始了港臺地區和日本、德國、義大利、法國等國的巡迴演出，墻內開花墻外香，並以此倒逼國人反思應該如何對待古老的民間文化……
一個普普通通的民間藝人，為什麼會得此大名？
可能是因為他的“哭腔”（也有人説是“苦腔”）。我曾多次被“擊中”，沉溺其中。記憶猶新的是2004年的一個秋後，一場田野裏的演出，唱到一半時，秋雨不期而至，潘老聲音陡然一變，變得沙啞，變得更尖，聲淚俱下，梧桐樹下，暈黃的燈光在雨中氤氳，觀眾眼淚也滾滾而落。
哭腔從何而來？
潘京樂出生於1929年的寒冬，一個戰火紛飛、土匪橫行的年代。40歲出頭喪偶，他不得不一個人把6個兒子拉扯長大。掙錢成為他生活的信念。一個老藝人，一生都在從事自己喜歡的藝術，可是唯一的目的卻是錢！
民間攝影師張韜説：“潘老把戲當作生活的發泄，只有唱戲的時候，流淚的時候，他的心情才是舒暢的。而生活又深深地影響著他的戲，每到唱苦角時，他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生活的諸般苦楚，於是淚流滿面，戲也就更動人。真正是戲人合一。”
我最後見到潘京樂是2008年的11月底，當時他正在一家文化公司錄戲。那天十分寒冷，我趕到現場，潘京樂正襟危坐，卻眼神迷離，一句唱詞顛來倒去地唱好幾遍，或者是半晌吐不出一個字。唱了半天，半折戲也沒有錄完，滿頭大汗，被送到醫院。隨後聽説他中風了，唱不了戲了。過了兩天，我去他家中看他，他正在墻角曬太陽，已經不認識我了。我送了他一盒綠豆糕，略表心意。後來每年過年時，偶爾從他兒子那裏得知潘老還健在，常常為老人高壽而感到由衷高興。
如今，老人已乘黃鶴去，對於其藝術人生，我總認為不能止于電影《活著》，不能止于會演多少本戲，也不能止于他的哭腔。更要看到，他參與並用自己的生命書寫了共和國的民間藝術史。
20世紀50年代，如何處理社會主義文藝與民間傳統文化的關係是彼時的重要議題。當時一些民間的知名老藝人十分排斥戲班登記管理，甚至殊死抵抗。而華縣幾位皮影藝人率先接受改造，先後成立了四個班社，潘京樂便是其中之“合作社”（後更名為“光藝社”）的社長。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從“華縣紅”變成了“關中紅”。有兩件事值得一説，一是潘京樂曾受陜西省戲曲研究院馬健翎之邀，在西安文昌門外連演七天，與年輕演員們深入交流，雖然最終未被選為劇院的唱腔教練，但此次民間班社與國家劇團的切磋互動具有深遠意義；二是在1956年陜西省第一屆皮影木偶觀摩演出大會上，潘京樂獲個人表演二等獎，這是被稱為“蒙頭龜子”的皮影藝人獲得省政府榮譽的一次標誌性事件。
20世紀60年代上半葉，潘京樂的戲班向南深入秦嶺深處，向北深入黃土高坡，一方面傳播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政策；另一方面也給當地百姓帶去文化娛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地方都是貧困邊遠地區，國家文藝力量無法覆蓋，真人大戲的戲班又由於行頭繁多，也無法抵達，但是皮影戲班輕裝簡行，所以被稱為“文藝輕騎兵”，填補了空白。正如上海社科院的張煉紅老師所説，如果沒有這樣一支指揮自如、訓練有素，且能廣泛深入民間的群眾性宣教隊伍，那麼各項政策的上傳下達很難進行得如此順利。
20世紀70年代後期，潘京樂的班子也是“敢為天下先”，在老戲尚未解禁的時候，就“偷偷摸摸”多方籌備老戲戲箱，隨時準備恢復傳統劇目。到80年代初，潘京樂備受歡迎，大年初二就出去演戲了，他的班子一年演兩三百場。
正是因為有千萬名像潘京樂一樣普普通通的民間文藝工作者，他們把自己的事業，乃至青春和生命都融入社會文化發展的進程中，才支撐起共和國民間文藝的大廈。也正是因為此，民間文化即便遭遇20世紀90年代的普遍式微，但由於這些人的堅守，文化的傳承竟然一脈不墜。今天我們緬懷潘京樂，只有站在這樣的高度，才不愧對一個生動而精彩的生命。
2000年清明節的黃昏，潘京樂獨坐在一個孤墳前，懷抱著古老的月琴，咿呀彈唱，獻給墳中的故人，老朋友、老搭檔郝炳黎。如今整整20年後，潘老仙去，誰會在潘老的墳前彈上一曲？（作者：沙垚，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