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見習記者 鞏持平
浙江余姚，井頭山遺址發掘現場。這是個讓人肅然起敬的地方，將寧波地區的人類活動史和文明發展史前推到了距今8000年左右，比河姆渡遺址早1000年——下午5點，夕陽的余暉剛灑下來，27歲的李博達從深約8米的坑裏爬上來，帶著一身泥點子。
“記者來了，想採訪你。”叫住李博達的人是孫國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也是發掘井頭山遺址的總指揮。“等我先洗個澡。”洗澡是李博達每次收工後首先要做的事，起碼一天兩次。
李博達一擼袖子，被遮住的大臂白嫩，更襯得小臂黑紅。圓寸頭、破汗衫、工裝褲，他除了鼻樑上的一副黑框眼鏡，其他裝扮和周邊村子的村民沒兩樣，“這是工地文化，我平時在學校可不是這樣。”李博達特意向記者解釋。
李博達是學考古的年輕人，也是留學生，在澳大利亞攻讀科技考古博士學位。這次到井頭山遺址待2個月，算是實習。這個夏天，因為另一位年輕人——湖南女生鐘芳蓉，她以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績報考北京大學考古係——“考古”再次引發關注。她該不該學考古？人們爭論不休。
有人總結過考古人的共同特徵：男，科班出身，高學歷，清貧，單身。不過，記者來到井頭山遺址發掘現場，找到的考古人略有不同：科班出身，高學歷，錢夠花，“異地戀”。考古是他們的職業選擇，這份工作，有發現和探索的樂趣，也常蹦出辭職和轉行的念頭。不過，在每一個當下，他們都跟隨前輩的腳步，回溯歷史，傳承文化，也尋找自己的價值。
博士生大部分時間在“挖土”
李博達趿拉著拖鞋從浴室出來。談起話來，他很像一個博士。
他向記者介紹他的研究領域：“南島語族，這是你需要去了解的一個很重要的知識點。”看記者面露疑惑，李博達補充：“這是一個語言學概念，這種語系分佈于西到馬達加斯加，東到復活節島，北到夏威夷，南到紐西蘭的島嶼上，使用人口大概3億。”
在李博達的知識框架裏，中國東南沿海是重要的研究區域。而井頭山遺址因為“已發現了碳化稻穀，似乎存在稻作農業的起源，這一時期正處在狩獵採集向農業過渡的早期階段，研究價值大。”這也是他來到井頭山遺址的原因。
但來這裡後，博士生李博達大部分時間都在“挖土”。
井頭山遺址很特殊。這是一個約20000平方米的貝丘遺址，古時候是海邊坡地，灘塗環境。因為遺址埋得深，且上方是厚厚的飽水淤泥，極易流動塌方。現在，在750平方米發掘坑的四週，一塊塊鋼板深扎地下，圍成了一道“銅墻鐵壁”，這是花費近兩年時間預先建好的鋼結構基坑。也正是因為這座基坑的建造，讓井頭山遺址的發掘，成為我國對不同環境下特殊考古對象發掘的三大經典範例之一。
基坑深約8米。不斷有水流向坑底。孫國平在基坑四週放了大、中、小三套共20台水泵，一旦水位超過警戒線，水泵自動開始抽水。一個禮拜前，兩小時暴雨後，整個遺址被泡在水裏，水泵連續工作兩天一夜，水才抽幹。即便如此，平常他們也得穿好長及小腿的膠鞋才能下基坑。
李博達深一腳淺一腳踩著淤泥，在腳下的活動範圍內鋪了幾塊木板，不至於陷進去。他的工作對像是一堵“墻”。他事先用竹籤固定好基線，明確土層的年代，再一層層取樣，2個工人打下手，爬上爬下，幫他把挖出來的土層樣本抬出基坑。李博達背了一台單眼相機，給每個土層拍照，有時取出貝殼，放在塑封袋裏，用黑色簽字筆做好標記。挖土、拍照、取樣、標記，然後重復這些步驟。
李博達下基坑總會拎一個工具箱。不過，箱子裏的工具不似看起來專業。塑封袋、卷尺、極限、竹籤、工業用刷，都是他從購物網站上花幾十元淘來的。他還買來一個晾衣架，搭配一架矮梯子，上面鋪一層快遞箱上拆出來的紙板，組成一張小桌子，撐在坑底。不過，經過兩個月日曬雨淋，紙板濕了幹，幹了濕，最近已經非常糟糕了。
工人是從周邊村子招募來的，年齡大多在60歲上下。9月，坑底依然潮濕悶熱。有人脫掉上衣，在手裏擰成麻花，汗水滴答；有人幹活時打赤膊，露出曬出的“背心印”或“短袖印”。李博達戴著寬檐帽子，一天在坑底待7小時，“上岸”時，像剛從水裏撈出來一樣。
不覺得乏味嗎？人們總覺得，艱苦的環境中，工作內容既重復且枯燥，年輕人的忍耐度總是差一些。李博達回答記者：“能從事考古的人大多如此，沒人叫苦，我怎麼好意思開口？”
“下田野”是一道分水嶺
井頭山遺址在寧波市余姚市三七市鎮，鎮子以每月開集市的日期命名。這裡的村民每月初三和初七趕集，旁邊的鎮子叫“二六”。從余姚市區出來，開車上省道，先經過一片4S店，再經過一片廠房，在拔地而起的印染廠和汽配廠中間，地勢突然下凹的地方，就是井頭山遺址的發掘現場。
和基坑相距10米，靠馬路邊，有一排活動板房搭起來的臨時住所，那是考古隊的生活區域。他們在會議室端著餐盤吃飯，在廚房的隔間裏洗澡，宿舍和辦公室是同一間。因為地處工業區，常有重型卡車從馬路上開過去，壓得地面甚至整間房子都抖動起來。
這樣的環境，在考古工作者的評價體系中，是“很好”的條件。“能吹空調，有固定的房子住，能用上電，網速也很快，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李博達説。
2018年，李博達第一次參與考古發掘的野外工作，是在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來自多個國家的考古人員組成了考古隊，他們坐單引擎的小飛機直接降落在小島的草坪上，再飛得稍遠一點就是大海。
他們住茅草屋，晚上下雨了，李博達被驚醒，感到奇怪：“臉上怎麼都是水？”在當地，雨水珍貴。島上四面環海，沒有河流，只有一個水箱，雨水是唯一的淡水源。收集來的雨水“一水多用”，洗澡、做飯，甚至直接飲用，水都從水箱裏取。
在國內，80%的遺址發掘工作都在城市郊區或者偏遠農村。雖基本生活能夠保障，遠離人群的清苦和孤獨，也是考古年輕人的必修課。
井頭山遺址2013年被發現。同年，王永磊從山東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進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他本是化學系的，大二時，主動轉專業到考古學。2009年，他第一次下考古工地實習，“我們10個人睡一個房間，上下鋪，沒有空調，再熱的夏天也只有電風扇吹吹。”
朱葉菲是個女生，10年前，這在考古隊裏還是稀罕事。她進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比王永磊晚兩年，也是半路出家，本科時讀編輯出版專業，研究生時換成考古專業。研二時，她到湖北下田野，住在工地附近的農戶家裏，村裏連快遞都送不到，更別説送外賣了。
農村沒有公交車。因為距離城市遠，位置偏，計程車也叫不到，“進去了就很難出來”。朱葉菲當時住在村裏村委會的老房子裏，一個房間最多的時候住了7個人。年輕人思念城市，週末偶爾從隔壁開診所的醫生那裏借來麵包車，八九個人努力擠進一輛車裏，30分鐘到鎮上，吃一頓燒烤，再回去。
在考古專業，“下田野”被視為分水嶺。此前，考古知識皆從紙上來，此後，學習者們才真正見識了考古的樣貌。2019年，李博達和國內某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們一起，參與了河南平糧臺遺址的發掘。他發現，不樂意做事的人會偷偷躲到陰涼的地方去。
不過，李博達倒是覺得，考古工地是更開放的環境，人和人更容易建立信任和聯繫。比如，每到飯點，廚房阿姨會用余姚方言朝基坑裏喊：“後生啊，吃飯啦！”他也和一起做事的工人建立了默契，現在，手往背後一伸，接下來要用的工具就自然被遞到了手上。
“考古隊員們都在一起吃、睡，也見過彼此最邋遢的樣子。”李博達説。
年輕人不少，但還是缺人
記者在井頭山遺址採訪的兩天，孫國平迎來送往了十幾撥客人——杭州富陽博物館來交流的同行，研究海洋文化的學者下坑採樣，還有山東大學的暑期實習生，特地過來學習。孫國平一遍遍説著同樣的解説詞，一次次打開倉庫，給他們展示從淤泥裏挖出來的點滴成果。
“你看孫老師，這是他主持發掘的遺址，他有成就感，講多少遍都一樣有熱情。”王永磊説，每個考古人都需要這樣的高光時刻，“這是最根本的動力，支撐我們把這份工作做下去。”
王永磊的高光時刻發生在杭州的良渚遺址。他喜歡看陶片，這算是種職業習慣。大多數時候，陶片的年代他一眼就能看出。那次，民工在清洗剛出土的陶片，他湊上去看，“這個陶片怎麼如此不熟悉？”王永磊覺得蹊蹺。經過一番查探，果然，那塊陶片不屬於“良渚文化”，而是更早的“跨湖橋文化”，由陶片順藤摸瓜，一個新的遺址由此被發現。
不過，相對應的，對於考古人而言，最難熬的並非環境的艱苦和生活的清貧，而是回報與産出往往難成比例。
“我們國家的遺址有成千上萬個，但能有重大發現的，鳳毛麟角。”王永磊有時和同事進行簡單的考古調查，他們沿著河流走，或者在某一劃定區塊裏走，緊盯著地上，有時會發現有年頭的陶片，或者河流下陷比較深，也有的地層斷面自然顯露出了古代建築的跡象，都可能存在古代遺址。
但考古發掘中，主動性發掘是少數，更多是配合基礎設施建設的搶救性發掘。在開挖地鐵或者修建廠房打地基前，都要進行勘探開發。“如果有發現，我們就去進行墓葬清理，把文物拿出來。”王永磊説，大多考古工作遇不到金銀財寶，也有大量的文物被挖出來，找不到研究角度，不知有何研究價值。但無論價值幾何，一個遺址大多需要幾年時間發掘。
考古還缺人嗎？這幾年，所裏進的年輕人不少，王永磊詳細數過，他們80多個人的聊天群裏，比他年輕的就有十幾個。
“人手還遠遠不足。”接下來，王永磊將去距離井頭山遺址不到2公里的地方，主持一個水稻田遺址的發掘。要挖的地方很大，有7000平方米，需要三四十人，這幾天，他正忙著給各方打電話，請各個專業院校推薦一些優秀畢業生來。
另一重壓力來自家庭。因為長期住在考古發掘工地，考古人只能“異地戀”。王永磊的女朋友在青島，家裏介紹的，兩個月才能見上一面。
“找對象”的話題常被考古人拿來自嘲。一個同事被老婆吐槽：“要不是上學時候就跟了你，不然早不要你了。”還有位同學的女朋友在研三時候提出要求，畢業之後不能再幹考古，畢業後，那位同學進了房地産行業。
不過，李博達現在還純粹享受著研究的樂趣。“先努力為人類創造一點新的知識。”至於畢業之後做什麼工作，“看緣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