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産生、發展及價值

來源: 紅旗文稿 | 作者: 張西平 | 時間: 2017-07-27 | 責編: 雷衛騰

中國在世界上被稱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有著自己獨特的價值和地位。從16世紀以來中華傳統文化以其獨有的魅力啟發和感動過許多西方哲人,曾是西方長期仰慕的文化。深刻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産生、發展及價值,對於其在當代的傳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華夏先民因生息于黃河流域,周圍四裔環繞,故自稱“中華”,指的是地處中原的華夏民族。中華的“中”,意謂華夏民族居四方之中;中華的“華”意謂華夏民族是具有文化的民族。正如章太炎所説:“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民報》1907年第15期)

中華傳統文化發生在東亞大陸,它西隔高山,北接大漠,東臨大海。這種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産生和發展有兩個重要的影響:

第一,與其他文化相比,中華傳統文化是相對獨立發展起來的文化形態,它獨立完成了自身文化的發生和創建,確立了自己的文字、思維方式、社會結構。只是在它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之後,才逐漸與其他文化相接觸。雖然後來外來文化對其也發生了較大的影響,但中華文化的系統和態勢已經基本穩定和確立了。

第二,由於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得中華傳統文化的産生和發展基本上未受到外來異族的衝擊,從而從未中斷自己的發展進程。長城內外是故鄉,漢民族和長城外草原民族的融合過程是中華民族自身發展的過程。其間的衝突本身不僅沒有中斷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反而成為中華各民族不斷融合的歷史過程,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發展壯大的過程。而其他原生性文化,如埃及文化、瑪雅文化,早已後繼無人,文化從此中斷;而巴比倫文化和印度文化經過多次的外族入侵,其原文化形態已被深深疊壓在文明的底層,與現代文化形態隔絕,使其僅僅成為考古學的對象,而再無現實的文化意義。在世界各個原生文明中,唯有中華文化沒有發生文化的中斷,歷經數千年而延續不絕。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僅有的現象。

中華傳統文化不僅始終保持著獨立的、一以貫之的發展系統,而且長期以來以其高度的文化發展影響著周邊的文化。從秦至清大約兩千年間,中國始終是亞洲歷史舞臺上的主角,中華文明強烈地影響著東亞國家。日本、朝鮮乃至後來獨立的越南,都是以中華文化為其文化源泉,大規模地受容中華文化,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他們符合自己民族特點的文化體系。在19世紀以前,以中華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日本、朝鮮、越南的漢字中華文化圈。由此,成為與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圈、東正教文化圈、伊斯蘭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中華傳統文化當時在世界上的地位,可以用出自敦煌、收藏在巴黎的一個卷子中的內容來説明。這是來中國禮偈的一位梵僧所寫的一首詩《禮五台山偈一百二十字》:“長安地闊杳難分,中國中天不可論。長安帝德誰恩報,萬國歸朝拜聖君。漢家法度禮將深,四方則取慕華欽。文章浩浩如流水,白馬軑經遠自臨。故來發意尋遠求,誰為明君不暫留。將身豈憚千山路,學法寧辭度百秋。何期此地卻還回,淚下沾衣不覺斑。願身長在中華國,生生得見五台山。”

德國現代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將人類文化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普羅米修斯的時代”,即語言産生、工具使用和火的使用的時代;第二個階段為西元前5000年到西元前3000年間,四大文明古國的出現;第三個階段以西元前500年為中心,從西元前800年到西元前200年,人類文明同時在中國、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臘開始奠基;第四個階段從西元前200年至今,其中從17世紀開始進入科學和技術的時代。他側重分析了人類文明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並提出“軸心時代”的概念,用以匡正黑格爾的基督教歷史觀。

雅斯貝爾斯説,在西元前800年到西元前200年間所發生的精神過程,似乎建立了這樣一個軸心。在這個時候,我們今天生活中的人開始出現。讓我們把這個時期稱之為“軸心時代”。在這一時期充滿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國誕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國哲學的各種派別興起,這是墨子、莊子以及無數其他人的時代。在印度是優波尼沙和佛陀的時代,其所有哲學派別,包括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派和虛無主義都得到了發展。在伊朗,祆教提出它挑戰式的論點,認為宇宙的過程屬於善與惡之間的鬥爭。在巴勒斯坦,先知們奮起:以利亞、以賽亞、耶利米、第二以賽亞。希臘産生了荷馬、巴門尼德、赫拉克裏克、柏拉圖、修昔的底斯和阿基米德。“這些名字僅僅説明這個巨大的發展而已,這都是在幾世紀之內單獨地也差不多同時地在中國、印度和西方出現的”。(田汝抗、金重遠選編:《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頁)

雅斯貝爾斯的這段論述實際上是從歷史上對世界文化發展的總體格局的一個總結,“軸心時代”是整個人類文明發展至今的一個起點和基礎。也如中國文學家聞一多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一文中所説“中國,和其餘那三個民族一樣,在他開宗第一聲歌裏,便預告了他以後數千年間文學發展的路線……我們的文化大體上是從這一剛開端的時期就定型了。”

中華傳統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葩,它是唯一一支存活下來的人類遠古文化。在世界文化發展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中華傳統文化不僅明顯高於周邊的文化,同時也高於其他文化圈,特別是在唐代,在整個歐亞大陸上,中國是世界文化總體格局中的中心。正如著名科學史專家貝爾納指出的,中國在“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文明和科學的巨大中心之一”。(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序言,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中華文化的連續性和持久性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所獨有的。上面我們提到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是其文明未遭到其他文明侵入的重要原因。從世界歷史看,尼羅河流域的古代埃及文化,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流域的蘇美爾、腓尼基地區文化,克裏克島上的愛琴文化以及邁錫尼、古波斯、古希臘等諸多的古代文化系統,都是建立在比較單一的水系和平原上,地理上缺少保護其文化的自然屏障,從而一旦外族文化入侵,文明就發生斷裂。顯赫一時的古羅馬文化就是在日耳曼人的大舉入侵後開始瓦解的。

大一統的民族國家理念與現實也是中華文化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從殷週到清末,中國的政治未曾發生過外在的斷裂,它是通過一種不斷的“內部調整”的方式達到了一種超穩定的完整架構。

中華文化的這種強大生命力,還表現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續力和凝聚力等方面。佛教文化的傳入並最終實現中國化,就有力地説明瞭這一點。佛教開始流傳于尼泊爾、印度一帶,它並不是中國本土的文化。佛教在西元1世紀的兩漢之際開始傳入中國,經過魏晉、隋唐幾百年,佛教高僧的東渡,佛教經典的翻譯,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國的士大夫。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最後結果是産生了它的最大的派別——禪宗,而這已是完全本土化的佛教了。同時,它又催生了中國儒學發展的最高階段——宋明理學,外來的佛教完全融入中華文化之中,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猶太人遍佈全球,而且頑強的保持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維方式,而他們來到中國的開封後,這個被稱為“挑筋教”的外來宗教最終消融在中國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還表現在它具有歷久彌堅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表現為文化心理的自我認同感和超地域、超國界的文化歸屬感。直到今天,數以千萬計浪跡天涯的華僑華裔,有的在異國他邦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但他們的文化臍帶,仍然與中華母親血肉相依,在他們的意識中,一刻也未曾忘記自己是中華兒女。這種文化認同感成為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屢遭劫難而不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激勵和支撐力量。

中華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歷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簡單的偶然的文化現象,而是一種文化生命力的表現。具有如此強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少見的。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湯因比在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對話時就曾説:“就中國人來説,幾千年來,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

在世界文化史上唯有中華文化,歷經數千年,持續至今而未曾中輟,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延續力。截止到17世紀的千餘年間,中國人在物質生産和精神生産方面都遠遠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面,對人類文明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正如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所説,此時的中國“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並駕齊驅,並在西元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著一個西方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準”。(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總論序言,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

要深刻把握作為世界文化奇跡的中華傳統文化,我們就要向世界説明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如果中華傳統文化是停滯的文化,就沒有任何奇跡可言,如果我們不能説明中華傳統文化是充滿活力的文化,就無法解釋今天13億中華兒女的精神生活。

眾所週知,改革開放使中國重新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當代中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進步和發展,其成就之巨大令世界驚愕,其發展之快令世人刮目相看。西方少數人所鼓吹的“中國崩潰論”一再被歷史所嘲笑。這樣偉大的成就必有偉大文化的支撐。中國在西方一些人看來是文化的另類,其實,中國的發展有著自己的邏輯,它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並非空中樓閣,中華文化是其偉大成就的思想支撐。

國家獨立、民族自覺是中華文化百年變更的一個最重要成果。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獲得國家獨立和民族文化新生,是有著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內在邏輯的。西方國家不少人總是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來理解中國的現代史,指責中國的現實。這裡既有知識上的不足,也有西方文化傲慢的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構建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文化體系,為中華傳統文化煥發新的生機創造了條件。獲得新生的中華傳統文化在今天仍然是中國人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也是中國人應對世界複雜問題的智慧源泉。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在物質生産領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和成就,中國人的思想和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張揚和發展。那種認為中國當下思想的混亂和爭論是傳統文化徹底死亡後的表徵,是現代中國失去文化之根後的表現,這樣的看法是膚淺的。思想的混亂和思想的徬徨是有的,但這正是中華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獲得新生前的陣痛。

一些西方的思想家們完全不知道中華傳統文化在今天存在的方式,也不知道這種文化獲得新生後所帶來的思想的力量。一個偉大的時代總有著偉大的文化作為支撐。我們從不粉飾我們在尋求真理道路上所犯過的錯誤,我們正是在對自己的錯誤的反思中不斷成長和進步的;在這一點上,中國人要比那些偽善而傲慢的西方思想家和政客們真誠得多。在西方文化面前,我們從不自卑,我們不僅有著令全世界羨慕的人類唯一保留下來的中華傳統文化,同時,中華民族以其極大的創造性在發展著這個文化,使其更加燦爛輝煌。

今天發展的中國以更大的包容性吸收著各種外來文化,在這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偉大歷史轉折中,中華傳統文化作為它的底色,為現代文化創新提供了智慧和思想,近現代文化的變遷和發展成為我們今天創造新文化的出發點。正像經過600年的消化和吸收,中國徹底完成了對佛教的吸收一樣。400年來對西方文化的吸收與改造為今天中華文化的涅槃再生打下堅實基礎。中國近40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完全可以和人類史上任何一段最輝煌的歷史相比,我們有理由將中華文化的悠久思想積澱介紹給世界,與各國人民分享中國智慧。

(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明與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長、《國際漢學》主編、國際儒聯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