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在退休之後，最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江淮方言。應該説，國內一直都在推廣普通話。很多小孩從小就接受普通話的教育，那麼地方方言的生存空間，是否會被一再壓縮？
朱延慶：我也贊同推廣普通話，畢竟對於國家來説，必須要有一種相對統一的語言。但是，我同樣注重方言。方言不僅僅是一種語言，也代表著一片區域的文化。當地人民在生活中，會把一些生活哲理，用平實樸素的方式，注入到方言中去。同樣的事件或者物品，在南北兩地的方言發音中，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説，一個地方的方言，其實承載著當地的文化記憶基因，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遺産。這些年來，各地也在注重方言，揚州市教育部門，也曾邀請我，去寫一些關於江淮方言的教材，在中小學中施教。我覺得，方言文化一定會永久流傳，隨著時代的發展，會産生各種新的方言，這些新的方言都會不斷補充進來，方言文化必會永久流傳。
記者：在跟您的對話中，的確讓人覺得妙趣橫生。很多平時會説不會寫的字，在您這裡都是迎刃而解。可以想像，當時研究方言，卻是一種非常枯燥的工作吧。
朱延慶：這肯定是非常枯燥的，我經常一個人翻閱辭書字典。對於方言來説，《新華字典》的作用並不算大，《新華字典》主要是以普通話為主的。那麼，大量的江淮方言，就存在於各個版本的古字典中。儘管過程非常艱辛，但是每當找到一個正確的方言寫法，那種欣喜和快樂，也是無法言喻的。總之，我是樂在其中，樂此不疲的。
記者：除了江淮方言，您還研究其他地方的方言嗎？
朱延慶：研究算不上，但是會了解一些。比如南方的粵語，我是能聽懂的。我在廣州，是可以和當地人用粵語正常交流的。汪曾祺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口味要寬、要雜》，他説人的口味要寬一點，雜一點，對食物如此，對文化也應該這樣。在我看來，對於方言也一樣，了解當地方言，就能洞悉當地文化，方言絕對是能夠打通區域文化的最佳通道。
記者：您是高郵人，可以説，高郵是文風鼎盛，不斷涌現出很多的傑出人才。對此，您怎麼看？
朱延慶：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兩個字：熏陶。我最喜歡的一副對聯，就是“數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高郵在歷史上很有名的，揚州在歷史上是府，行政級別是四品。而高郵則是州，行政級別是從五品，一直管轄著寶應、興化一帶，是裏下河地區的文化行政中心。一代代的文人，或是有識之士，都把好讀書，善讀書的種子，播種在這片土地上了。這些年來，我采寫了孫雲鑄、夏書章、夏訓誠、趙厚麟等高郵人的人物傳記，深深為自己是他們的老鄉感到自豪。有次，北京舉行了紀念孫雲鑄的活動，我作為家鄉父母官應邀參加，當場來了40多位院士，都是孫雲鑄的學生。那時，我真的覺得太驕傲了。
記者：當代高郵籍作家，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汪曾祺了，您和汪曾祺一直交往密切，能簡單談談您心目中的汪曾祺嗎？
朱延慶：汪曾祺生長在水鄉高郵，他作品中的人和事都有水氣，平靜如水，流動如水，明澈如水，變化如水，然時有漣漪，甚至波濤。水本無色，而色最豐；水本無形，而形最多。他的作品展現了五彩繽紛、無窮無盡的世界，平淡、自然、溫和、雋永。他是一位平民文學家，有時也有幾分革命者的叛逆，知識分子的狷介，士大夫的高雅，有時還吹拂著幾陣域外的清風，然而不管怎樣，他的作品是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他的作品從一個側面或一個層面藝術地反映了一個過去了的時代的歷史。
一次我對汪曾祺説：“王漁洋有兩句讚譽秦觀的詩，"風流不見秦淮海，寂寞人間五百年"，風流不見汪曾祺，寂寞人間幾百年呢？”他笑嘻嘻地答道：“時間越短越好。”
記者：退休之後，除了著書立説，還有什麼愛好嗎？
朱延慶：我是高郵市老幹部書畫研究會會長，從2014年研究會成立以來，一直擔任著會長。每年到了重要的節日，我都會組織大家認真創作，以“反腐倡廉”等為主題，並出版書畫集。寫作也好，書法也好，既然做了，那都要認真去做。
記者：談到反腐倡廉，最近《人民的名義》很紅，您收看了嗎？
朱延慶：看了，拍得不錯。原著作者周梅森，還曾到我家來過。這部電視劇拍得很好，很有現實意義。我回想自己任職的那段時間，其實就是做到：“待人以誠，與人為善，助人為樂”，這是工作宗旨，也是為人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