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宮史冊的第七世達賴喇嘛

雍和宮網站 www.yonghegong.cn　　　　　　　時間： 2008-10-27

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一生從沒有到過雍和宮，但他在雍和宮的影響無處不在，他對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初期給予的支援和幫助，至今為人們所傳頌。

乾隆九年(1744)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後，乾隆皇帝立即諭旨第七世達賴喇嘛：雍和宮管理僧人學經的經師和主持各扎倉的僧人必須由第七世達賴喇嘛從西藏選派。據不完全統計，七世達賴喇嘛先後派往雍和宮的格西(有很高佛學造詣的大喇嘛)就達70人之多。這些人員的到來，對當時雍和宮的管理和培養優秀宗教人員起了很大作用。此外，為慶賀雍和宮改建工程竣工，七世達賴喇嘛還派人送來尖頂僧帽500頂，送來《如意寶樹佛本生記》唐卡41卷，首幅寫有“祝大皇帝福壽安康、祝雍和宮永遠興旺”的藏文殊勝祝詞。據《章嘉.若比多吉傳》記載：皇上接到達賴喇嘛的這件禮物後，非常高興，後來把這些唐卡陳列在新寺的大經堂裏展覽。據史料載，當時前來觀看的人圍得水泄不通。現在，這套4l幅唐卡畫懸挂在雍和宮萬福閣大殿四週，至今完好如初。此外，第七世達賴喇嘛還為雍和宮送來佛像、佛塔無數。供奉于雍和宮第四進大殿——法輪殿正中宗喀巴大師像前一楠木佛龕內的釋迦牟尼佛就是其中之一。

這尊佛像高62釐米，慈眉善目，鼻通口合。佛祖雙手舉在胸前，拇指和食指扣成環形，呈“説法印”。龕中的釋迦牟尼神情怡然，端莊寧靜。佛龕背光處插立一形似蓮瓣的包漆木牌，木牌從左至右以滿、蒙、藏、漢四種文字詳細記錄著這尊佛像的來源、名稱、品位、供奉的地點等。現將漢文部分錄下：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特旨命西藏郡王頗羅鼐將大利益佛像請至京城供奉，頗羅鼐隨與達賴喇嘛公同閱定後交欽差副都統索拜，恭請於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京具奏。奉旨供奉于雍和宮。”此像為釋迦牟尼佛在西域文嚴城室、羅筏城、靈鷲山處轉法輪之像。源流經雲：凡供此佛之處，法教大興。又有禦制詩讚日：

佛身普遍諸大會，充滿法界無窮盡，

為救世間而獻身，究竟本無身可獻。

如妙蓮花出諸水，水與蓮花無二性， ’

是則名為轉法輪，西天東土何分別。

此像為雍和宮所藏佛像珍品之一。

第二尊佛像是現供奉于雍和宮第二進大殿——雍和宮殿裏的三葉冠觀音菩薩像。這尊佛像是頗羅鼐為恭賀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廟特向乾隆皇帝敬獻的。佛像高93釐米，通高101釐米，由名貴白檀木精雕而成。由於年代久遠，原佛龕早已損壞，菩薩原著之裝也按蒙古族習慣重新更換。所幸佛像背光保存較為完整。背光有版芯，形似蓮瓣，高110釐米，寬40釐米，從左至右書滿、蒙、藏、漢四種文字，其漢字題款為：“曼殊室利大皇帝為眾生安逸，大興黃教，建立新廟，敬進白檀莊嚴利益羅吉碩哩佛，交伊來使囊素丹津品爾口口于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京具奏。奉旨供奉于雍和宮。”

據佛像文字和史料記載，上達兩尊佛像都是在乾隆十年(1745)由西藏郡王頗羅鼐親自挑選，並其中一尊交第七世達賴喇嘛認定後，都由駐藏大臣索拜送往北京的。可見這一時期清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係已進入相當融洽的階段。這一時期也是西藏地方最穩定的時期之一。

如今，在雍和宮第五進大殿——萬福閣內矗立著一尊高26米(地上18米，地下8米)的邁達拉佛，這尊佛像因為是由一根獨木雕刻而成，1990年被載入“世界吉尼斯紀錄”，站在這裡的遊客和信徒在感嘆古人精湛的雕刻技藝之餘，無不被佛像背後所傳頌的感人的歷史故事所深深吸引。

相傳，大約在乾隆十五年(1750)左右，第七世達賴喇嘛以大量寶物自廓爾喀(尼泊爾)換得直徑3米的大白檀樹一棵，經西藏、四川運到北京，後由蒙古察漢達爾罕喇嘛設計，由清官養心殿造辦處的各行工匠會同中正殿造辦佛像的喇嘛工匠進行雕刻，成就了這尊高26米的邁達拉佛。然後將佛像以葦氈包護，蓋起了全寺最大的佛殿萬福閣。清朝皇帝和西藏大活佛共同成就了這尊被人千古膜拜的佛像，也留下了一段久久被人傳頌的歷史佳話。

第七世達賴喇嘛一生坎坷，一生大部分時間裏，西藏內部紛爭不斷，他本人也一直遠離西藏政教舞臺。

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歲的格桑嘉措被康熙皇帝封為“弘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在他之前，西藏曆史上曾出現過二個第六世達賴喇嘛。

清朝立國之初，蒙古和碩特部控制了西藏和青海地區，這就使得清朝在處理西藏問題時不得不考慮到蒙古人的利益。達賴喇嘛的“立”與“廢”，充分體現了清朝一貫實行的“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國策。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世達賴喇嘛圓寂，當時掌管西藏地方政權的第巴桑結嘉措在“隱匿不奏”“十有六年”的情況下，秘密認定出生於門達旺拉沃玉松的倉央嘉措為五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並將靈童迎至日喀則請五世班禪大師落髮剃度，然後密藏于南卡子宗一寺中，對外則仍以五世達賴喇嘛名義發號施令。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征討噶爾丹時從俘虜口中獲知五世達賴已去世多年，第巴被迫於翌年三月派人往北京如實奏報五世達賴喇嘛身故“已十六年”，再生之小達賴喇嘛已十五歲。康熙對第巴事先不報甚為動怒，但出於大局考慮也只好默認既成事實，並派理藩院主事保柱人藏“看明”小達賴喇嘛，隨後又遣二世章嘉國師·阿旺羅桑卻丹赴拉薩參加倉央嘉措于1697年10月25日在布達拉宮舉行的坐床儀式。清朝政府雖然對倉央嘉措沒有正式冊封，但實際上給予了承認即為第六世達賴喇嘛。

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巴桑結嘉措被已統治西藏的蒙古和碩特部首領拉藏汗所殺。隨後，拉藏汗以倉央嘉措行止放蕩為名，奏請清廷廢除。

清廷即“命護軍統領席柱，學士舒蘭為使，往封拉藏汗為羽法恭順王”，令拘假達賴喇嘛赴京。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初十日，倉央嘉措在解京途中病故于青海。1707年1月，理藩院奏報康熙：“駐紮西寧喇嘛商南多爾濟報稱：拉藏汗送來假達賴喇嘛，行至西寧口外病故。假達賴喇嘛行事悖亂，今既在途中病故，應行文商南多爾濟將其屍骸拋棄。”關於倉央嘉措的圓寂還有其他説法，一是説他隱姓埋名雲遊天下最終於寧夏阿拉善圓寂。

倉央嘉措被廢後，拉藏汗即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另立意希嘉措為達賴喇嘛，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康熙正式“給以印冊，封為六世達賴喇嘛”。

倉央嘉措之廢和意希嘉措之立，在蒙藏宗教界引起極大波動，對於意希嘉措，“蒙藏之每人平均不認可”，更遭到黃教寺院集團特別是青海蒙古和碩特部臺吉的反對，康熙四十九年(1710)，西藏三大寺上層僧侶又在理塘尋得達賴喇嘛的又一轉世“靈童”格桑嘉措，並由具有權威的乃窮護法神宣佈了這一結果，不久得到青海蒙古首領的認可。當時清廷正忙於征討準噶爾無力顧及西藏，但是，由於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關係到西藏局勢安危，所以清廷一直都在關注著這位出自理塘的靈童——格桑嘉措。

康熙五十三年(1714)，在青海各部大小頭領和大多數信徒一致祈願和迎請下，格桑嘉措被迎至青海湖邊供養。康熙五十五年(1716)，幾經週折，青海和碩特部奉旨將格桑嘉措迎進了塔爾寺供養。不久，康熙皇帝降旨，承認格桑嘉措為達賴喇嘛轉世靈童。這樣，西藏曆史上曾出現的兩個第六世達賴喇嘛都先後被廢除。

1720年，清軍將準噶爾軍驅逐出藏，收復了拉薩。應西藏廣大僧俗的共同要求，清政府派軍將早已移居青海塔爾寺的理塘靈童護送入藏，這就是前面提到的受清朝冊封的格桑嘉措。他是西藏曆史上出現的第三個第六世達賴喇嘛。

1720年4月20日，清軍護送格桑嘉措自塔爾寺啟程，9月15日抵達拉薩。清軍護送達賴喇嘛格桑嘉措至拉薩的壯舉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熱烈歡迎，《清實錄》記載：拉薩僧俗“罔不踴躍歡欣，男女老幼，襁負來迎。見我大兵群擁環繞，鼓奏各種樂器”。達賴喇嘛入藏坐床，“僧俗皈依，遠近傾響，歡聲呼天，梵音匝地，共祝聖壽無疆，山河鞏固”。格桑嘉措在布達拉宮坐床後，拉藏汗所立意希嘉措被清軍送往北京處理。

雍正時期清朝對格桑嘉措再次冊封。雍正與康熙所不同的是，康熙當年冊封用的是滿、蒙、藏三種文字，而雍正冊封時用了漢、滿、藏、蒙四種文字；另一點不同之處在於雍正在冊文中沒有提到第幾世達賴喇嘛，而只是“達賴喇嘛”。

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央政府恢復倉央嘉措為第六世達賴喇嘛後，格桑嘉措被排定為第七世達賴喇嘛。複雜的政局決定了作為第七世達賴喇嘛的格桑嘉措一生的多舛與坎坷。他一生只活到50歲，卻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個朝代。一生中真正行使政權的時間只有六年，而且都是在乾隆時期。

這裡有一份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二-I-TL日的皇帝敕諭，現摘錄于後：

敕諭達賴喇嘛：

“……爾僧乃承佛教之大喇嘛，藏地對振興黃教，至關重要，朕極掛念安定地方，以利爾僧，故朕特降諭旨，命四川總督策楞，侍郎兆惠，那木扎爾，副都統班第，凡事與爾商辦，噶倫班智達年輕，獨自一人辦理藏務，難以週全，故令彼等與爾僧商酌，議定由藏地大於內，擇其曉事安分，為番眾所信服者數名，會同班智達辦理噶倫事務，以期永無事端。"

這是清中央政府第一次授重任于第七世達賴喇嘛。關於第七世達賴喇嘛的主要職能在後來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十三條》中有詳細記載：“凡地方之細小事務由眾噶倫秉公商妥協理外，其重大事務及緊要事件，務需呈請達賴喇嘛及駐藏大臣酌定辦理，鈐用達賴喇嘛印信與駐藏大臣關防遵行。"這是第七世達賴喇嘛走上西藏政教舞臺之開始。在此後直到他圓寂的六年時間裏，他與駐藏大臣及眾噶倫積極配合，為維護西藏地方安定作出了很大貢獻。西藏曆史上影響深遠的“政教合一”制度正是在這一時期得以完善的。第七世達賴喇嘛在位時期，也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關係最為融洽的時期。往雍和宮派僧人，給雍和宮送佛像等正是在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由此可見，作為藏傳佛教寺院的雍和宮，有著不同於一般寺院的特點，它像一段凝固的歷史，通過宮藏的每一尊佛像、每一幅唐卡，我們都可以透視到特定歷史條件下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特殊關係。

責任編輯: 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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