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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元旦，陪都重慶顯得異常熱鬧。夫子池公共體育場舉行抗戰建國宣傳大會；中央公園舉行露天音樂會，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郭沫若到會演講，中國製片廠合唱團合唱抗戰歌曲；《中央日報》社論引用了抗金名將岳飛悲壯的詩句：“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在日本，發動中日戰爭的近衛內閣倒臺，日軍兩年前誇口要在兩個月結束戰爭、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話，已成為歷史的笑柄，面臨困境的日本政壇頻繁地變換著首相。

美國依舊是孤立主義者佔了上風只是羅斯福總統對歐洲的局勢深感不安，他提醒美國國民從全球的角度來考慮美國的利益和安全：“希特勒妄圖稱霸歐洲，一旦他得逞，美國的和平與安全就瀕臨危險。如果萊茵河邊界遭到威脅，世界的其他部分也會遭到威脅，一旦這一帶邊界落入希特勒之手，德國的行動將無法抵擋。”

這年，義大利、德國法西斯支援的佛朗哥叛軍佔領巴塞羅那，不久，佛朗哥叛軍攻陷馬德里，建立獨裁統治，西班牙內戰結束。不到三個月，被稱為東方馬德里的武漢與西方的馬德里都淪陷了。

2月，日軍攻佔了海南島。這一軍事行動被當時中國的報紙稱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變“。海南島成為日本日後侵略東南亞的跳板。

這時候的日本因為兵力不夠，已經不再急於開闢新的戰線，而不得不準備“百年戰爭”了。 日本政府要實行“以戰養戰”，在佔領區內2萬多公里的鐵路線上，擺滿了待運的“戰利品”。中國的財富被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而返程的船上滿載著受日本政府鼓勵來中國安家落戶的日本人，這一年，日本在華移民已達26萬人。

在偽滿洲國，農民全年産糧約2000萬噸，但根據關東軍的要求，這其中的60%以上要向日本提供，自留的食用糧和種子糧不足40%。東北的農民負擔沉重。而日本開拓團的移民則無需交納公糧，只需按月領取口糧即可。

兩年的戰爭並沒有會摧毀中國的經濟。反過來，因為戰爭和日軍的封鎖，一直在中國傾銷的外國商品已經無法進入，這難得的機會大大刺激了後方的工業生産，手工業更是大行其道。這年的糧食是個豐收年。重慶的日用品供應充足，鹽每斤一角五、油每斤三角到六角，大米每石六元到十四元。

在延安，《新中華報》刊載了陜甘寧邊區的物價：小米每鬥四元，麥子每鬥4元，羊肉每斤4角。而在陜甘寧邊區，自鄉政府鄉長至邊區政府主席，每月津貼多則不超過五元，少則只有一元一角。

在這年“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上，毛澤東倡導建立女子大學，並個人捐贈300元錢作為女大的籌建資金。四個月後，女大在王家坪正式成立。女大剛開學就招收學員500人，很快即增至1000人。同時，邊區先後頒布《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和《陜甘寧邊區禁止婦女纏足條例》，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原則在邊區逐漸深入人心。

自從去年夏天到達延安以來，33歲的陳學昭一直在以旁觀者的心態，細心感受著延安的特色。陳學昭出身於江南的書香門第，又在法國留學了10年，獲得了文學博士的學位。對於像她這樣的具有小資情調的知識分子，延安的一切是那樣的新鮮與不同。延安的男女平等和進步婚姻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延安訪問記》中寫到：

“一般地説，邊區的環境，對於兩性生活是比中國任何地方來得純潔些。客觀方面，沒有妓院，沒有賭館，沒有舞場，也沒有茶店，而夫婦雙雙跑到延安來，希祈對於國家，能盡力於萬一。這種例子，可説很多。在一切為著抗戰與“相敬如賓”、“情愛如蜜”的情況下，他們的愛情經受大時代的折磨與激蕩，是更會鞏固與健康的。”

對於延安當時夫妻之間的生活，陳學昭這樣寫到：

“延安的慣例，是夫妻分居的，她們流行叫做“星期六制”，到星期六晚，丈夫接妻子，妻子接丈夫。之所以這樣，聽説是為了工作的方便，使工作不至因夫婦的情感而浪費時間，或妨礙工作，除非夫婦兩人的工作是同樣性質，而同在一個機關的，他們才得經常過著夫妻生活。”

陳學昭後來又在1940年和1946年兩次來到延安，每一次她都用筆記下了延安的點滴變化。

3月26日至31日，對作曲家冼星海來説，是靈感噴發的6天。這短短6天裏他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作曲，至此，他和詩人光未然合作的，中國音樂史上的史詩性作品《黃河大合唱》就誕生了。

抗戰時期，中國的流行音樂已經十分成熟了，在當時，流行音樂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上海的黎錦輝等人，在民族音樂的基礎上吸收西方音樂特色而創作出，輕鬆活潑、曲調優美的流行音樂，包括像《毛毛雨》、《漁光曲》、《馬路天使》和《夜來香》等廣為流傳的歌曲；另一類是那種激勵民眾抗戰，鏗鏘有勁革命歌曲，包括像《大倒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等，《黃河大合唱》顯然屬於後者。

當時，冼星海34歲，光未然26歲，二人之前同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從事文藝工作。1938年底和1939年初，二人先後到達延安。

在光未然創作了歌詞後，冼星海開始作曲，他的創作很辛苦，光未然後來回憶到：

“他一開始寫作就不願休息，偶爾斜躺在小床上抱頭沉吟一下，忽地又起來振筆直書下去。他愛吃糖果，當時延安買不著糖果，他要我買2斤白糖送給他。白糖放在桌上，寫幾句便抓一把送進嘴裏，於是一轉瞬間，糖水便轉化為美妙的樂句了。”

幾天后，樂曲完成，興奮的冼星海説：

“這種雄亮的救亡歌聲為中國八千年來所沒有，而群眾能受它的激蕩更加堅決地抵抗和團結，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一件音樂奇跡。” 《黃河大合唱》由9個樂章組成，熱情謳歌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燦爛歷史，讚美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展示了一幅全國人民英勇抗日的壯烈圖景。

兩個月後，《黃河大合唱》在首次公演，獲得了巨大成功。

3月15日，捷克陷落，納粹德國的軍隊佔領布拉格，英國與法國的綏靖政策沒有讓希特勒停下擴展的步伐。一個月後，為慶祝希特勒的五十歲生日，德國舉行了國防軍閱兵式，德國兵的軍靴震撼著了整個歐洲，義大利的墨索裏尼也不甘寂寞，他的軍隊開進了巴爾幹小王國阿爾巴尼亞，幾乎沒有遇到抵抗。

4月底，美國紐約開始定期播出電視節目，同一天，首批電視機出現在商店的櫃檯上。在4月舉行的紐約世界博覽會上，總統羅斯福成為第一位上電視的總統。

5月3日和4日，日本空軍猛烈空襲了陪都重慶，已經進行了1年半的重慶大轟炸，力度驟然升級。重慶市位於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四面環山，江水回繞，城市傍水依山，層疊而上，既以江城著稱，又以山城揚名。日軍對重慶的戰略轟炸從1938年2月一直延續到1943年8月，時間長達五年半。飛機的出現使得後方未必就比前線安全。

在重慶，作家老捨已經逐漸學會了忍受重慶寒冷潮濕的嚴冬，悶熱難當的酷暑。抗戰開始後，老捨不得不丟下妻兒，一路輾轉，從濟南，經武漢，到重慶。

“弱女癡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話因傷別潸應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這是老舍在西遷途中寫下的流亡詩。

“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

這是老舍自傳中描述的5月3日的重慶，這一天，36架日機投下了攜帶的全部166顆炸彈。重慶最繁華的7條街道幾乎全部被炸毀，共有673人被炸死，20多萬人無家可歸。

白修德，美國記者，來到重慶時他剛剛23歲，在哈佛大學老師費正清的推薦下，擔任美國新聞處官員。由於才華出眾，很快成為《時代》週刊雜誌駐遠東的首席記者，這一天的大轟炸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聽見從無雲的天空裏傳來一陣嗡嗡聲，接著便看見了由27架日本轟炸機組成的編隊，錯落有致地點綴著天空。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頂上，我的視野更開闊了。輸電線被炸斷，重慶的自來水幹線也被炸毀，使大街上積水遍地。沒有燈光，只有火光，沒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慶舊城的大小山谷裏橫衝直撞。”

日軍對重慶的轟炸造成了大量的平民傷亡，當時，為了修建防空洞，市政當局挨家挨戶籌錢，平均每戶分攤一塊錢，家境好一點的要給兩塊、三塊，實在太窮的就免了，而當時一個普通勞動力幹一個月也就兩塊錢左右。要進防空洞，每人還要交10塊錢辦“防空證”，只有少數有錢人家才交得起錢，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民百姓都買不起“防空證”。

5月3日這一天，11歲的鄧婉雲跟母親去外婆家與親戚聚會，在外婆家，她們經歷了轟炸，鄧婉雲後來回憶説：

“我外婆家裏的人很多，很多親戚看到日本飛機來了，都躲到了桌子底下，桌上蓋著棉被等鋪蓋。日軍炸彈恰好炸到了外婆家，房子塌了，我們被埋在了裏面，到處都是硫磺味兒，懷孕四個月的二姨媽被當場炸死，慘得很，那個時候我只曉得哭。外婆一家基本上都死了，七口棺材一起出的殯。”

18歲的鄭勇是醫療救護隊的一名護士，在一次次的轟炸中，鄭勇和她救護隊的隊友們，目睹了轟炸中最慘烈的景象，她回憶説：

“敵機離開後，救護隊馬上都出去救護了。醫院開會佈置了任務，組織了分隊，5人一組，一人負責填傷票，2人負責包紮，2人負責上藥。那幾天太嚇人了，鋸手鋸腳的特別多，粉碎性骨折的只有截肢，截得肢都用籮兜裝，很嚇人。那個熱天裏，很多屍體長了蛆，慘得很，樹枝上到處挂的都是肉，簡直不忍看，沒有死的就得救護走，天天都做這個工作。”

日本空軍對重慶5年多的無區別、無限制的戰略轟炸，重慶市民飽受磨難。

在日本，隨著戰事的拖延，隨軍醫護人員也逐漸增多，許多受過訓練的護士被派往戰場。戰爭期間，在各個野戰醫院，和士兵一起戰死的護士也有。

5月11日，“諾門罕事件” 爆發，入侵諾門罕地區的日軍與近百名蒙古騎兵交火，從而點燃了戰爭的導火索。關東軍第23師團首先向蒙古守軍發動局部進攻，蘇聯紅軍和蒙古軍隊隨即向前線調集了大量兵力與日軍作戰。雙方激戰數月，日軍損失了5萬多兵員和大量的重武器，這場戰役也成為了“日本陸軍史上最大的一次敗仗”。

日本關東軍陸軍醫院的護士，壬生德子的工作就是沒完沒了地在醫院協助軍醫給傷兵做手術，面對著那些從戰場上抬下來的日本傷兵，德子的心情很複雜，她在給家鄉親人的信中這樣寫到：

“戰鬥真的很殘酷，每天都有大量的傷兵被送到這裡。因為很多人傷勢嚴重需要截肢，所以醫院裏扔得到處都是斷胳膊斷腿。我真的不明白，我們的國家到底怎麼了，難道，聖戰的結果就是這樣的麼？”

實際上，德子的這封信根本就沒有發出去，關東憲兵隊對她的信進行了檢查。檢查後憲兵認為，由於德子的這封信含有暴露軍事秘密和厭戰情緒的內容，所以決定扣留不發。顯然，關東軍非常擔心戰鬥的慘烈事實傳回日本後所引起的惡劣影響。

“諾門罕事件“讓蘇聯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日本始終在惦記著自己的遠東，但為了能夠騰出精力去面對歐洲的潛在敵人德國，蘇聯加大了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

蘇聯對華援助,始於兩年前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德國等國的軍售停止後，蔣介石開始更多地依靠蘇聯援助。當時，蘇聯是惟一支援中國抗戰的大國

6月25日，蘇聯向中國提供鉅額貸款1.5億美元，貸款將用於供中國政府購買蘇聯生産的軍事設備。這已是蘇聯第三次向中國提供貸款了，抗戰爆發後，蘇聯已經分兩次向中國提供了1億美元的軍事貸款。通過這些貸款，從1937年到1941年，中國向蘇聯購買了大量國內急缺的武器彈藥。蘇聯除提供援華物資外，還派遣飛行員來華助戰。德國撤走軍事顧問後，蘇聯開始派遣更多軍事顧問來華。到這年2月，共有3600名蘇聯軍人以不同方式來華，戰死數百人。

6月下旬，故事片《孤島天堂》在香港首映了，這是蔡楚生導演根據趙英才的原著故事改編創作的。影片描寫了在上海淪為“孤島”後，一群愛國青年得到東北流亡舞女和許多貧苦市民的支援，在一次盛大的舞宴上把漢奸特務一網打盡，並成功參加遊擊隊的故事。

電影連映12天，受到了香港觀眾的歡迎；在重慶等地映出時，反響同樣的熱烈；在南洋各地放映時， 每當劇中人説到“中國是不會亡的”！，觀眾們就會起立報以熱烈的鼓掌。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先後由周恩來、秦邦憲、王若飛、董必武等任書記或代理書記，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包括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區）及海外黨組織，以及在此範圍內設立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群眾》週刊社等公開機構。在複雜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南方局堅持貫徹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廣泛開展統戰、文化、軍事、群眾、外事、黨建等各方面工作，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抗戰時期民主運動的發展，提高了共産黨在全國的威望，擴大了在世界的影響。

1月17日－2月4日陜甘寧邊區參議會舉行第一屆第一次會議，通過《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等文件。林伯渠當選為邊區政府主席。

1月－3月 劉伯承、鄧小平率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主力同冀南軍區部隊一起進行反“掃蕩”作戰，鞏固了冀南抗日根據地。

1月－4月賀龍、關向應率八路軍第一二○師主力會合冀中區部隊，連續粉碎日、偽軍多次圍攻，並在河間齊會村殲滅日軍700余人。

2月為克服經濟上的嚴重困難，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産動員大會，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的號召。抗日根據地軍民相繼掀起大生産運動。翌年12月，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始開進延安東南的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成為全軍大生産運動的一面旗幟。

2月－翌年3月國共合作在湖南衡山創辦遊擊幹部訓練班。中共派出葉劍英等30余名工作人員，先後培訓抗日遊擊幹部3000多人。

3月羅榮桓、陳光率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一部進入魯西。5月，在泰（安）肥（城）地區取得陸房突圍戰鬥的勝利，斃傷日軍1300余人。

5月－11月華中新四軍完成向敵後實行戰略展開的任務，先後在皖中廬江東湯池成立江北指揮部、在蘇南溧陽水西村成立江南指揮部，分別由張雲逸、陳毅任指揮。

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戰兩週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

7月－8月　晉冀豫抗日根據地軍民在八路軍總部統一指揮下，反擊日軍5萬餘人的大“掃蕩”，殲滅日、偽軍2000余人。

10月中共中央主辦的黨內刊物《共産黨人》創刊（1941年8月停刊）。全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還于1941年5月創辦了機關報《解放日報》（1947年3月停刊）。

同月毛澤東發表《〈共産黨人〉發刊詞》，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的三個法寶，提出“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産黨”的任務，並將這一任務稱為“偉大的工程”。

10月－12月八路軍晉察冀部隊在第一二○師配合下，粉碎2萬餘日軍對北嶽區的大“掃蕩”，殲敵3600余人，擊斃日軍中將旅團長阿部規秀。這是抗日戰爭中八路軍擊斃的日軍最高級別指揮官。

11月來華參加抗戰的加拿大共産黨員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在晉察冀邊區唐縣逝世。毛澤東題寫挽詞，並撰寫《學習白求恩》（後改為《紀唸白求恩》）。1942年12月，來華參加抗戰的印度大夫柯棣華在唐縣逝世。毛澤東題寫挽詞。

12月－翌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産黨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堅持自衛原則，擊敗頑固派的進攻，並以抗戰大局為重，主動停止戰鬥，先後同國民黨有關地方當局達成劃定駐區、分區抗戰的協議。

責任編輯: 劉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