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最原始的稱呼是柱州，漢稱西域，意思是中國西部的疆域，這一名稱自漢代出現于我國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統一新疆，之後改稱新疆。
近代新疆各地考古資料表明，最晚在六七千年以前，新疆地區已有人類活動。在大約距今二三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天山南北各地，諸如哈密的三道嶺、七角井、吐魯番盆的阿斯塔那、烏魯木齊縣的柴窩堡，以及木壘、奇臺、伊犁、庫車、巴楚、且末、于闐、皮山等地都已出現人類祖先活動的遺跡，其石器形制、打刻技術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紋與我國甘肅、內蒙、寧夏等地相近。
新疆位居東西交通孔道，歷史上十分頻繁的民族遷徙和交往，導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錯綜複雜的種係族屬和民族關係。
西域同中原地區的交往聯繫源遠流長。 很早以前，我國的絲及絲織品便中經西域遠銷南亞和歐洲，古希臘人稱中國為"絲國".沿此以往，這條橫貫東西的貿易通道被後人統謂作"絲綢之路".
我國古史中對於西域地理歷史的真實具體記載當始自漢代，同樣也在漢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開始設置地方政府機構，所以，自漢代以後，西域便已是我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至西漢初年，天山南北各地社會經濟已有很大發展。
西漢王朝統一西域大業是從討伐匈奴開始的。匈奴是秦漢之際在我國北方草原地區活動的一個實力強盛的遊牧民族，初弱，後強盛。匈奴對北方地區，包括西域的統一管轄，結束了該地區長期以來諸遊牧部落不相統屬的分割局面，為後來全國性的統一局面形成創造了條件。
漢武帝劉徹為了打敗匈奴，鞏固其統治，決定"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為此他先派張騫兩度出使西域，以加強同西域諸地的聯繫，共同對付匈奴。張騫西使加深了中原地區對西域的了解，密切了兩地之間政治、經濟聯繫，擴大了漢朝在西域諸地的政治影響，為漢朝統一西域創造了條件。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後不久，西元前121年漢朝大將軍霍去病大敗駐牧在河西走廊一帶的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漢朝在此置武威、酒泉兩郡（後改為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從而切斷了匈奴同氐、羌諸部的聯繫。爾後漢朝同烏孫的聯盟使匈奴在西域更顯孤立，西元前109年，漢軍將領趙破奴等率部西征攻破樓蘭、姑師等西域重鎮。前102年，漢軍攻破大宛城（今費爾幹納），漢朝在西域各國中的威望大增。翌年，漢朝在西域的輪臺、渠犁等地駐兵屯田，並置使者校尉統領之。使者校尉是漢朝政府設在西域的最早的地方官員。
西元前60年，駐紮西域的日逐王賢撣降漢，天山南北諸地均歸漢朝中央政府統屬。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標誌著西域諸地自此成為我們統一多民族偉大祖國的組成部分。漢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了西域同中原地區的關係。
西漢末，外戚作亂，王莽篡權，內地政局不穩天山南北各地復陷入分裂割據狀態。東漢初年，匈奴南下，重新統治了西域各地。西元73年，東漢王朝派遣大軍攻伐北匈奴，其中漢將竇固、耿忠等率部出酒泉，于天山一帶擊敗匈奴呼衍王部，佔據伊吾（今哈密市）。同時，竇固部將、時任假司馬的班超受命順天山南麓西行收復失地，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軍事家才幹，在西域各地人民大力幫助下，南征北戰，有力地穩定了西域的政治局勢，後受封為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在任期間，還派甘英等人于西元97年出使大秦（東羅馬帝國），其使團足跡曾抵達波斯灣，使東西方之間的交往聯繫得到進一步發展。
西漢時期，隨著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傳播，極大地帶動促進了西域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西域的農作物胡麻、蠶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相繼傳入內地，被譽作"天馬"的大宛馬、烏孫馬、各種毛皮也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進入到中原地區。同時， 原地區的絲綢和絲織品也傳入西域並經此西傳歐洲。此外，伴隨著屯田士兵而傳入西域的還有先進的生産工具和農業經驗，如鐵鏵、鐵鋤等鐵制農具及代田法，還有掘井技術和冶鐵技術等。
西域的手工業，如陶器製造，毛紡織品，玉石製造業技術工藝俱有相當高的水準。漢代新疆廣泛流行漢朝的五銖錢，和田馬錢以及安息銀幣等説明瞭該地區蓬勃發展的商業水準。
現有的石窟壁畫和大量的漢文記載都説明當時西域的音樂舞蹈藝術已有相當高的水準，並給內地很大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出現了社會大動蕩和民族大融合的局面。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空前繁榮、昌盛的時期。唐朝統一了西域，並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大都護府，以及回鶻西遷，是這一時期西域歷史上的兩件大事。北宋時期，西域存在著高昌回鶻王國、子闐王國、喀喇漢王朝三個並立的地方政權。到了南宋時期，于闐王國併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現了西遼王朝。
1206年，蒙古汗國建立，1271年改國號為元。蒙元時期西域大部分地區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臺的封地。明代，西域在東察合臺汗國統治之下。明朝中葉，東察合臺汗國演變為葉爾羌汗國。元、明兩代，西域各族人民為保衛和開拓祖國邊疆、繁榮西域經濟、發展科學文化技術，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清代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空前鞏固和發展的時期。18世紀中葉，清朝先後平定了準噶爾貴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亂，統一了新疆，並採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這對於我國西北疆域的最後界定，新疆各主要民族及其分佈格局的形成，以及新疆各民族之間、新疆與中原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與交流，産生了深遠的影響。1771年，土爾扈特人在首領渥巴錫的帶領下回歸祖國。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後，改稱西域為"新疆"或"西域新疆",清政府開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行使中央政府對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轄治理。新疆與內地的軍政體制基本一致，國家的統一局面得到進一步加強。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社會的開端，鴉片戰爭以後，新疆和祖國其他地區一樣，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新疆各族人民反地外國入侵，反對分裂以及反對封建剝削壓迫的鬥爭任務更為繁重。新疆同祖國的命運越來越密切。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大清王朝日益衰弱，中國領土主權遭到帝國主義的踐踏。位處祖國西北邊陲的新疆更深受沙俄侵吞之害。沙皇俄國在完成對西伯利亞的擴張之後，開始蠶食侵佔我國領土。1860年到1851年前，沙俄迫使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訂》和《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由於清朝衰落，毗鄰新疆的中亞浩罕國受沙俄指使，妄圖通過吞併新疆來進一步控制中國。一些反動和卓打著"聖戰"的旗號，攻城掠地，無惡不作，給新疆人民帶來沉著災難。沙俄又藉口伊犁農民起義和阿古柏勢力威脅到俄國安全，打著保護和代守的旗號，公然出兵佔領伊犁。新疆面臨為外國瓜分侵佔的危險。（來源：華夏文化傳播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