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把以血緣姻親和地緣鄉誼為紐帶連接而成的商業集團，稱為商幫。明清時期，中國大地上形成了晉、徽、陜、魯、洞庭、龍遊、寧波、江右、閩、粵十大商幫。

    晉商和徽商的興起緣于販鹽獲利，陜西商人也不例外。明代陜西行省包括甘肅地區，不僅地域遼闊，幾乎囊括了明代長城“九邊”的西段，而且關中八百里秦川又盛産糧食，陜西商人便有了“輸糧換引”的地理和資源優勢。再加上為安撫邊外少數民族，明政府開放“茶馬互市”的邊境貿易，使陜西商人又多了一個致富的門路。

    山東是孔子的故鄉、儒家思想的發源地，魯商受儒家“重農抑商”文化影響很深。從漢代開始，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商人被排在末位，魯商既想賺錢，又不想失去政治地位，從而決定了他們必然走上“以末(商業)致富，以本(農業)守之”的封建商業道路。

    洞庭商幫是指居住在蘇州太湖東、西洞庭山上的洞庭商人。他們利用太湖交通方便和周邊地區物産豐富的得天獨厚條件，以販運米糧和絲綢布匹為業。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開闢了買辦業、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由此，洞庭商幫産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龍遊商幫，實際上是包括常山、江山、開化等衢屬各縣的衢州府商人集團。衢州地接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省，號稱四省通衢，水陸交通便利，是毗鄰地區各種物資的集散地。龍遊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具有戰略眼光的龍遊商人則適時地將手頭資金投入手工業生産和礦産開發等實業，使商業資本及時轉化為産業資本，在全國各地發展了自己的事業。所以當時民間有“鑽天洞庭商，遍地龍遊幫”之説。

    寧波地處東海之濱、是中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由於擁有經營的地緣優勢，寧波百姓從商者甚眾，清代南方的錢莊就是由寧波商人為主體，與北方的山西票號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國傳統金融業南北兩大支柱。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寧波商幫顯露出卓爾不群的見識，他們適時地把商業、金融業和工廠化生産的實業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寧波商幫以新興的近代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於全國著名商幫之列。

    江右商幫，亦稱贛商，也就是江西商人。古人之所以將江西稱為江右，是因為站在長江北面，向南審視，江東在左，江西在右，故江西亦稱江右。江西境內人口稠密，每人平均佔有土地資源不足，江西百姓不得不靠經商來維持生計。以至於當時民間就有“無江(西)不成市”、“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等説法。

    明清時期，朝廷實行官方朝貢貿易制度和不止一次的禁海政策，使民間海外貿易難以合法進行。因此，閩商的興起，往往與走私聯繫在一起。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是內外呼應，他們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

    粵商一般指廣州、佛山一帶的廣東商人，即廣州幫。廣東商人既從事海外貿易，發跡于東南亞等地；也從事國內貿易，發跡于中國東南地區。在近代最大的通商都會上海，廣東商人的實力僅次於寧波商人，最初買辦力量粵商獨居鰲頭，後來才稍遜於寧波商人。

    隨著歲月的推移，時代的變遷，十大商幫中大多數商幫都因跟不上潮流失去了優勢，唯一長盛不衰的商幫是寧波幫。他們在封建社會走向末落的清末民初，適時地把單一的商業資本轉投于現代産業，把傳統的銀號錢莊轉變為現代銀行，從而實現了成功轉型，寫下了與時俱進的經營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