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一戰提供了發展的契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忙於互相廝殺，無暇東顧，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對華輸出的資本和商品驟減，同時它們對中國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這就使原來在帝國主義控制下變得十分狹窄的中國市場稍稍出現了一些空隙，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外部條件。這時期，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

　　例如，中國的棉紗市場向來為英、日、美幾國所壟斷，而其中英國一直佔據優勢地位。在戰時以及戰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中，英國棉紗棉布産量大減，對中國的輸出自然也減少了。日本棉紗本來可以乘機取代英國在中國的壟斷地位，但是一方面，中國市場基本上屬粗紗市場，而戰時日本卻以生産細紗為主，不適用於中國；另一方面，當時日本本國的織布業迅速發展，需用棉紗量大。因此，日本對華輸出的棉紗也減少了。市場上的洋紗供給減少，而需求仍然很大，這就使棉紗的價格上漲，盈利增加。在高額利潤的刺激下，商業資本紛紛轉向紗廠投資。在大戰前，紗廠的投資人主要是官僚、買辦、地主；而“黃金時代”新設紗廠的投資人卻以商人為最多，特別是棉布、棉紗、棉花商人。商人將資本由流通領域轉入生産領域，已不僅僅是出於政治上愛國的動機，更主要的是為了追逐經濟上的高額利潤。投資目的的改變説明價值規律已在起支配作用，這是“黃金時代”的重要表像。

　　又如麵粉業的發展，表現為國産麵粉出口的激增，並由入超變為出超。我國的麵粉工業是在２０世紀初才開始發展的，基礎十分薄弱，國內所需麵粉一向依靠進口洋面。大戰爆發後，各國忙於戰爭，農業減産，民用工業緊縮，軍食需求大增，所以不能像戰前那樣把麵粉源源運來中國。這樣，國內市場上就出現了對國産麵粉的迫切需求。更為有利的是，大戰進行期間，各國還反過來向中國購買麵粉。最初是俄國，其後英國、法國、菲律賓、南洋各地，甚至日本都成為我國麵粉輸出的對象。國內外市場的擴大，促使麵粉廠迅速增加。隨之，麵粉行業中出現了兼併的現象，例如資力雄厚的榮宗敬、榮德生系統的麵粉廠，在１９１４年以前還沒有收買或收租其他小廠的情形，到１９１４年後榮氏麵粉業中收買和租用其他小廠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大，到１９１７年竟達到４０% 以上。這種資本集中的趨勢，也是商人“黃金時代”的重要表像。

　　在“黃金時代”，一些原來已有相當基礎的輕工業，例如絲織業、毛織業、火柴業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一些戰前沒有的或很微弱的輕小工業也因洋貨入口減少，應運而生，例如針織業，過去一直為德國貨所壟斷，大戰後德國貨進口銳減，我國的針織廠才次第興建起來，其中僅僅襪廠，１９１６至１９２２年間就開辦了１０家。此外，我國的民族搪瓷業、玻璃業、橡膠業等也是在此時創立起來的。民族資本的輕工業門類漸趨齊全，應當説也是“黃金時代”的一個表像。

　　５、傳統權力結構的松解

　　對於商人“黃金時代”出現的原因，一般論著都將其歸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提供的契機。個別論著雖然注意到袁世凱政權的經濟政策，“進一步掃除了民族工商業發展所遇到的障礙”，但是也僅僅把“黃金時代”限定於袁世凱在世時，並認為“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了軍閥割據和混戰的黑暗時期，民族工商業發展的環境又迅速惡化了。所以民族工商業的‘黃金時代’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上述兩説，前者強調了外因，後者則注意到了內因。商人“黃金時代”的來到其實是內、外因相結合的結果。而且，上述內因僅僅注意到了由清末新政到袁氏的經濟政策是一以貫之的，商團的建立、商人階級意識的覺醒，都為商人利用一戰的契機準備了條件；卻沒有注意到更為深層的內因，那就是傳統權力結構的松解。這一松解的趨勢起于晚清。洋務運動中地方督撫勢力的膨脹以及稍後的各省自治運動都是大一統專制政權失控的表像。辛亥革命擊潰了傳統的權力結構。袁世凱竊取了革命的成果，但是他難以完全復原傳統的權力結構。袁氏政權始終面臨著各地的反抗，尤其是中國的南部地區。袁世凱死後，更是出現了一個大小軍閥分享權力、地方割據的局面。歷史上商人最初的“黃金時代”正是出現在春秋戰國這一分散的權力構成時期。當然，近世後期的軍閥割據與春秋戰國的諸侯割據，其性質完全不同。但是就分散的權力結構對商業的雙重影響而言，它們又有相似之處。

　　傳統權力結構的松解，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停滯與衰退、國家經濟控制與干預的削弱，還有對商人有利的一面，即讓他們獲得更多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權。隨著“黃金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産階級開始在經濟上同政府分庭抗禮。１９１６年上海銀行業抵制袁世凱的停兌令便是一例。

　　經濟上的自主，勢必會帶來政治上的自主，這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黃金時代”商會領導權從紳商轉移到企業家的手中，這一過程正是相互作用的結果。……進入“黃金時代”後，資産階級的成分發生了變化，其中投資于新式企業的工業資本家迅速增多，這就勢必導致商會領導權的變更。在資本主義經濟最為發達的上海，這一演變最為明顯。從一定意義上説，紳商一代人借助於上海總商會這一活動場所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啟動創造了有利的社會氣氛。

　　商人“黃金時代”的降臨與傳統權力結構松解之間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政府對經濟的失控，給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了私人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其理由有三：第一，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建立一個國內統一市場，而這在軍閥割據時代是不可能實現的。第二，“黃金時代”一方面是國家資本相對停滯，另一方面是私人資本一枝獨秀。私人資本多在輕工業、加工工業，而對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長遠的基礎工業、交通運輸業則由於國家資本力量的薄弱和政府干預力的削弱而沒有取得相應發展，這就造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脆弱性，使私人資本的進一步發展失去了後勁。第三，１９２２年世界資本主義已逃出或正在逃出戰時所陷入的危機，紛紛叫喚要“回到市場”，重新佈置向中國進攻。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工業的發展就遭到重大的打擊，戰時暫時取得的一些市場紛紛丟失，私人資本主義工業開始由停滯而走向下坡。資産階級需要有一個代表本階級利益的強有力的政權來保護自己在“黃金時代”已經取得的成果，而在軍閥政權下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於是資産階級和軍閥政權終至反目。１９２６年北伐戰爭的部分起因，就是力量膨脹的中國資産階級在經濟上要求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政治上要求自己掌握政權。換句話説，就是要將商人的“黃金時代”延續下去。但是，北伐戰爭的失敗，宣告了商人“黃金時代”的結束。

　　參考文獻：

　　１、《中國近代現代史》課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中國近代現代史》教師教學用書，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３月第２版。

　　３、唐力行著：《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４、孫健著：《中國經濟史——近代部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５、《中國近代史》編寫組：《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版。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