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秀麗的未名湖是當年燕京大學的標誌，在她的南岸靜靜地長眠著一位外國友人，他就是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斯諾以他著名的《西行漫記》轟動世界，這裡是他1936年去西北旅行的出發點，也是1937年他寫作《西行漫記》的地方。他的活動影響了中國的革命歷史，而中國的革命則改寫了他的人生。斯諾與這塊土地有著割不斷的聯繫，1970年他去世時，根據斯諾的遺願，中國人民將他安葬在這裡。

　　斯諾踏上中國的土地純屬偶然。1928年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他挎上花了25美元買的一架舊柯達照相機，登上了"雷德諾"號輪船，去領略那令人陶醉的東方情調。五個月後，斯諾抵達上海。正值梅雨季節，整個城市籠罩在潮濕悶熱的雨霧之中。下了船，斯諾立即去找《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

　　沿著上海外灘，走過外白渡橋，可以看見一座磚木結構的英國式建築，它便是著名的禮查飯店，現在叫浦江飯店。在上世紀初，它被譽為"美國在遠東最富有歷史意義的旅館"。中國的第一盞電燈在這裡亮起，中國的第一部電話從這裡接通。舊上海這裡開設了十里洋場的第一家西式舞廳。1900年曾經為《紐約先驅報》報道義和團運動的美國記者密勒，在這裡創辦了上海最著名的英文週刊《密勒氏評論報》。二十八年後，斯諾走進這裡，謀得了一個記者的職位，但是，他只打算在這裡逗留6個星期，以便掙夠他去下一站的旅行費用。

　　斯諾接到的第一次採訪任務是沿著中國8000英里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道。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面。他在報道中寫道： "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

　　這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斯諾本該輕鬆的旅行變得沉重而壓抑，他只有一個想法，儘快離開中國。

　　回到繁華的上海，生活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此時，上海正在準備中華民國十七週年的慶典。鮑威爾要斯諾寫點文章，以便給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大張旗鼓地宣傳一番。在黃浦江畔，斯諾的心情始終無法平靜，那些可怕的景象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正是那些聞所未聞而真實存在的死亡景象，使他放棄了原來的幻想，轉而為中國的命運而大聲疾呼。

　　1928年，中國北方發生了嚴重的旱災，斯諾當即寫了《中國五大害》加以報道："今年，在遙遠荒漠的陜西省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緊接著傳來了駭人聽聞的大饑荒的消息。許多人活活餓死，數以千計的人正陷於絕境，--河南和甘肅的情況也相差無幾，深受其害的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但願世界各地的人們在聽到這些災情後，能立即進行捐助，以緩解可怕的苦難。"

　　不久，斯諾再次前往張家口、內蒙等饑荒地區，繼續向西方讀者報道受災難民的真實情況，並寫下了《拯救二十五萬生靈》等長篇通訊，記述了許多令人心悸的場面。

　　六個星期過去了，斯諾並沒有離開中國。他發現美國給蔣介石源源不斷的援助沒有用來救災，反而大力擴充軍備。連年的戰亂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上海的外灘是著名的商務區，比鄰外灘的南京路上，曾經有許多酒吧、咖啡店。這是外國人經常光顧的地方。1931年9月的一天，在一個叫沙利文的咖啡館裏，斯諾採訪了一位端莊秀麗的中國女子，她就是宋慶齡。

　　通過採訪，斯諾獲知中國存在的地下革命運動。他寫出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等一系列文章。他説："在中國，共産主義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是危言聳聽者腦中的幻覺，它已經成為有可能左右革命舞臺的強大因素。中國共産黨目前有七萬到十萬黨員，有人認為，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要單獨進行一場革命，還缺乏足夠的隊伍，他們看錯了。"

　　這樣的文章在上海灘發表，無異於空谷足音。

　　不久，斯諾又專程到宋慶齡的居所去拜訪，對宋慶齡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他寫出了人物特寫《她為中國革命而戰》。這是自大革命失敗後發表的第一篇對宋慶齡的採訪報道。文章認為宋慶齡是"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宋慶齡通過言傳身帶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無知"，"通過她，我體驗到了中國最美好的思想情感。"

　　幾天以後，同樣在這個沙利文咖啡館裏，斯諾再次體會到了美好的情感，這次讓他動心的是海倫·福斯特，一位註定要闖入他生活的美國姑娘。

　　海倫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的社交秘書。在讀過斯諾發表的文章之後，海倫跨越太平洋來尋找她仰慕已久的英雄。那些令他激動的文章一直在激勵著她。她要自己動手來寫，她確信自己會寫得更出色。

　　正當斯諾為海倫著迷時，在中國的東北，日本點燃了侵佔中國的戰火。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關東軍偷襲了北大營，繼而攻佔了瀋陽。斯諾聞訊立即前往採訪。在那裏，斯諾看到的是全副武裝殺氣騰騰的日本兵。看到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被屠殺。在國民黨不抵抗的命令下，東北軍放棄了東三省，3000多萬人淪為亡國奴，斯諾沿途所見到處都是流離失所的難民，其中有許多不願做亡國奴的東北學生。

　　回到上海，斯諾見到海倫，他試圖忘記那些令人不快的悲慘景象，開始熱烈追求海倫，他邀請海倫去南方旅行。幾個月後海倫決定嫁給斯諾，她不再想取代，或者試圖超過斯諾，決心盡力協助自己的戀人成就一番事業。

　　正當兩人沉浸在熱戀當中時，日本人又在上海挑起事端。1932年約28日晚，斯諾得知日軍將在夜裏發動戟，立即趕往閘北火車站。在那裏他親眼看見日軍搶殺中國市兵，便當即發出電告。第二天，美國的芝加哥《每日新聞》和紐約太陽報都以頭版新聞登出，標題是"鮮血染紅今晚上海街頭"。斯諾成為最早報道"十二·八"事件的外國記者。第二天，冒著槍林彈雨，斯諾訪問了前線的中國士兵。對他們抗戰到底的絕心即吃驚，又感到震奮。而更令他震驚的是日本侵略者的殘暴。他寫道"在炸毀的運兵車的鐵壁上，血肉模糊，冒煙發臭。"

　　在痛苦和歡樂中，斯諾和海倫渡過了1932年。到了耶誕節，他們到了日本東京舉行了婚禮。在風光旖旎的南太平洋渡完密月，他們再次回到中國，這次他們選擇了北京。

　　此時中央政府已從北京遷到南京，過去的首都，已改名為北平。但大多數外交使團仍然願意把大使館高在北京的東郊民巷，住在這裡的外國人也還是願意稱這裡是北京而不是北平。

　　北平是飄泊著的天堂。在那縱橫交錯的衚同裏。斯諾夫婦很快找到一處幽靜的房子--煤渣衚同21號。在這裡斯諾放棄了記者工作，成了一名悠閒自得的自由撰稿人。時間靜靜淌過，對斯諾這樣一個無憂無慮的人，老北京實是一個鬼力無限的閒逸城市。斯諾愛上了賭馬，他們用稿費和賭馬所得，來維持他們優雅的生活。海倫喜歡跳舞，在北京飯店的樓頂，經常舉辦外國人的舞會。海倫讓斯諾陪她去參加，在舞會平臺上，斯諾靜靜地欣賞她的美麗舞姿。

　　他們喜歡這裡的城墻，喜歡遍佈城裏城外的王府、園林和廢墟，北京西郊的頤和園深深的吸引著他們，這裡曾經是慈禧太后的行宮。在斯諾夫婦看來這是具有歷史感的地方。令人欣慰的是，一年後，斯諾夫婦在頤和園附近的租到了一座鄉間別墅。寬敞的庭院裏有果樹、花草。斯諾高興地寫信告訴姐姐："在院角我有一個書房，在窗戶前我能看到頤和園，我能看到西山落日，柳樹映襯著天空，在城市外面，藍天清澄。真讓人無法安心工作。"

　　離頤和園不遠，有著名的北京大學。在三十年代這裡是燕京大學的舊址。燕京大學是當年美國基督教會開辦的一所大學，1919年出任校長的司徒雷登決心將它辦成中國最好的大學，與著名的北京大學相抗衡。1926年，司徒雷登將燕京大學遷到海淀，搬到19世紀被西方軍隊搗毀的圓明園附近，這裡有個叫不出名字的湖泊，四週環繞著花園和柳樹。從斯諾夫婦的新家到燕京大學步行只需十分鐘，斯諾夫婦常在這裡留連徜徉。

　　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六七個教員中，有一半是由當時的英美等國駐華記者兼任的，斯諾就是其中一個。海倫去學哲學，在這裡他們有機會接觸到過去不可能遇到的中國學生。

　　未名湖的風景的確有些令人陶醉，但校園裏卻並不平靜。燕大的學生有許多來自東北流亡學生，學生會主席張兆霖就是其中的一個。日子一天天過去，在他們中間瀰漫著日益濃厚的思鄉情緒，而此時日本人已開始從東北向華北滲透。

　　迫於日本人的壓力，國民黨政府撤銷北平軍分會，並著手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書桌。

　　陸璀採訪：

　　當清華大學把書籍搬出圖書館，準備運往南方時，斯諾和海倫也離開燕京，搬到了盔甲廠衚同13號，住進了當年傳教士們建造的一座院子。大院緊靠著北京古城墻，但這個僻靜的角落並不能帶給他們平靜的生活。

　　10 月的一天， 燕京學生張兆麟找到了斯諾夫婦，向他們打聽中國將要把華北拱手讓給日本的傳言是否屬實，傳言得到證實時，張兆林竟失聲痛哭。

　　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格懶懶地灑進來。"哭是沒有用的，我們要行動起來。"斯諾脫口而出，作為美國記者，他本應保持中立，可是在一瞬間，斯諾和海倫讓自己偏向了中國。

　　海倫建議發起一場學生運動，類似于五四運動那樣。幾天后，張兆霖又來到盔甲廠衚同，這次他帶了幾位朋友，來和斯諾夫婦商量他們擬定的計劃。後來他們都成了一二九運動的堅強領導者。

　　陸璀採訪：

　　黃敬，原名俞啟威，是北京大學學生，也是北平地下黨組織的週邊積極分子。12月7日，根據中國共産黨北平臨時委員會的指示，北平學聯決定舉行一次抗日救國遊行示威活動，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

　　12月9日，古都北平滴水成冰，兩千多名北平各大專院校學生走上了街頭。斯諾夫婦和幾位外國記者就行走在遊行隊伍中，海倫和學生一起高呼口號，斯諾爬上前門城樓，拍攝了遊行場面。為一二九運動留下了這段珍貴的歷史鏡頭。後來斯諾曾驕傲地説："尼姆和我通常是不看遊行的，但是這一次，我們卻為能和遊行的領導者站在一起而感到自豪。"

　　這一天，燕京和清華的同學，一大早便集合起隊伍，準備從西直門向城裏進發，從學校到西直門有二十多裏路，當他們到達西直門時，軍警已經關閉了大門，隊伍被阻擋在高大的城門外。

　　陸璀採訪：

　　歷史的機遇，把一個普通的女學生推到了風口浪尖。

　　12月16日，北平學生再次舉行更大規模的遊行。清華和燕京大學的學生隊伍到達西直門時，又受到了軍警的阻撓。堅固的城墻阻隔了他們與城裏同學的聯繫，這時陸璀從城門底下的縫隙裏勇敢地鑽了進去。準備從裏面打開城門，幾十名軍警迅速撲了過來，把她關進了一個警察所。

　　陸璀採訪：

　　這為和善的外國人正是埃德加斯諾。在看守所裏，斯諾採訪了陸璀，並以中國的貞德來比喻這位勇敢的女學生。斯諾的報道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學生的勇氣和力量。隨後，國民黨政府對學生進行了瘋狂鎮壓，並在各大學裏大肆搜捕進步學生。

　　陸璀採訪：

　　在斯諾夫婦的小院裏，陸璀留下了這兩張珍貴的照片。

　　幾個月後，斯諾也從北平踏上了開往上海的火車。在與學生領袖的交往中，他隱約地感受到共産黨在其中的領導作用。從而使他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中國革命的"未知之地"陜北。正是通過學生領袖俞啟威與劉少奇等人的聯繫，斯諾成了第一個被允許訪問陜北的外國記者。他專程前往上海拜訪宋慶齡，請她為自己精心安排了行動線路。1936年6月，當蔣介石宣佈對陜北紅軍進行再次"圍剿"時，斯諾已從北平踏上了這一非凡的旅程。

　　二十世紀外國記者在中國卓越的一次冒險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