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2日，年近八旬的格特魯德·蒙蓋拉再次抵達北京，只為參加即將召開的全球婦女峰會。結束上午的會談後，已經到了午飯時間，她説：“採訪先進行，午餐可以稍後。”坐定時，她的目光仍像三十年前那樣明亮，仿佛又回到1995年的初秋。
作為那年在北京舉行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秘書長，這位來自坦尚尼亞的傑出女性領導者坦言，這趟“回北京”，關鍵詞只有一個：行動。她想見證更多“從宣言到落實”的具體進展。
從“北京”開始的變革
關於北京世婦會，她記得當時氣氛非常熱烈，還記得很多細節。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是聯合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盛會之一——“大約五萬人來到北京”，她驚嘆中國人的熱情好客、組織能力，以及在大會上做出的承諾讓她終生難忘。在她的敘述裏，北京不只是城市名稱，更是一段被世界“看見”的歷史：世界看見了中國，也看見了女性。這種“被看見”的意義，寫入《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平等、發展、和平”三條主線貫穿在十二個重點關切領域之中。
三十年過去，行動仍需持續，對此她充滿期待。她説，任何關於平等的討論，都必須從“停止暴力”開始。“如果針對女性的暴力不被制止，就談不上平等。”“在戰爭裏受苦最深的，總是女人。”她把“暴力”從理念層面拖回現實：它決定著一個人能否在公共空間裏安全地出現，也決定著她是否有機會獲得教育、工作和表達。
但她也知道，很多時候暴力的根源藏在貧困裏。“一個貧窮的女人，如何參與決策？”穩定的日常、體面的工作、最基本的教育，構成參與公共生活的入場券；沒有這些，政治口號無從落地。她把“經濟賦權”與“政治參與”並列，語氣平實：“你不能指望一個饑餓的人去改變制度。”
她不反對“女性進入權力中心”的呼聲，卻提醒不要止步於此。她拿出多年來反覆使用的比喻——女性不只是把門推開，還要走進去，重新擺放屋裏的傢具。她犀利發問：有了女部長、女總裁、女校長之後，權力的規則是否真的改變？組織是否因此更公平？如果沒有，“進門”就還不是終點。
從“撐起半邊天”到“數字賦能”的中國經驗
談到中國，蒙蓋拉伕人把“第二故鄉”這個詞用得自然而然。她看見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在産業、科技和決策層中出現，認為“‘半邊天’不只是一句口號，它意味著教育、健康、科技與機會的全面可及”。她的判斷既來自記憶，也來自此刻在北京的所見——“法律與制度在變化，文化也在變化”，她説，“中國的經驗值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然後，她把目光望向更遠：請中國女性把經驗、技術與方法論，和世界，尤其是和非洲女性共用，因為“你們已經走在前面”。
在新的技術語境中，她顯得比很多人更“年輕”。她承認AI和數字化正在加速社會運作，但也提醒——數字空間裏出現了新的不平等，如果女性不被系統訓練、得不到公平的技術教育，“她們會再次被邊緣化”。她強調女性不應只做“使用者”，還應成為“創造者”。她提出一個具體的願景：讓中國和非洲的女性結成實實在在的學習與創新共同體，在人工智慧、資訊技術、生命健康等領域開展聯合研發與互派交流。她堅信，當技術落地時，才會改變生活。説到這裡，蒙蓋拉伕人停頓了一下：“非洲很多地方還在用手扶犁，我希望看到的是拖拉機。”技術越“低門檻”、越“可維護”，它對女性的解放就越真切。
請把“北京”帶回家
説到對峰會的期許，蒙蓋拉伕人用的是“把‘北京’帶回家”這個她最喜歡的説法：會場不是終點，回家才是起點。
關於改變和行動，她對制度的路徑思考得非常具體：議會應該推進必要的立法並確保執行，政黨要把性別平等化納入發展戰略與預算體系，宗教與社會機構應該回到平等的倫理基礎，媒體和學校則負責長期的公共教育，把“平等”意識變成下一代的日常經驗……這聽上去並不宏大，卻也並非易事。她説人們總是問她“什麼時候能完成行動綱領上的願景”，卻不知一切的改變都需要有“時間的耐心”。
當説到對年輕人的期待時，蒙蓋拉伕人的語速明顯輕快起來。“要把學習做到極致，”她説，“也要學會傾聽。”她希望北京世婦會所制定的《行動綱領》能在年輕人手裏發出新的枝葉：數字安全、氣候變化、新技術倫理……“變革遠未完成，它需要接力。”她説很多問題“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但她更想把接力棒交給年輕一代。
採訪的尾聲，蒙蓋拉伕人告訴記者，她在9月剛剛過完八十歲生日，希望還能活到九十歲，看見一個“更平衡的世界”——權力分配的平衡，資源分配的平衡，而達成平衡，她認為需要“分享”，更需要加速“行動”。三十年前她以秘書長之責“催新”世界，如今她以長者之心託付“接力”。
（《中國婦女》、中國網聯合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