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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訪談:科技成果 落地生“金”

發佈時間:2022-12-07 09:26:13 | 來源:央視網 | 作者: | 責任編輯:宋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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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産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作為創新要素最活躍的地方,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一度受困于體制機制和市場對接困難,大量科技成果長期“藏在深閨人未識”。隨著一系列政策法規逐步落實,這個難題正逐步得到破解,如何進一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讓更多創新成果更快走出實驗室,轉化為現實生産力,眾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正積極作為。

  汽車發動機為汽車提供動力,被稱為汽車的“心臟”。在上海通用汽車的工廠,生産發動機零件的高端數控機床,對工藝性能要求極高。


  上海通用汽車動力總成製造工程設備開發工程經理張應淳:“定位精度我們要求達到微米級,一個成年人的頭髮絲大概80微米,意味著我們在頭髮絲1%尺寸的維度下進行精密加工。”

  儘管我國的汽車産量和銷售量都全球領先,但長期以來,由於技術要求較高,在由發動機等核心部件組成的汽車動力總成這個生産領域,高端數控機床大多依賴進口,這也成為我國高端製造裝備“卡脖子”問題之一。如今,這一現狀正在被改變。今年8月,經過一年多的試用後,上海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研發的國産化高端數控機床,在上海通用汽車的工廠開始規模投入使用。

  國産化數控機床的應用不僅成本更低,在當今國際形勢多變的背景下,還大大減輕了純粹依靠進口設備可能面臨的風險。而汽車生産領域的這個關鍵性突破,正是上海交通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的結果。


  上海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專家羅磊:“首先讓我們的初創團隊,能夠合法地從學校獲取智慧財産權,在我們的創業公司裏面進行成果轉化,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2017年,針對前面提到的“卡脖子”問題,上海交通大學啟動專項,收集校內科研人員相應成果,並支援轉化。羅磊等6人研發的15項智慧財産權進入其中。學校決定支援他們創業辦公司,對成果進行工程驗證。而這時,卻遇到了一個大難題:公司要成立的核心技術基礎——15項科研成果的産權,卻並不完全屬於科研人員自己。

  上海交大先進産業技術研究院智慧財産權運營服務中心主任劉群彥:“從事業單位國資管理條例,還有無形資産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來講,學校承擔國家資助的項目,産生的科技成果的所有權歸學校,由學校代表國家持有。”


  學校科研成果屬於國有資産,要求保值增值,但成果轉化卻並不一定能成功。這種風險成了困擾科研人員的“繩索”,很長時間內,都導致了典型的“三不現象”,即不願轉、不敢轉、不能轉。

  劉群彥:“科技成果不轉化,才是最大的損失。焦點問題是怎麼把科技成果屬於學校的部分權利轉讓給老師,讓老師去創業。”

  此種情況下,上海交大決定探索一種新的方式——賦權。把15項科研成果的所有權通過協議方式,作價262.5萬元,學校佔四成,科研人員佔六成,科研人員把學校那部分産權買下,就拿到了科研成果的全部産權,就可以投入到創業公司,吸引社會資本,進行成果轉化。

  劉群彥:“賦權政策實際上是允許採用所有權激勵方式,把部分成果所有權轉讓給科研人員,由科研人員享有科技成果的全部所有權。”

  就這樣,通過賦權,科研成果轉化走出了最關鍵的一步,上海交大智邦科技有限公司得以成立。以公司為平臺聯合各方資源,原始的科研成果一步步實現了工程化驗證,成為了影響汽車行業的真正産品。同時,因為産權清晰,公司將來也可以放心謀求上市等發展新機會。


  為了從根本上激發科研人員的創新、創業熱情,2020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了《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隨後,在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在內的40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開展賦權改革試點。

  國家科技評估中心副研究員武思宏:“相關數據顯示,通過賦權改革實施,這40家單位登記的科技成果技術合同的交易額達到了218億元,同比增長了28%。這樣的數據可以充分顯示,通過賦權改革,極大地激發了科研人員創新、創業的活力。”

  科研人員通過創業,在自己的公司實現科研成果轉化的畢竟是少數。從技術層面來説,科研成果大多産生於實驗室,偏理論,是個“生果子”,但企業面對的是市場,需要上來就能規模化生産的“熟果子”。從實驗室到市場的這個中間階段,對於技術的成熟至關重要,但也最難,被稱為轉化的“死亡之谷”。

  武思宏:“從實驗室階段到工程化,批量小試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過程中,我們的成果可能面臨著缺資金、缺技術、缺人才的困境,不可避免要跨越‘死亡之谷’。”

  在科研成果轉化鏈條中,作為技術供給端的科研機構和人員面臨困境,而另一端,也就是需求端,其中大多數是中小企業,也面臨著自身技術研發受限的尷尬。


  隆達公司是江蘇無錫市的一家民營企業,原本從事銅加工,近年來,轉換賽道進入新材料領域。新領域需要新技術,自己研發一個是成本高,另一個時間慢。技術跟不上,經營風險就很大。

  此種情況下,隆達公司找到了江蘇省産業技術研究院。因為是發展的“真需求”,企業自然“真出資”。江蘇省産業技術研究院與江蘇隆達成立聯合創新中心。以中心為依託打造轉化平臺。一邊對接産業需求,另一邊除了下屬研究所,還聯合相關領域的眾多高校和科研機構組成創新聯合體,針對産業需求的新技術精準研發。眾多科研成果匯集後,還搭建了中試平臺,在上面反覆進行工程化、小批量精準驗證。

  精準研發、精準驗證,現在,江蘇隆達的生産線已經用上了新技術。目前,搭建平臺以産業為導向,打通創新成果同産業的對接鏈,在製造裝備、先進材料、生物醫藥、資訊技術和能源環保等領域,江蘇省産業技術研究院僅在江蘇省內,就已經與200多家龍頭企業建立了聯合創新中心,與國內60多家高校和科研機構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向市場轉移、轉化技術成果7000多項。

  江蘇省産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劉慶:“中試平臺既是研究所的研發平臺,又是高校老師成果的轉化平臺,也是企業進行最終規模産業化的中試平臺。”

  一頭是科研機構,一頭是市場,不僅在技術層面要經過專業反覆驗證,作為一項系統工程,科研成果轉化還有很多專業的事必須要做。比如説轉化前要和所在單位打交道,要了解國資管理、智慧財産權等相關政策法規;轉化後,要市場推廣,乃至投融資等。而這些,對專業能力要求很高,一旦處理不當,甚至會帶來很大的風險,也是大多數科研人員的“弱項”。

  此前,在我國由於很多高校院所受制于編制的局限,用人不靈活,缺少專業的轉移機構和隊伍,一度成為制約轉化的“瓶頸”。現在,這個問題正在逐步得到解決。


  北京理工大學材料學院教授劉金旭,主持了10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成果多、實用性強,很多企業都很感興趣。成果要轉化,什麼樣的方式最合適?基於劉金旭的特點,學校技術轉移中心給出了專業化的建議。

  北京理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主任陳柏強:“他在創新成果産出的高峰時期,直接創辦企業並不是一個最佳選項,我們跟他設計了技術許可,通過對方支付一定的入門費,我們把相關的技術許可對方企業來實施,然後根據産值進行提成。”

  專業建議基於的是專業的服務水準。2015年,新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正式實施,明確指出:高等院校應當加強對科技成果轉化的管理、組織和協調,加強技術轉移機構建設。2016年初,北京理工大學成立了技術轉移中心,同時創新性註冊了技術轉移有限公司。


  中心和公司“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採取市場化運營。依託公司,人員自招、工資自發,成果轉化成功後,收益的10%可以作為機構經費。靈活的用人機制下,包括技術、智慧財産權、投融資、合規風控、項目推廣等20多名技術經理人被招聘到這裡,他們的收入也與業績直接掛鉤。

  “管理”變“服務”,原來的科研人員帶著項目找學校,變成了轉移機構主動深入院係找項目。學校報批、成果路演、與合作單位洽談,乃至公司成立後的智慧財産權佈局、上市準備等等,在北京理工大學專業的機構和技術經理人,為科技成果轉化可以提供全流程的專業服務。

  科技創新需要制度創新的協同。賦權激勵、産研結合、專業服務,在多方探索下,一條條科研成果轉化的“繩索”被去除。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強企業主導的産學研深度融合,強化目標導向,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産業化水準。這為科技成果轉化怎麼更“順”、更“準”明確了方向。在這個總思路的指引下,相信會有更多的制度創新,助力更多的來自學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在促進新舊動能轉換中“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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