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沒有了,到哪兒去進口?——重塑中國"水戰略"

新華社北京１月１９日電題：重塑中國“水戰略”——中國水安全形勢調查

新華社記者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和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加劇，未來我國面臨的水安全形勢將更趨嚴峻，傳統的治水理念和用水方式，已難以適應時代發展要求。以當前的水資源“家底”，如何保障十幾億人口的用水安全，如何撐起第二經濟體的前行步伐？

　　構築中國水安全，需要全新“水戰略”。

從治水到親水　新時期“水之道”浮出水面

“原油可以進口，世界石油資源用光後還有替代能源頂上，但水沒有了，到哪兒去進口？”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４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５次會議上，總書記提出的問題振聾發聵。

中國需要怎樣的“水道”？這是一個時代命題。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體現在人水關係上，就是要從以前的治水、用水，走向惜水、親水、實現人水共生，這是新時期中國的‘水之道’。”中國水科院水資源所所長王建華説。

“傳統的水利發展方式已經難以適應新形勢。”水利部部長陳雷認為，今後要推進水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加快實現從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轉變，從粗放用水向高效用水轉變，從過度開發向主動保護轉變，把綠色發展理念融入水資源開發、利用、治理、配置、節約、保護各個領域。

　　新的“水之道”，是現實發展的必然之需。

每人平均水資源佔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準的２８％，近２／３城市不同程度缺水；２７．２％的河段水質、６７．８％的湖泊水質為三類以下，無法飲用；全國約３０萬平方公里地下水超採……日益凸顯的水安全危機，對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提出挑戰。

新的“水之道”，是人水關係演變的規律呈現。從早期的對抗到利用，再到當下的走向共生，人水關係發生著深刻的演繹變化。

在歷史學家眼中，農耕文明就是一部水患發生史、人水鬥爭史。根據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統計，在１９１１年民國成立前的２０００多年曆史裏，中國共發生水災１６２１次。這期間，人與水的關係中對抗色彩明顯，治理水患成為農耕文明的一大主題。工業革命以來，隨著大範圍水電利用，人水關係演變為人對水的利用關係，在生産力空前發展的同時，也讓水生態系統發生巨大變化，污染加劇、生態惡化等問題逐漸暴露，生態專家一度發出“水利對人有利、對水無利”的感慨。

“當前，人類社會已進入人水和諧共生的新階段，人類與河流的關係應是既要改造和利用，又要主動適應和保護。人類要由河流的征服者，轉變為河流的朋友和保護者。”　北京師範大學水科學研究院院長許新宜説。

“‘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以水定産、以水定城，建設節水型社會’，這是黨中央深刻把握我國基本國情水情和經濟發展新常態，準確判斷‘十三五’時期水資源嚴峻形勢基礎上，針對水資源管理工作提出的指導方針和總體要求。”陳雷表示，落實五大發展理念，必須堅持思路先行，深入貫徹落實總書記提出的“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的新時期水利工作方針，加快從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轉變。

擺脫水之困還原水之美，各地探索哪些“水之術”？

“皮膚一碰到水，就會發癢。”這是浙江省浦江縣浦陽街道轄區水域河長張明凱對浦陽江水曾經的“深刻記憶”。

古有傳説：西施在河邊浣紗，水中魚兒被她的容貌驚艷得沉入河底。這條河就是浙江境內的浦陽江。但前些年，浦陽江卻成了一條觸目驚心的“牛奶河”。

上世紀８０年代起，２．２萬多家水晶加工戶陸續遍佈這座山清水秀的小城，加工的粉末廢物把沿途的支流染成了一條乳白色的河，河中的魚兒死了，溪邊的蘆葦不見了。

浦江人手捧的“水晶飯碗”，難道註定要盛滿無法入口的污水？

“治污水、防洪水、排澇水、保供水、抓節水”，２０１３年，浙江全省啟動“五水共治”行動，全省污染最嚴重的浦陽江成為首個攻堅對象。

開展水晶偷排專項整治；開展六條支流河道清淤疏浚和清理垃圾、打撈河道廢棄漂流物；實施街道１３個村環境衛生連片整治建設；強力推進拆違治污……

浦陽江污水整治是“五水共治”的例證。“共”是關鍵，也是難點。

“從治的內容看，上、下游共治，左、右岸共治，水岸共治；從治的主體看，省、市、縣、鄉、村共同治水，環保、水利、建設、農業等部門共同治水，社會、企業、公眾共同治水。”浙江省治水辦副主任施彩華表示，一定要“一盤棋”，共同部署，系統治理。

如果説“五水共治”是靠外力來實現水資源的保護和利用，那麼該如何釋放水資源管理的內生動力？用好“市場之手”十分關鍵。

在“缺水之都”北京，農民李鳳霞從未像今天這樣感受到水的金貴。

以前種自家的４分菜地，算成本只想著種子、肥料、農具等，從沒想過水。２０１５年，她開始“算計”著澆水。

“過去澆地只收抽水的電費，現在改按方收水費，而且有用水限額。”李鳳霞説，竇店鎮河口村分配給她８０立方米的年用水指標，以後用水得更節省。

這一變化源自房山區農業水價綜合改革試點，涉及包括河口村在內的１１個村２．１萬畝井灌區。房山區水務局農水科科長于佔成説，農灌結束後，對限額內節約的水量進行獎勵，限額內的水量每節約一立方米獎勵１元，用水戶的節水積極性被調動了起來。

水是公共産品，水治理是政府的主要職責，但政府主導不是政府包辦。充分利用民間資本、優化對水資源的配置等探索，已在一些地方紮根發芽。

安徽省定遠縣引入民間資本治水已近１０年。記者在該縣永康自來水廠看到，車間內幾臺大型自動化凈水設備正不間斷生産自來水。該廠日供水２萬噸，受益群眾２萬多人。

水廠總經理朱從軍説，該廠總投資５０００多萬元，國家和個人“四六開”，政府財政控股，但不參與盈利和分紅，盈利全部歸社會投資者，社會投資者擁有所佔股份的産權。

定遠縣全域化規劃佈局自來水廠選址建設，每個片區只準建設一個日供水３０００噸以上的自來水廠，並將各水廠供水範圍特許經營權授予其社會投資主體。“這樣既避免了政府多點重復無序建設，又考慮到了自來水廠長期運作和生存問題，保證了社會投資者風險最小化。我平均年純收入可達１２０多萬元。”朱從軍説。

“定遠縣農村飲水安全工程資金的三分之一來自於社會資本，既緩解了地方財政壓力，又培養了一支專業隊伍來長期運營自來水廠，政府只需加強監管和穩定水價。”定遠縣水務局副局長唐全勝説。

截至目前，定遠縣已有６０多萬曾經飲水不安全的群眾喝上了乾淨、衛生的自來水。

好模式正在各地推廣。在北京、福建、廣東、雲南、海南等地，積極建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探索通過特許經營、股權投資等形式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水利工程建設運營。

落實最嚴格水資源管理，還需要出臺哪些“水之策”？

以水定産、以水定城，説起來容易，落實起來難度不小。

河北，我國水資源最匱乏的省份之一，地下水超採嚴重。同時，河北又是我國十三個糧食主産區和旱地糧食作物重要供給區之一，用水的７０％來自地下水，其中地下水的７０％多用於農業灌溉。

“一方面國家這兩年投入鉅資在河北壓采地下水、保生態，另一方面農業部門要求出産量。在生態問題突出、國家糧食産量充足的前提下，能否適當核減河北一些地下水超採嚴重市縣的糧食生産任務？”河北的基層幹部向記者反映。

“以水定産、以水定城，就是有多少水幹多少事。目前水資源承載能力剛性約束有待於加強。”許新宜呼籲。

最嚴格水資源管理，是近年來我國嚴格管水的亮點。具體來説，就是將用水總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區限制納污“三條紅線”控制指標和階段性管理目標逐級分解落實到省市縣三級行政區，各省區市建立由政府主要負責人負總責的行政首長負責制。

“‘三條紅線’能否真的成為‘高壓線’，還需要強化考核結果的運用，使考核與地方官員‘官帽子’真正掛鉤。水問題成因複雜，‘九龍治水’治得好，必須要地方一把手重視。”在採訪中，一些地方幹部説。

價格是市場機制的核心。目前，能夠反映水資源稀缺程度的水價機制還不健全，造成“水龍頭擰不緊”。

“農業用水佔６０％以上。現在全國農業水費平均每畝地９分錢，只是成本的１／３，而且實收率不到一半；投入５到８元錢節約一立方米水，而水費才省１毛多錢，一畝地按３００立方米水來算，才節約幾塊錢，市場積極性不高。”業內專家對記者説。

在城市生活領域，目前，我國在２９個省區市的３２１個城市已建立居民階梯水價制度。有專家指出，在一些城市，由於第一階梯水量設置得過多，市民節約用水的積極性並不高，水價制度只是“看起來很美”，必須切實推進水價改革。

此外，對水的治理，還要系統發力。

“水與土地、山林不同，水是流動、迴圈的，水問題的解決必須遵循其流域性規律，在流域層次上建立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水利部水利水電規劃設計總院總工程師朱黨生説，協調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地表水和地下水關係，統籌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節約保護、防洪減災、水污染防治和生態修復等需求和目標。

“水生態保護和修復，要從局部區域和河段向區域和流域尺度轉變，從傳統水利工程向生態友好型水利工程轉變，從行政推動向立法、技術及標準制約階段發展。”朱黨生表示，嚴格水生態空間管制，留足河流、湖泊及河湖濱帶的保護範圍，開展退耕還濕、退養還灘，構建生態水網體系，實施河湖水系連通。

專家呼籲，提高流域機構監督執法地位，推進以流域為單元的綜合管理；協調生態環境保護及其經濟利益之間的分配關係，加快建立流域水生態補償機制。（執筆于文靜、王宇、熊爭艷，參與蔡敏、周楠、郭雅茹、吳鍾昊、劉羊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