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城鄉建設經濟系主任、著名經濟學家陳淮：城市發展與生態文明

陳淮：謝謝大家！我有點惶恐，今年剛剛過去的夏天有一個新的時尚，女孩子流行超短裙，超短褲，為了保證後面的議程，我決心讓我的講話也順應這個時尚，像女孩子的裙子一樣，越短越好。

陳淮：我們今天有兩個關鍵詞，一個叫“城市發展”，一個叫“生態文明”。剛才的VCR給我們展示了很多模範、標桿，但是我很遺憾的説，在這個裏面，回歸農業文明的時候才是生態。我們國家對今天這兩個關鍵詞還非常生疏，沒有經驗，積累不足，這是我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短板。我們了解城市，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積累，是建立在你織布，我耕田，你挑水我澆園，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男耕女織這樣的農業文明基礎上。北京城剛剛建立的時候，我們對城市的認識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共産主義最高的理想就是住樓上樓下。為了向老百姓説明什麼叫共産主義，在北京城曾經建過三座共産主義大廈，大家可能不知道。現在還有兩座保留著，在東直門那個被拆掉了。共産主義大廈，我們當時選了270多戶最具共産主義覺悟的家庭住在這三座樓裏頭。

這三座共産主義大廈有什麼特點？家家戶戶沒廚房。為什麼共産主義不要廚房呢？因為共産主義吃飯不要錢，滿大街的飯館，推門就進，坐下就吃，摸嘴就走。我們曾經對城市是這樣認識的。在以後我們要把城市當成大工廠來建，我們有很多像北京，老工業基地，以為建城市就是建工廠，建一條鐵路專業線，鐵路基本是工業區。從這樣的城市認識發展而來的，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城市的認識。

比如今天到會場，我在蓮花橋上盤旋了四圈，不知道怎麼進來。西客站這個區域的交通規劃，建設品質，業態佈局，坦率説，是我們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一蹴而就的、匆匆而就的、粗糙的一個極端表現。當時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主要領導説，我在延慶縣當領導的時候，長途汽車站是最好做生意的地方，北京西客站準備作為遠東最大的軌道交通集散中心，怎麼能不做生意了。現在北京站，拿著大包行李的乘客，都必須從熙熙攘攘的攤位中走過，我們是這樣發展而來的。

北京有140多個立交橋在四環以內，我們曾經對國外的交通規劃評價，你看美國人沒有文化，建的立交橋一點沒有想像力，全長一個模樣，看我們北京的立交橋，有的從高空往下鳥瞰像蜻蜓點水，有的像奔馬奮蹄，有的像振翅蝴蝶。我們知道城市立交橋最主要的功能，不是讓兩千多萬北京市民坐上氣球，從空中鳥瞰，最大的功能是提高通行效率。怎麼就提高了通行效率了呢？它的重復率高，通行效率也高，每個司機作為交通參與者，上橋的時候觀察一遍標誌，這個橋轉彎的規矩學會了，後面99個橋都不用學了。如果一座橋跟一座橋不一樣，每個交通參與者每過一次橋都重新學習一下這個交通效率，可以想像它通行效率如何能高？

當然，我們今天這麼短暫的時間，要想把我們對城市認識説明白，那是很困難的。生態文明，人們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包括主流媒體在內，頗有一些聲音，認為我們今天的生態問題和資源問題是因為城市化進程太快了，人口太多，向城市聚集的太多了，我們應該回到毛主席那個時代，錯了。我們的生態矛盾並不是起源於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的發展，實際上農耕文明的時候，就已經沒有建立起生態平衡的經濟體系。遠的不説，向荒山要糧，向湖泊河流要糧，向沙漠要糧，以糧為綱，這樣的生態系統何以能夠建立平衡？我們和自然的索取與自然的交換，在沒有辦法實現平衡的情況下，在那個時候已經大規模的出現了人類生活經濟體系與自然的、與環境的失衡，我們是在一個農耕文明就嚴重失衡的基礎上來開拓我們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這就是我們的現實。所以，不要輕易的把生態問題和資源問題歸結于城市，恰好相反，城市的資源利用的集約體系，城市是節約利用資源，集約利用資源，集約推進科學技術發展，以及共用基礎設施的一個系統。

講到城市與生態平衡這個大的話題，大概得講到明天早上才能講一個序言。我只有20分鐘到30分鐘時間，就主要説一説當前面對的一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主要思路。

中國的城市化已經走過了一個偉大的歷史進程，我們正在把一個幾千年大多數人住鄉下的民族轉變為大多數人住城裏的民族。在摸著石頭過河，跌跌撞撞的過程中，儘管走了很多彎路，但是我們的確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不像有些媒體説的，中國過去二十年的城市化就是房地産化，很多記者問我，陳老師，你説我們今後的新型城鎮化怎麼防止房地産化？錯了。深圳一座新城的崛起，有了對外開放的窗口，有了國民經濟新的增長帶頭地區，更重要的是有了一個向新體制轉變的改革試驗區，這怎麼是房地産化？我們浦東新區的開發，帶動了長江下游15座城市的共同發展，我們有了中國第二個國民經濟增長帶頭地區，這怎麼是房地産化？我們今天能夠實現數億人實現了溫飽，中西部幾千萬農民家庭實現了脫貧，在城市中經商務工的農民工超過2.7億人，這是對人類的貢獻，對歷史的貢獻，對民族的貢獻，這不是靠減免農業稅費，或者農村直補就能實現的，這是城市經濟發展的成就，這怎麼是房地産化？把它歸結為房地産化是一種誤解。

中國正在向城市文明進軍，我們想不想讓中華民族成為世界最強大的民族，我們有多少産業擁有最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有一天我們用不著擔心黃岩島、釣魚島的問題，也無須討論航空母艦的問題；我們想不想讓13.8億中國人，7.5億中國城鎮人口都過上比美國人還闊的日子，到那個時候人人都住好房子，大房子，用空調，開私家車，想住別墅就住別墅；我們想不想根本解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矛盾尖銳突出的根本根源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我們想不想克服老天爺給我們留下的一個心腹大患，叫資源匱乏。諸位上小學，老師教過你一個成語叫地大物博，回家告訴你兒子，寫這個成語的時候要把“博”換成“薄”才符合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

我們所有這些難題的解決，唯有一條路才管用，那就是堅定不移、積極穩妥的推進城市化，城鎮化。唯有這樣一個強大的物質基礎，我們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的經濟大國和強國，我們靠“小米加步槍”打日本鬼子那個年代過了，我們正面對城市固定資産大規模累計與形成時期，在這個時期的國民經濟分配中，就如同一個農民走向脫貧致富的過程中，先要購置小四輪，給自己家蓋棟更好的房子，然後蓋起新的廠房，組織更多的人力，是一個固定資産形成時期和我們不可避免的要走過這樣一個階段。

城市不是一天建起來的，具體説，如果説到城市化，必須要討論的問題太多了，城市的管理，城市的減房災，城市農民工進城的福利化、資源均等化覆蓋問題，城市體制改革過程中的打破城鄉戶籍壁壘，城市的就業問題等諸多。

我重點説和城市建設有關的四個問題：

第一個趨向，調整城市結構。這是從“十二五”規劃的中期，特別是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明確提出的堅決抑制特大超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和進一步擴張，又讓更多人住城裏，又不允許住到北上廣深的特大城市中去，積極加速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鎮。這就叫調整城市結構。我們前屆政府調整了十年的房地産問題，房價問題，其實是人口過度向城市集聚帶來的問題。大家都想住到北上廣深，無論如何住不下。我們必須得像剛才這些標桿城市和區所演示的那樣，讓這些城市縮小和北上廣深發展的差距，成為人口聚集的新的集合點，成為經濟區域的中心城市，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協調發展，我們才有可能。

2014年3月17號，國務院發佈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裏面提出我們目前核心市區，也就是建成區人口超過1000萬的城市現在有7座，超過500萬到1000萬的現在有10座，這17座城市未來將嚴格限制進一步擴張發展。我們還有111座，300萬到500萬人口規模的城市和136座100萬到300萬人口的城市，還有140多座50萬到100萬的人口城市，這200多座城市，將是中國基於21世紀第二和第三個十年，房地産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産業發展的主戰場。

第二、不要輕易的講什麼“鬼城”。20年前，浦東新區被人稱為“鬼城”，一直到浦東開發十年以後，2002年上海市政府出臺的政策是鼓勵外地人到上海買房，給藍印戶口。你兒子可以在上海參加高考，將來退休可以享受上海的福利，那也沒人買。2002年號召上海市民買房子，説買房子款可以抵扣個人所得稅應稅收入，將你過去相應的收入繳的個人所得稅退給你，或者未來的收入不用繳個人所得稅，那也不買，契稅減半再減半也不買。一個新區的培育是需要時間的，有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的發展是很自然和正常的，中國的城市化可能有些城市的確超越了客觀規律和其他地區發展的實際情況。但是，總體説，我們今後的新型城鎮化還需要建新城。我們從浦東開發以來，國家級城市新區，一直到2013年批准了6座，但是從2013年到現在新增的11座，新城區建設仍然是中國城市化一條必走、應走之路。

第三、老城區改造。如果我們注意到，保障房建設這個説法，我希望媒體以後在採訪專家的時候用一個新詞叫“棚改房”，目前老百姓的實物型保障房已經不是2011年“十二五”開局時候所説的3600萬套保障房的簡單重復和發展了，而是從新的保障房，平地起新保障房那個階段，發展到棚戶區改造。2011年3600套保障房當中包括棚戶區改造，但是那個時候的“棚改房”專指老工業基地，大型國有工礦企業，農林牧場，員工集中居住區，城市中老舊危房連片改造，不享受棚戶區改造的政策。但是，從2013年末，特別是2014年以來，2015年正式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保障房建設的重心是棚戶區改造。大家如果注意到，今年2015年我們建設560萬套保障房，其中380萬套是棚戶區改造，這不光光低端保障房如何建設及其構成變化，而是我們的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居室之一，是以老舊城區和新城區建設並進的改造為中心。

第四、特大城市功能疏散，成為新城城鎮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在未來五年，和兩個五年左右的週期內，北上廣深等這些城市，城市功能重新分區，以及基礎設施的大力發展，可能是我們一個重要的發展所在。大家最近注意到，北京市政府的行政機構要往通州新區搬這樣一個説法被媒體炒熱，的確可能由此一時。但是，我們需要疏散的功能遠不止於此，京津冀這個概念被重視了十年，但是現在我們説的京津冀戰略和以前是不一樣的。這次包括了張家口、保定、石家莊等，京津冀的“冀”這個概念外延大大延伸了。不再是以把天津濱海新區建成北方的經濟中心這樣一個目標，而是以北京為中心，疏解特大城市功能為核心。這是我們新型城鎮化中的一個新特點。

最後，順應剛才專家提到科學技術進步和基礎設施建設問題，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的確有了一定的規模，但是今後我們可能還需要大規模的建，而不是小規模的建，慢慢的建，基礎設施需要超前性，至少需要超前二十到三十年，這才是科學的發展，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今年國務院常務會有一個決定，要大規模在大中城市中興建地下城市綜合管廊，這是我們過去幾年痛定思痛，到城裏去看海，對霧霾頻發，對交通擁堵，對老百姓宜居城市的不斷下降的一個重要的反思。我們的市政管廊的建設，大家可以理解，像巴黎、倫敦這些歐洲城市，從建成起人們就懂得挖一條溝，在上頭再建城市，我們今天才開始注重到完善這樣的設施，顯而易見，這個市政管廊的投入、建設週期、建設規模不亞於我們在過去十五年中如火如荼的地鐵建設。關於基礎設施超前性，這個客觀必要性有機會我們再論證。但是我們新型城鎮化一定要建設在超前性，國際化的目的之上，我們才有新型可言，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