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賀鏗：中國當前經濟問題和宏觀調控談

賀鏗：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參加這次論壇，並且讓我們就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和宏觀調控談一點個人的意見。關於這個問題，實在是有點不大好談，對於近一兩年中國的經濟，應該説我是一個相對謹慎的、樂觀的人。可是近幾個月，我感覺到我的謹慎和樂觀可能有一點問題。我正在向一個比較擔心的態度變化，我想談以下幾個觀點。

經濟下滑是從2010下半年開始的，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已經快五年了，應該説它應該是進入到好轉和上升期。國際上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當然唱衰我們的比較多。前四五年就有，那是個別的，現在人數越來越多，他們有的是故意要唱衰我們，有的真是在研究一些問題。所以，對於他們研究的觀點，使用的數字，有許多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那麼，經濟下滑四五年還沒有好轉，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很好的去思考。很可惜，我們對這個問題沒有深入的研究。就此我談一談我的觀點，也許未必是正確的，謹作為一家之言，給大家做個參考。

第一、談談我們經濟下滑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改革開放36年來，我們的經濟應該是很長時間都是快速的發展，而且比較健康，但是，現在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認為我們的下滑是慢慢下滑的，2010年下半年開始下滑，2011年就降到9.3%，2012年降到7.8%，到2014年7.4%。在這個過程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度的投資，由於過度的投資破壞了分配結構，就使得我們越來越不足，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我們實行積極財政，到現在已經18年了。這種積極的財政，而且伴隨著寬鬆的貨幣，嚴重的扭曲了GDP分配比例。GDP的分配比例是有它的客觀要求。全世界182個國家和地區，GDP中國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資本形成，一部分是最終消費。最終消費率在全世界平均65%，有的高於65%，有的略低一點。我們1997年GDP當中的最終消費率是62.9%，與世界平均數接近，應該説還是較正常的。1998年實行積極財政之後，一直到2010年開始進入下滑的這一年，我們的最終消費率降到45.5%。比世界平均水準低了19.5個百分點。在這樣一種扭曲的分配比例關係之下，經濟怎麼拉得動，為生産而生産，為GDP而GDP。

那麼，最終消費率為什麼降到45.5%。最終消費分稱三個部分，企業消費、政府消費，而主要部分是居民消費。我們的企業消費跟世界的比例差不太遠。十多年中，也沒有多大變化，我們的政府消費比世界一些國家高了一點，高的也不很多，一兩個百分點。十幾年來，也沒有多大的變化，主要降的就是居民的消費。居民的消費為什麼會降的這麼多呢？因為居民的收入增長率低於經濟增長率3到4個百分點，我們在高速增長的那些年當中，經濟增長在11%到12%，我們的居民收入增長7%、8%。低3、4個百分點。這個低就説明瞭，我們創造的財富應該分配給勞動者的沒有分足夠，你沒有足夠，而消費購買力它是以收入為基礎的。收入增長不快，購買力就不強，消費增長就慢。

第二個方面，經濟增長還有一個重要的拉動，就是外需。我們的外貿到今天這個狀況，不僅僅是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們的影響，我們的貨幣政策過多的升值，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外貿不行、內需不行，你就是想GDP增長快，那怎麼增長快？一開始我們只是説我們的産能過剩是結構性的，只是鋼鐵、水泥這些過剩。現在看來，我們的産能過剩是全面的，由於需求跟不上，只有過剩。所以，這是我們經濟為什麼走向下滑這麼一個原因。分配結構扭曲了，分配結構的另一部分是居民的收入分配也扭曲了，差距越來越大，我們的收入基尼系數在世界上是僅次於幾個像巴西這樣最高的國家，他們比我們略高一點，我們比美國、印度、俄國都高。居民的分配不均衡，差距大，這在經濟學上有一個定理，越不均勻，增加的收入用於消費的比例就越小。越均衡，增加的收入用於消費的比例就越大。

所以，我們雖然本來居民收入的增長就低，現在低的這一部分它用於消費的比例還小。因此，我們東西賣不動。這是問題的實質，我們得正視這個問題，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太著急，我們許多問題的加重都是引到急處來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們有一定的影響，採取一定的措施也是必要的，凱恩斯擴張很嚴重，當年的8%、9%沒有保住，2008年美國出現金融危機，應該説對我們的影響是間接的。我們又著急，一直説要“雙防”，防經濟過熱，防通貨膨脹，一下來了個四萬億，急得很。

近幾年，本來我們新的一屆政府不應該急了，但我認為還是急了。我們在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財政投入、貨幣的寬鬆比四萬億更四萬億。所以説，又急出了更多的問題。拿貨幣來講，2007年，九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人行簡直急的跳，説現在是流通性氾濫，要防止嚴重的通貨膨脹，要減少外貿的規模。現在我們的外匯儲備到36000億美元，它現在不説流動性氾濫了，而是流動性不足，也不説嚴重的通貨膨脹了，而是通貨緊縮。

所以，我們的經濟理論對於中國的分析非常的混亂。也沒有一個認真的去討論這個問題的機制。所以，我們的宏觀調控政策出現了盲目性，甚至是相反的，使得我們形成的問題解決不了。我們搞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的建設，都説好，我也説它好，高速公路都修復了，高速鐵路都修復了，機場高速都建了，多好啊。有人説，我們這些比美國還少了。但是，美國是在什麼經濟水準下，經過多長時間打造的現在這麼一個水準？我們的經濟水準是個什麼樣？超前是不能太超前，這是經濟規律，因為經濟規律投進去，它的回收期很長很長，有的根本不能回收，像北京的地下鐵路，其他許多城市的地下鐵路，那是收回不了的。我們的高速公路，收費這麼高，一公里平均四毛六分錢虧損的。據我所知，我們的高速鐵路沒有一條是盈利的。我們的支線機場，沒有一個是盈利的，都是地方財政補貼。經濟怎麼能這樣幹？古時候有一句話，“一橋修不起，成一個金鑾殿了”，你得慢慢的，不能太著急了，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脫實向虛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沒有實體經濟和科技的創新，沒有在這個上面下工夫。説的多，實實在在的措施少，做的少。實體經濟沒有很好的去做、去抓。那麼，這個錢就往虛擬的方向跑了。所以，脫實向虛，現在是銀行想通過股市去賺錢，基金公司想去多賺錢，我們的企業也去賺錢，實體經濟不搞，大家都想通過一個平臺去賺錢，賺誰的錢呢？錢從何而來呢？所以，脫實向虛的情況很嚴重。資訊産品的消費、電子商務、“網際網路+”、房地産、股市等等這些東西它是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企業家去管的。這個手機不能天天換吧，資訊産品，人家需要換商家生産出來的，他自己就賣出去了。“網際網路+”，網際網路是一個工具，它能夠解決生産四個環節當中兩個環節的問題，就是交換流通，提高效率。生産還是要靠科技，這是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環節。科技水準上不去，好的産品製造不出來，也提不高生産力水準。

所以説，不抓實體經濟，實體經濟“空心化”的情況不解決，經濟是很難好轉的。美國的教訓，人家美國人懂得，美國要重新抓實體經濟。奧巴馬前幾年一個企業家回到美國去生産，他在白宮接見他，因為你回來，我實體經濟回來了，我就是要加強實體經濟。因此，我們要想一想怎麼辦？

最後，談談我的政策建議。第一、實行穩定的財政政策和靈活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可以一味的擴張下去，貨幣政策也不能老是放水，要相對穩定，也要靈活。穩定的財政政策，靈活的貨幣政策，這是美國上個世紀治理它的經濟滯脹的一條根本經驗。美國由於實行“凱恩斯主義”政策，從60年代到70年代，前後13年的經濟滯脹，裏根首先把凱恩斯主義的顧問班子辭掉，吸收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者作為顧問，轉換思路。然後實行了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相對積極的貨幣政策，這才出現了克林頓八年的輝煌，克林頓八年是裏根前面做的工作，他這個時候出現了好的經濟，這是戰後美國最好的經濟情況。所以，要在這個方面進行調控，要認真的整頓我們的金融秩序。

第二、適度的壓縮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規模，認真的消除房地産泡沫。我為什麼提適度呢？我認為經濟發展得慢慢的，不能著急，得慢慢的控制，讓資本形成的這一部分慢慢的減少，最終消費的那部分慢慢的上升，最後達到一個合理的比例關係，一味的擴大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建設規模，這是不行的。房地産泡沫是明顯的，現在也不需要爭論了。我們現在不是要繼續刺激房地産上升，而是要慢慢的把這些泡沫擠出來，讓它回到健康發展的道路上去，不能太著急了。

第三、要減少生産型國有企業的比例，創建、扶植技術研髮型的國有企業。全世界的國有企業效率都不高，中國也不可能特殊。所以，生産性的國有企業要慢慢的把比例降下來，科技研究型的國有企業要創建，要扶植。對於這樣的國有企業，我們並不需要賺多少錢，而是要讓他們把新的生産方法，新的技術創造出來。

現在大家都沾沾自喜，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什麼好喜的？當年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德國的時候，它是什麼情況？最明顯的，第一它的每人平均GDP跟美國是相當的，我們的每人平均GDP排在182個國家和地區的第82位，它的每人平均收入超過美國的每人平均收入，我們現在的每人平均收入才在86位。日本的産品出口的、自己消費的基本上都是日本的産品，我們出口的産品，我們身為汽車生産大國，有哪一台好的汽車是中國自己的汽車？我們冰箱的水準能比上日本的水準嗎？我們的手機在進步，華為還是不錯的，但也趕不上其他國家。

創新不行，科技不行，這個國家的經濟是沒有保證的，真正的生産力水準是上不去的。因此，我主張，把那個減下來的錢支援創新型的國有企業，讓他們做研究，研究出來就成功了。

第四、繼續加強結構性減稅，建立財政性創業基金。結構性減稅這也是美國治理滯脹的一個重要經驗。不減稅，供給學派的基本理論又是供給創造需求，你不把企業扶植好，發展起來，這個經濟好不了，就業也好不了。所以，要實行結構性減稅，讓多數的企業能夠活得下去。還要建立財政性的創業基金，扶植萬眾創業。崇信為了擴大就業扶植，促進小企業的發展，他拿出幾個億的財政，哪一個人辦企業，小企業，只要有三個人，就給你三萬的支援資金，三到五年不收稅。這個很有氣魄，這個事情已經三四年前了，當時我聽了很振奮，很感動，覺得很不錯。不僅崇信要這麼做，全國大多數地方都這麼做，才能重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第五、加快財政稅，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力度，逐步的縮小居民收入的差距。縮小居民收入的差距靠什麼？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稅收調節，一個是最低工資標準，所以要加強財産稅，個人所得稅的改革，縮小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真正形成比較多，比較應試的中産階級，這個社會才健康，全面小康也才能真正達到。

最後，加強農業現代化和小城鎮建設，認真發展縣域經濟。在這個問題上，我本人有很多話要説，因為時間的關係，就不一一展開了。我們的城市化，前些年是重視大城市，北京、上海不斷的擴張，廣州、深圳不斷的擴張，許多省會城市都提出要建設國際性大都市，下面的縣域經濟沒有幾個省搞得好的。這怎麼發展？怎麼全面小康？人家的經驗我們要吸收，歐洲工業化那個時候，形成了一個“大倫敦”，馬上出了問題“霧都”，要建設田園化城市，小城市。德國那麼多人口，在19世紀末工業化就達到了，現在的城市化水準是95%，只有5%的農業人口。95%的城市人口，2/3都住在兩千人到十萬人的小城市上。一百多萬到兩百萬的城市只有三個，大於兩百萬的沒有。我們為什麼放棄廣大的農村的城市化問題，一定要讓那些剩餘勞動力，背井離鄉，一到過春節的時候，上億的人去搶一張火車票，怎麼能搞成這樣的情況呢？為什麼不能就地城市化，建立真正的山水城市，保護好我們的環境呢？

日本的城市化是和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的，前後搞了30年，它的新農村建設就是小城鎮化，就是農業的現代化，農村不加快現代化，我們更多的勞動力轉移不出來，城市化水準提不高。有人説，你要那麼多城市人口乾嘛？這是現代化的標準。現在發達國家哪一個不是90%以上的城市人口，也是工業化的標準。鄧小平提出“2050年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中等發達國家，學界一致認為南韓和中國的台灣省在中等發展，這兩個地方的城市發展水準，前些年我沒有注意，這兩年都是85%。我們現在真正的城市化率了不起36%，我們統計局公佈的53%點幾，54%，那不是真實的城市化。因為城市流動人口有兩億六千三百萬，他們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享受不到城市的社會保障，孩子上學阻礙也很大，多數人沒有自己的房子。這是什麼城市化？所以説，一定要進行綠化城市的發展，我建議各位放在小城市發展，讓我們廣大的剩餘勞動力，能夠就近就業，在家裏頭就業，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才能解決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問題。

最後，祝會議圓滿成功，祝大家身體健康，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