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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獻東談三國文化:曹操、關羽與許昌

聯盟中國union.china.com.cn 時間: 2012-05-04 來源: 中國網河南頻道 

説三國,離不開漢魏;説漢魏,離不開許昌;説許昌,離不開曹操和關羽這兩個歷史人物。

三國時期,曹操、關羽皆為人傑。曹操雄踞許昌25年,外定武功、內興文學、治軍理民、屯田積谷、廣攬人才、東征西討、克平群雄、抗擊吳蜀,為最終實現“三分歸一統”的宏圖霸業奠定了堅實基礎。“三曹七子”創造出的慷慨悲涼、剛健沉雄的“建安風骨”,使建安文學開啟了中國文學史的新篇章,使許昌成為三國時期的文化中心。

而關羽的成名與曹操也息息相關。關羽的功績,人們常常説是“頭枕洛陽,身臥當陽,功在許昌”,許昌的春秋樓、灞陵橋就是見證。筆者認為,正是許昌,成就了曹操和關羽。

許昌與曹操

曹操是東漢末年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卓有成就的詩人,也可以説是漢末三國最傑出的人物。在政治軍事方面,他南征北討,剷除眾多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國北方大部分區域,並實行一系列政策恢復經濟生産和社會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國的基礎。文學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動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代表的建安文學,史稱“建安風骨”,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不難發現,曹操一生的主要功績,都與許昌有著密切的聯繫,應該説曹操有效地利用了當時許昌的天時、地利、人和。

許昌的天時。靈帝中平元年(西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黃巾軍人數眾多,聲勢浩大,統治階級因而誣稱之為“蟻賊”。起義初期,黃巾軍的主力分散在巨鹿、潁川、南陽等地,他們各自為戰,攻城奪邑,焚燒官府,掃蕩豪強地主塢堡,取得了很大勝利。潁川黃巾軍打敗右中郎將朱儁,並將左中郎將皇甫嵩圍困在長社(今長葛)。於是,各地豪強地主也紛紛起兵,配合官軍鎮壓起義軍,曹操官拜“騎都尉”,參與到了“討潁川賊”的鬥爭中。《資治通鑒》中記載:“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這裡需要説明的是,東漢末年的潁川郡就是今天的許昌。天時正是指東漢末年的社會局勢資源,許昌恰在黃巾起義的中心地帶,如果當年的黃巾起義不在中原地區,曹操就不見得可以順利起家,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了。

許昌的地利。古人云:“得中原者得天下。”綜觀中國地形,中原乃中國的中心,許昌恰為中原的中心,地理位置在當時交通並不發達的時期顯得尤為重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正如《史記·韓信列傳》在談到韓信被封為韓王時所雲:“潁川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可見許昌當時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許昌又處平原地帶,土地肥沃,歷來為糧食主要産區。在各路諸侯紛爭的三國時期,許昌無疑是一塊寶地,曹操也恰恰選擇了這裡。

早在初平三年(西元192年),曹操的謀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的戰略性建議,曹操深以為是。建安元年8月,曹操親至洛陽朝見漢獻帝,隨即迎其遷都許昌。從此,曹操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優勢,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漢魏時期,社會生産遭受嚴重破壞,出現大饑荒。這一時期,糧食供應成為各軍事集團最大的問題,因軍糧不足而無敵自破者不勝枚舉。建安元年,曹操採納部下棗祇等人的建議,利用攻破黃巾所繳獲的物資,在許下募民屯田,當年即大見成效,得谷百萬斛。於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設置田官,興辦屯田。屯田有效地解決了曹操集團的糧食問題,所以曹操説:“後遂因此大田,豐足國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

在興置屯田的同時,曹操採取各種措施,扶植自耕農經濟。針對當時人口流失、田地荒蕪的情況,曹操先後採取招懷流民、遷徙人口、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檢括戶籍等辦法,充實編戶,恢復農業生産。此外,曹操還陸續頒布法令,恢復正常租調製度,防止豪強兼併小農。建安五年(西元200年),曹操頒布新的徵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確:“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曹操前後實行的這一系列措施,使瀕於崩潰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這成為曹操集團的雄厚經濟基礎。通過採取以上措施,曹操統治區的農業生産迅速恢復,這是曹操在經濟上的一大成功。曹操在許昌的一系列舉措,包括毛澤東也給予了頗高的評價:“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産,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

迎帝都許和在許昌恢復農業生産是曹操得以成功的兩個重要條件,這當然也與曹操選擇許昌作為他的政治、經濟中心有必然的聯繫。

許昌的人和。曹操“唯才是舉”的思想,招來了數量眾多的士人,形成了人才匯聚、共創大業的鼎盛局面。這些人才要麼是直接投奔曹操,要麼是因為在別處懷才不遇轉而投靠曹操。不管是哪種情況,曹操都是來者不拒。這樣,許昌就成了眾多有志之士心嚮往之的最終目標。當時的許昌人傑地靈,在曹操先後三次發佈《求賢令》期間,就有許昌的荀彧、荀優、荀悅、陳群,禹州的郭嘉、棗祗、趙儼、戲志才,長葛的鐘繇等人投奔。這些人才華橫溢,為漢魏大業和建安文學的繁榮立下了不少功勞。誠如馬寶記先生在《從潁川士人際遇看曹操用人思想》一文中的觀點:“潁川士人在曹魏集團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曹操平定北方的歷史進程中,潁川士人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征伐翦討,還是運籌帷幄;也無論是開荒屯田,還是治理一方,這些潁川士人都表現出了極高的水準和極強的能力。”

當今社會,大家都知道人力資源是第一生産力,誰掌握了更多的人才,誰就會取得成功。曹操有效地利用了許昌的人和資源,可以説是他成就大業的最重要條件。

有了在許昌的基礎,曹操先後戰勝了袁術、呂布、張繡、袁紹、劉表、張魯、馬超等割據勢力,基本統一了北方,終成就了一方霸業。儘管曹操一生沒有稱帝,但是在他病逝後不久,魏王曹丕自立為皇帝,國號大魏,追尊曹操為魏武皇帝,廟號太祖。

許昌與關羽

關羽本是三國時期蜀國的一員戰將,死後卻備受民間推崇,又經歷代朝廷褒封,被人奉為“關聖帝君”,佛教稱為“伽藍菩薩”,尊稱為“關公”,被後來的統治者崇為“武聖”,與“文聖”孔子齊名,最後被封為“蓋天古佛”。在《三國演義》中,有“千里走單騎”、“土山三約”等佳話。關羽留下的“忠、義、勇”精神,為歷朝歷代所推崇。事實上,關羽的“忠、義、勇”精神,主要是發生在許昌這片土地上,借助曹操而展現出來的。

曹操接納並禮待了關羽。曹操是個禮賢下士、愛才惜才的典範,他對關羽的欣賞與愛戴更是非同尋常。當劉備兵敗,關羽被圍土山,張遼勸降,關羽有“土山三約”。關羽這“三約”,哪是降者之約,實是勝者之規。然而求賢若渴的曹操從見到關羽那一天起,就愛他是個人才,總想為己所用,所以這三條對曹操來講極盡苛刻的條件,他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並“出轅門相接”,“關羽下馬入拜,曹操慌忙答禮”。接下來,曹操為了留住關羽,在許都更是給他充分的厚愛:賞賜宅第,封侯授官,賜馬賞金,奉為貴賓,給了關羽足夠的榮耀,而這些可以説是為關羽的“忠”和“義”做足了鋪墊。

在許昌期間,關羽不為榮華富貴、高官厚祿所動,心中始終惦念著義兄劉備,始終“身在曹營心在漢”。他為避嫌,將曹操賞賜的宅第分為兩院,兩位皇嫂居內院,自己住外院,晨夕問安,不越雷池,夜讀《春秋》更是傳為千古美談。如今的春秋樓,可以説是那段歷史的最好見證。

曹操踐諾並成就了關羽。關羽後來得知劉備下落,便封金挂印,修書請辭。曹操為關羽的忠心所感動,在許昌灞陵橋贈袍送行,並以關羽為榜樣,教導部下説“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大度地放了關羽。當時大將們都很不理解,認為關羽歸袁紹,是如虎添翼,應當追上去殺了他,以免後患無窮。曹操説:“我已經答應放人怎能失信呢?各為其主,不要追了。”遂後成就了關羽“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的千古美名。曹操接受了關羽種種苛刻的條件,甚至忍受了關羽的“過五關斬六將”,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關羽敗走麥城之後,首級被東吳送至曹操,重情愛才的曹操,以王侯之禮厚葬了關羽。可以説,關羽的一生都與曹操結下了不解之緣。沒有曹操的愛才、惜才,就體現不出關羽的忠、義、勇,而關羽的忠、義、勇最好的體現莫過於在許昌的這段時間。關羽一生的功名蓋棺定論,可以用流傳於民間的一句話來説明:“頭枕洛陽,身臥當陽,魂歸故鄉,功在許昌。”這是曹操與關羽的結緣,也是曹操、關羽與許昌的不解之緣。

有人認為:“忠”是關羽文化的核心,“義”是關羽文化的精髓,“勇”是關羽文化的魅力。倘若沒有曹操的愛才心切,沒有把關羽留在許昌,沒有給關羽那麼多深入人心的感動,也許就沒有了關羽日後尋找劉備的“忠”,沒有了從許昌“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的“勇”,沒有了赤壁大戰華容道上義釋曹操的“義”了。關羽的“忠、義、勇”成就了以後關羽“神”一樣的形象,使關羽由一個武將變成了一種精神的象徵,而這些,都與曹操分不開,也都與許昌分不開。可以説,沒有曹操在許昌的識才、攬才、容才,就無法成就關羽的“忠、義、勇”。

曹操、關羽與許昌

提到奧斯卡,人們就會聯想到美國的洛杉磯;提到奔牛節,人們就會聯想到西班牙的潘普洛納;提到慕尼黑,人們就會聯想到盛大的啤酒節;提到戛納,人們就會聯想到電影節的盛典……如今,節慶文化已經與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的品牌形象緊密相連,演化為節慶經濟,演化為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節慶産業,成為提升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徑。

如果説,特色是城市的個性,那麼,品牌則是城市的姓名,是文化産業發展的領頭羊和重頭戲。歷史似乎就是這麼的巧合,曹操借助許昌的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了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關羽以許昌為平臺,借助曹操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忠、義、勇”的化身。而今天,許昌也借助曹操、關羽這兩個歷史人物,成功地樹立起了自己“曹魏故都”這個品牌。

三國時期雖然群雄並起,但誰都不可否認的是,在漢魏、三國文化中,曹操的影響遠勝於孫權、劉備。因為曹操,許昌在三國時期佔據了獨特的歷史地位。而從許昌的實際講,許昌現有春秋樓、灞陵橋、華佗墓、運糧河、八柏冢、射鹿臺等歷史遺跡,“魏都”之名恰如其分,還有《三國演義》120回中有52回涉及許昌,這些都是許昌曾為三國時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明證。

為了把許昌“曹魏故都”的牌子擦得更亮、叫得更響,許昌市委、市政府近年來在挖掘許昌的漢魏、三國文化上也作出了積極而富有成效的努力:“漢魏故都、智慧之旅”成為許昌的三大旅遊品牌之一;與三國文化有關的春秋樓、灞陵橋、漢魏故城遺址等都經過了重新整修並被納入許昌一日遊精品旅遊線路;新建成的規模宏大、有許昌城市地標意義的許都公園、魏武遊園、曹丞相府,成為獨具特色的魅力景觀;曹魏三國文化園的整體規劃已經完成並將逐步實施;運糧河綜合整治開發正在進行;連續舉辦的“三國文化周”已成為知名節會品牌,今年第六屆更是升格為國際文化旅遊周,立足許昌、面向全國、走向世界……一系列圍繞著“三國文化”開展的活動,極大地豐富了許昌三國遊的內涵,也使得許昌“曹魏故都”品牌的號召力和輻射力更強。

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背景,為我們傳承創新三國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機。筆者認為,借助許昌的三國文化資源,找準三國文化與時代大潮的結合點,許昌的旅遊開發和“文化強市”建設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一是打造“三國學”品牌。隨著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在社會轉型中文化碰撞激烈,社會正在呼喚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而三國文化揭示的正是以人為本、安身立命的戰略之學、智慧之學。對許昌來説,更應該將重心放在曹魏文化的研究上。曹操在許昌“奉天子以令不臣”,唯才是舉、廣攬人才,以及許下屯田、“修耕植以蓄軍資”等所作所為都是戰略性的,這些戰略都是非常高明的,遠遠勝於吳蜀兩國。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文化性資源、思想性資源,非常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做一篇大文章。

二是借助文化品牌,宣傳城市形象,擴大城市影響。宣傳和文化部門應當研究和關注文化品牌的宣傳策略,通過電視、報紙、網路等媒體進行多渠道、立體式宣傳,強化城市文化的視覺符號,提高城市文化品牌在國內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在城市品牌及文化品牌建設與傳播上,避免品牌傳播缺少長遠眼光和統一規劃;注重發揮城市規劃、城市建築文化特色、城市標誌性景觀、城市文化空間和人居環境等物質實體的傳播視覺媒介作用。

三是廣泛開展國際文化交流活動。通過文化産品創作、文化人才隊伍、文化産品行銷、文化領域投資、文化教育交流、文化旅遊開發的廣泛合作,推進多方位的國際文化交流,由此宣傳“曹魏故都”品牌、塑造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從而帶動城市招商引資,促進地區文化旅遊及經濟發展。

總之,曹操、關羽和許昌都有不解之緣,並成為許昌獨具特色的三國文化資源。在建設“文化強市”的征程中,只要我們找準文化産業發展定位,充分利用歷史文化資源,精心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就一定能夠把許昌變成一個現代、厚重、具有獨特魅力的希望之城。(趙獻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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