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屆全國舞蹈展演“優秀舞蹈節目展”第二場上演的15個節目，在7月16日的研討會上引發了專家們關於“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思考。他們認為，這些作品在舞蹈藝術本體、戲劇性、文化內涵等不同層面進行著多元化的探索，充分體現了中國新一代的舞蹈編導們正放飛“想像的翅膀”。
舞蹈選材的腦洞大開與舞動無界
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馮雙白用“腦洞大開”來形容群舞作品《活著》選擇用國標舞素材來表現敘利亞戰爭所引發的創作思考。他指出，在舞蹈創作千篇一律問題普遍存在的當下，僅這一嶄新的探索“就已經足夠表揚”。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長江東認為當下舞蹈創作不僅選材上要更加“大膽”，還要以真正的國際視野思考主體性的選擇問題，打破長期以來的西方中心主義，“既然國標舞能直指人的內心世界，芭蕾舞能表現吳清華、蘭花花，那膠州秧歌能表現拿破侖嗎？”
取法多元才能舞動無界。《北京青年報》資深文化記者倫兵認為選擇具有國際性的選題、融合多種舞蹈元素是當下國際舞蹈創作的普遍趨勢，而如果《活著》能在舞臺表現手段的取用上更加多元，比如可以考慮將多媒體手段運用於戰爭背景的交待和參與人物內心的揭示，將使作品的指向更加明確。北京舞蹈學院副院長許銳則從反向思考，指出舞蹈創作應當掙脫束縛，勇於創造，“國標舞實際上來源於各個地方的民間舞蹈，但對原有素材作了非常巨大的改變。同樣，今天的中國舞蹈應該也必須是創作性的。”
舞動無界，關鍵還在於審美高度。對於戲劇性的重視是一直以來中國舞蹈創作的“傳統”，而舞蹈的表現性也依然是舞蹈本體的特殊魅力所在。原總政歌舞團團長左青在評價群舞《騎著馬兒過草原》時指出，該作品“具有濃郁的烏蘭牧騎特色，運用了傳統的蒙古族舞蹈語言和手持馬鞭的形象，這樣的‘回歸’和‘堅守’也可以説是另一種‘創新’。此外，作品緊緊抓住了過草原的‘過’字來進行結構和編排，運用了一組組的‘鏡頭’，表現了今天蒙古族人民的性格，突破了萬馬奔騰的蒙古族舞蹈程式化創作”。馮雙白則指出，無論敘事還是抒情，再現亦或表現，從某種程度上説方式並不重要，關鍵還在於作品所到達的藝術標準和審美高度。
舞蹈選材的老樹新花需要藝術眼光的發現與創造。針對作品《鉤鉤傘》，中國少數民族舞蹈學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馬文靜指出，該作品抓住了具有典型民族符號特徵的道具去表現生活中的情趣，但仍然需要藝術眼光的提煉和發展，把生活狀態昇華為藝術作品呈現在舞臺上。雲南省舞蹈家協會副主席王佳敏則用雲和流的關係來比喻民族民間舞蹈的創作，猶如“雲從地上冒出，經過各種物理和化學作用形成另一種流的關係”，民族民間舞蹈的創作需要從民間的民俗風格上升至舞臺審美提純的轉化。
舞蹈創作的科學實驗與舞動有界
雖然舞蹈創作在選材和素材的取用上應當“放飛想像的翅膀”，但正如中國舞蹈家協會分黨組書記、副主席羅斌所指出的，“舞蹈創作依然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事情，不亞於科學研究”，中國舞蹈仍然需要在不斷前進的過程中注重理性思考，努力探尋並尊重舞理規律。
中國東方演藝集團一級編導周莉亞在評價作品《覺·妻書》時，提出了創作中的限定和在限制中求發展的問題。她認為，該作品選擇以空間切入的方式進行創作，然而由於編演合一，主創太知道自己想要表達什麼而忽視了編導技法上虛實空間的有效轉化和處理，從而導致觀感上的情緒氾濫但卻表意不明。
而“在限制中求發展”的問題則主要體現于作為舞臺藝術創作的舞蹈如何實現從舞種風格到人物形象的過渡與融合。安徽演藝集團原董事長張居淮認為，作品《喜餑餑》 “非常巧妙地把山東秧歌的元素融入到揉面過程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表現之中”，有著非常寬泛的內涵。北京舞蹈學院教授田露指出，如何讓國標舞的風格和技術真正轉化成為舞蹈形象的語言，是作品《活著》需要突破的關鍵問題，“這個作品雖然在舞蹈的造型、編排上有意無意表現了人物關係和內心世界，但仍然需要發展，實現風格與形象的無縫銜接”。
關於舞蹈的意象與空間，周莉亞提出了獨舞編創的三重空間，“一是肢體空間，二是肢體以外的舞臺空間，三是舞臺之外的延伸環境空間。”田露認為，舞蹈應當通過具體的形象表徵為觀者創造出虛幻的空間，“其實意象的舞蹈不是虛對虛的，演員的空間一定是看見了具像的東西，但是要通過具有‘發散性’的形象讓觀者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雲南省“音樂與舞蹈學”舞蹈學科帶頭人徐梅在評論作品《女書·吟》時指出，作品編排清晰流暢，結構完整，但就文舞相融的角度而言，“一個群舞似乎不足以承載文字介紹中這麼厚重的女書歷史與文化內涵”，作品依然缺少具有典型性的、讓人眼前一亮的舞蹈語匯“點題”，“就審美形式的表達上，仍然讓人覺得不夠滿足”。（曾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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